“干活,干活!”第二天天刚放亮,车间主任刘建军开始喊人了,我跟着一些工友穿上衣服赶紧往机台上跑。而机台那面砖机的离合“哼哼哼”搅拌的声音已经开始,踩水坯的,拉板的,拉头车的,都已紧张有序地开始了。
我也找了一个车,学着别人上车的样子,“咣!”车子插进去了,结果裤子被刮了一道口子,大腿也刮出了血。机台拉板的小姑娘慌了,我这面一耽误,后面的水坯就开始聚堆了。开离合的赶紧关闭,后面的搅拌机也要停止,一整套全慌乱了,回坯头清地沟的小伙子也开始叫喊了……从那天起,我正是成为一个推车工。我们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推着水坯车在1000米左右的架道上往返,多的时候一天能推100车,少的时候也有50-60车。每车水坯是96块,每块坯子的重量是7斤,每车的工钱是1毛6分。
每天早晨四点半到晚上八点半,中间要除去两个小时的吃饭时间,有时候晚上还要加班,这就是我们的工时。刚开始的时候,车把擎不好,翻车的现象时有发生。时间长了,就是拼体力,拼耐力和持久力。不知有多少儿来了又走,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走了又来……
烈日炎炎的午后,我们八九个人就像“祥子”一样,穿梭于机台和架道之间。男生光着膀子,渴了就就到机台旁的大吊桶旁拧开龙头,驴一般得狂饮,随即便从背后流出汗水,一直流到裤子里,刚要擦上一把,回头一看,已经到了上车的次序。而那些码架的妹子们则用头巾把脸盖得严严的,用口罩捂住了嘴,只露出一双会说话的眼睛。他们每天十几吨的工作量,也是忙到了手腕用手绢绷着。我们吃的是高粱米,菜几乎是没有的,油更是一种舍不得吃的劣质猪头油,还得省吃、再省吃。女生有时候切半个土豆,放点盐,男生则直接泡点凉水,弄点盐面,闭着眼睛吃。然而,吃了那些没有营养的高粱米,推过两个小时的车,肚子里就开始咕咕叫了。架道边有卖大果子(油条)的,还有卖丸子有。一斤大果子,差不多要推上10车的砖坯,吃与不吃,都是一种诱惑。
记得当年做饭的是一个老头,他除了做饭还要清架道,就是把成品装窑出来的架道进行清理,等着我们推车和码架的人过来使用,周而复始,工作量不是很大,却也需要一个专人。而做饭就是把我们工友的饭盒放到一个大的笼屉上,扣上锅盖,上面加一个破门帘子,把水烧开,等热气冒严。
砖厂的活计虽然辛苦,而这些男女青年都是以苦为乐的。有时候机台拉板的女孩在我们推的水坯车上插上花草或是写上几句问候的话语。有时也写会写上几句骂人的话:“推车的都是个大坏蛋。”我们便飞快地把这些问候送到“远方”……而我和那些妹子平时最多的要算是猜谜语:给爷爷送仙草——孙永芝(枝);雨天没有闪电——雷玲(零);雨天推车——陆向华(路向滑)……这些谜语有时急得她们团团转,一旦猜中了她们又兴奋地哈哈大笑。
晚上下班以后,劳作一天的人们并不十分珍惜自己宝贵的休息时间,反倒聚在一起,听他们好听的方言土语,听他们讲述天南海北的打工奇遇,听他们讲述关于婚姻、家庭乃至社会的故事,虽然不是很深刻,但也有她们独到的见解。夜深了,我们远望着家乡,点起了篝火,唱起了《十五的月亮》《望星空》《敖包相会》《星星点灯》《水手》,而我却爱唱那首《鲁冰花》:家乡的茶园开满了花,妈妈的心肝在天涯。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鲁冰花。啊……
有时候会遇到主机破坏,零件紧缺,只好停歇。如果是晴朗的天空,我们这些青年男女可以换上干净的衣服,女孩还可以抹一点口红,然后跟着拉砖的车一起去锦州市里拍照和购物。雨休的日子,是我们这些打工仔、打工妹的快乐时光。我们可以逛街,打扑克,甚至喝酒。离家近的妹子便可以回家,我们还可以分享她们从家乡带回的特产,听他们讲述亲情离别的场景。那些在家里见到熟人说句话都脸红的妹子,和我们在一起却亲如一家。打工仔为打工妹拎水买菜,打工妹给打工仔洗衣服那是常有的事。有的还处了对象,在我看来,这些要比农村“见面、换盅、结婚”那种简单的模式要好的多,至少他们有了感情基础。
有时候,趁着雨休,我会跑到成品车间帮助哥哥一起装窑。哥哥所在的成品车间,大多是成了家的成年人,他们装窑、出窑、却不存在砖机好坏的问题。只有雨休,雨一停下来,他们车间主任就开着拖拉机推道,道不好走,就用驴子拉坡。记得他们的车间主任姓金,三十多岁,留着小胡子,操着一口地道的锦州口音,人们都管他叫小金子。小金子和哥哥关系不错,遇到雨休的时候,他会给哥哥找一些灵活,多记几个工,月底做工资的时候,也会比别人多个几十块。
而孙老六那个家伙几乎是没有雨休的。因为他和半成品主任刘建军,还有几个机修师傅混得很熟,他会趁着别人雨休的时候,和他们在一起干零活,或者学电焊,学开车,甚至和他们一起喝酒打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