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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芳草绿。
不是春天，而是夏天。人们都说春天是美好的，实际上夏天也是很美好的。夏天里，天空有时候是蓝蓝的，纯净得像被水洗了一般；有时候又是灰灰的，一副要下雨的样子。土地里是绿绿的，山坡上也是绿绿的。在那漫无天际的绿色中，又时不时地能见到红的、黄的、紫的和白色的花。地里的包谷有的出了天花，有的挂了穗子，红色的包谷须子十分耀眼。门前的核桃树也结上了青皮核桃，绿嫩绿嫩的核桃树叶子放在嘴上一吹，就能发出吱吱的叫声。太阳突然变得火热火热的了，好像要把土地烘烤出一层油来。知了躲在树阴下声嘶力竭的鸣唱，给人在宁静中带来一点儿喧闹。
这是一九五八年的夏天。人民公社成立了，我家的田地全划到了人民公社名下，只给我家在大门前留下了一小块自留地。农业社变成了生产大队，社长变成了队长。沈支书继续当着大队支书，沈支书的侄子沈幸福当了生产小队长。沈幸福很尽责，每天早晨天还没亮他就从三元沟垴开始喊起一直喊到水泉坪，叫社员们上工。社员们也很听话，听到沈幸福的喊声，就扛着家伙到指定地点去集中，就跟当兵一样，沈幸福将一天的活派下来，大伙儿就分头去干。社员们都觉得很新鲜，排着队下地干活儿，嘻嘻哈哈地看着别人的样子笑。我们家只有婆、我和房山成三个人不去生产队干活，其余的人都得去，如果不去，那就是大逆不道，轻则在大会上批评，重则就要受到不给口粮的惩罚。要是在三元沟垴干活倒也罢了，要是去水泉坪干活那就惨了。因为路程太远，稍不留神就迟到了。迟到了可了不得，一个小时之内罚掉半天工分，超过一个小时，一天就白干了。就是这样，你还非干不可，否则，你就别想生产队分给你粮食了。
没过多少日子，家里的锅也归人民公社了，说是要煮钢铁。那天，沈支书和沈队长带着我大哥、还有另外几个人挨家挨户砸锅，到了我家，沈队长笑嘻嘻地问我大哥：“房山树，你家的锅是你自己砸还是我们帮着砸？”
也许是大势所趋、胳膊拧不过大腿，也许是为了表现自己，大哥阴着脸，毫不犹豫地冲进屋里，将锅拿出来放在地上，抡起锄头“咣当”几下就砸了个稀烂。
母亲站在一旁直掉眼泪，嘴里冲大哥嚷道：“我的活祖宗啊，把锅砸了以后拿什么煮饭吃啊？”
“吃食堂。”沈队长接过来说，“生产队已经办了食堂，谁家也不用自己做饭吃啦，省出力气往共产主义跑吧，饿了进食堂，大鱼大肉撑死你们。”
真是天话！实际上，还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就有许多不幸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上了大黑沟：某某公社因为没有粮吃，食堂已经解散了；某某公社不但有人讨饭去了，而且还饿死了人。这些消息既使人感到难受，又把人吓得心惊肉跳。但这些消息都不是空穴来风，许多年后我从县上的大事记中发现，从一九五七年冬到一九五八年春，全县的确有几个人因为没饭吃而被饿死，还有二十五户、五十多人外出逃荒。有关基层干部也因此而受到了撤职处分。我还从那些大事记中看到，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八年这五年中，全县粮食产量的总的情况是：一个丰收年，两个平常年，两个歉收年。丰收年都吃不饱肚子，歉收年饿死人也就不稀奇了。
但我家却没有一个被饿死，我家的那一群孩子不但没有被饿死，反而还健健康康地生存下来了。像我家那样的十口之家没有饿死人，不能不说是一件伟大的奇迹，也不能不说是父亲、母亲和大哥的一件伟大功绩。
因为生产队办起了食堂，我家里的油盐米面都被生产队没收了，仅有的两只老母鸡也被沈队长逮去了。为这事，婆还跟沈队长昏天黑地地吵了一架。不过吵归吵，闹归闹，民与官斗永远都是输家。吵的结果，不但鸡被逮走了，婆还哭了一场。
这天天刚亮，我和房山成就被婆的那一阵“噼噼啪啪”地击打声给惊醒了。这些年来，婆并没有苍老多少，也没有病倒过，但她仍然不停地从尿桶里抓些屎尿往身上抹，在身上击打，弄得家里一直都臭不可闻。父亲曾经劝过她，大哥也曾经劝过她，叫她从全家人生存的大局出发，别再抓屎尿在身上击打了，可她不但不听，反说父亲和大哥不孝。她不但没停下来，反而变本加厉地击打了起来。她说鬼已经缠住了她，只有用屎尿这种龌龊的东西才能把鬼驱赶走。她说她一击打起来鬼就走了，她一不击打鬼就来了，于是她就不分白天黑夜地用屎尿在身上击打起来了，弄的本来就没有人来的大黑沟就更没有人来了。尤其令人可气的是，大哥好不容易找了个姑娘到家里来看家，可姑娘来刚进门，就被婆的那一股臭气给熏跑了。大哥一气之下也跑了。大哥已经是村里的团支书了，有时还跟着县上派来的工作组进行反右斗争。一些姑娘见大哥前程远大，人又长得漂亮，所以就不断地对大哥表示亲睐。但那些姑娘最终都没有跟大哥结婚，而跟别人睡在了一起。因为那些姑娘一看到我家住在大黑沟，一看到我家的破房子，一看我家里的一大窝孩子，一看婆的那个样子，一闻到我家里的那一股臭气，就都退避三舍了。为这事，大哥心里着急，父亲和母亲心里也很着急。但着急有什么用？无情的现实就是那样，要改变环境比登天还难。
从春天开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口号就喊得连天价响，为了“钢铁元帅”尽快升帐，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也风起云涌。因为我家只有父亲和大哥是劳力，所以就不可避免地都“大炼钢铁”去了，家里就母亲领着一群孩子和一个瞎眼婆婆在家里维持着生计。人民公社已经成立，农村行政机构也由农业社变成了生产大队。为了避免产生新的地主富农，也为了避免产生新的剥削和新的压迫，农民已经不再拥有自己的土地，一切土地都必须归到以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为载体的集体里面。农民都成了人民公社的社员，都必须在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具体领导下到集体的土地上去进行劳作获得“工票”才能分到粮、吃到饭。如果不到集体的土地上去劳作获得“工票”，那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别想吃上饭。
生产关系这一重大的历史变革，无疑又把我们一家人重新推进了水深火热之中。因为我家十口人中就有一个年老的瞎子，一个多病的女人，六个未成年的孩子，只有父亲和大哥两个劳力。在靠“工票”吃饭的年代，两个劳力要养活十口人无疑于天方夜谈。
人活在世界上，吃饭永远都是头等大事。母亲为了减轻吃饭所带来的压力，就不得不拖着病糠糠的身子领着二哥、三哥、二姐和三姐到生产队去参加集体劳动，勉为其难地去获取几分可怜的“工票”。从大黑沟到生产队去干活儿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主要是路程远，最近的要走六里路，最远的要走十六里路，母亲和哥哥姐姐们常常起五更、睡半夜地来回奔波，也常常迟到。
母亲领着哥哥姐姐们走后，家里就只剩下了婆、我和房山成。我们三个老小都不能自食其力，连最起码的饮食起居能力都不具备，都要母亲一一安排到位之后我们才能吃上饭。
那天我和房山成睡到很晚才起来。起来后，就争先恐后地把饭从锅里捧了出来。说是饭，实际上就是一人一碗少油无盐的野菜。野菜里虽然搅有包谷糁子，但包谷糁子却少得可怜，不仔细瞅根本就看不见，打眼一看直接就是一碗黑黝黝的树叶子，吃到嘴里又苦又涩。婆早就吃过了，她是跟母亲他们一块儿吃的。每顿吃饭都必须给她先舀一老碗，如果不给她先舀，她就闹得让全家人都吃不成。
我嫌家里臭，就把碗拿到场院里吃。太阳已经升了一杆子高，热烘烘的光芒给场院投上了一片亮色。我见场院里很明亮，就把房山成也从家里叫了出来，叫房山成和我一起享受夏季上午的温馨。
我喜欢夏天。夏天除了偶尔来点儿狂风暴雨令我感到讨厌之外，其余的时间我都觉得十分美好。因为夏天既不用烤火，也不用晒太阳，打着光身子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干着自己想干的一切。我又没有衣裳穿了，自从我把两岁要死的时候母亲给我缝的那一身衣裳穿烂之后，就再也没有衣裳穿了，一年到头都打着光身子。每逢天冷和天凉的时候我都只有借助火塘和太阳取暖才能使自己活得鲜活一点儿。当然，并不是我一个人没有衣裳穿，房山成也没有衣裳穿。房山成长到半岁以后就和我一样打起了光身子。房山成的右手大拇指上多长了一个指头，那个指头虽然很小，虽然紧贴在大拇指上，但仍然是一个指头，仍然是一个指头的样子，不但长着指甲，而且还能象其他指头一样活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房山成的小名成娃子就没人叫了，而全把房山成叫做了“六指子”。“六指子”长得十分瘦小，小小的脑袋，小小的眼睛，小小的鼻子，小小的嘴巴，就连身子也是小小的，干瘪得就像皮影子一样单薄。他和我一样光着身子，就象一只刚出生的猴儿一样圪蹴在太阳地里。家里实在太穷了，实在没有能力给这我和房山成缝衣服穿。二哥、三哥、二姐和三姐虽然都穿着衣裳，但那也不过是围上了一块遮羞布而已，裤子只能达到腿腕子，衣裳短得连腰都盖不住，一身单衣一年四季补了穿，穿了补，就连换洗的衣裳都没有。穿得最好的是大哥。大哥不仅有一身没有打补丁的单衣，而且还有一件黑色的袄子。因为大哥要找媳妇，还要到人面子上去走动，所以发给全家人的布证都让大哥一个人用了。实际上布证也不多，起初每人每年一尺七，后来每人每年三尺七，不集中起来用也没法缝衣裳。我们自然都不和大哥争，也没办法和大哥争，能活下来就不错了，谁还争着穿衣裳呢？
我和房山成吃了饭，就在场院里玩起泥巴来。五岁的我和三岁的房山成都没有其他营生可做，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玩泥巴。房头上有上好的黄土，用水一搅拌就是黏糊糊的，想怎么捏就能怎么捏，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我做了一匹狼，房山成做了一只小鸟。做好以后看着不像，就又毁了重做。做好以后仍然不像，就又毁了再做。就那么周而复始，不知不觉就把大半天混过去了。看看太阳转到了西边，房山成就吵着肚子饿了，我也感觉到肚子饿了，于是我们就去摘苦李子吃。我们家的房头上有几个圆溜溜的大石头，在石头中间长着一棵很粗很高的苦李子树。春天开花的时候是一片白色，夏天结了密密麻麻的苦李子的时候是一片绿色，深秋的时候苦李子熟了是一片红色。那既是我家唯一的一处风景，也是我和房山成的乐园。苦李子长到指头大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摘，一直摘到苦李子红了、摘完了方才罢休。
我叫房山成在树下等着，我上树去摘。苦李子离成熟还早，我上树之后先吃了一个，差点儿把牙齿酸掉了，根本就吞不下去。我对房山成说吃不得，但房山成不信，吵着非要不可。我被房山成吵的没办法，就又去摘。但就在这时，事情发生了。我一只手去摘苦李子，另一只手没扒稳，一个倒栽葱就从树上掉了下来，脑袋撞在石头上，鲜血直流，当即就昏了过去。幸亏摔得不高，石头也没有棱角，不然的话，就没命了。房山成见我从树上摔了下来，就没死命地哭了起来。哭声惊动了婆。婆杵着拐杖摸索着来到苦李子树下，又摸索着把我从石头上抱起来，嘴里直埋怨我不该上树。但我却昏迷着，不哭也不动，就象死了一般失去了知觉。婆叫了几声我，见我没答应，就以为我已经死了，于是就坐在地上悲痛地哭了起来。
这时，母亲赶了回来。母亲本来正在生产队干活，但就在我从树上摔下来的那一刻，她突然觉得心里发慌，眼皮也狂跳不止，所以就忙向生产队长请了假，提前收工赶了回来。母亲见我跌得头破血流，就忙从神龛的香炉里抓了一把香灰捂在了我的伤口上。又见我虽然昏迷着，但胸口还在搏动，这才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片刻之后，我终于从昏迷中醒了过来。我感觉到头好疼，疼得好象要炸裂。又感觉到好饿，饿得好象要断气。我吃力地抬起眼皮，当发现躺在母亲的怀里的时候，我就“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母亲把我放到床上，就去煮了一点野菜让婆和我们哥俩吃。婆和我们哥俩刚把野菜吃完，大哥突然扛着一口袋洋芋汗流浃背地回来了。大哥“大炼钢铁”去了一个多月，整个儿脸盘都瘦了一圈儿，虽然精神还和原先一样，但人却已经瘦得不成人形了。
母亲见大哥扛了一口袋洋芋回来，就高兴地说：“哎哟！山树，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洋芋啊？”
“陈延清家的。”大哥喜形于色地说。
“是借的还是买的？”
“既不是借的也不是买的，我见他们家里没人就装了一口袋。”
“啥？你是偷的？”母亲突然变了脸色，怒气冲冲地说，“这事情你也能做？你这是做贼呢！赶快给人家送回去！不然的话，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送啥呢送？拿地主家一点洋芋有啥了不得？”
“地主家？地主家就该偷？赶快给人家送回去！”
“不送！既然拿来了就不能送！”大哥执拗地说。
“还是给人家送去吧。”母亲苦口婆心地说，“你这么大的人，也该知道咋样做人了。人活在世上，活的就是个脸，活的就是个骨气，活的就是个光明正大。穷名好听，贼名难背，背上个贼名就一辈子都抬不起头了。你也读过几本圣贤书，这个道理你该懂得吧？”
“道理我当然懂，可人都快饿死了，要那些道理能顶屁用！”大哥仍然不愿送。
这时，母亲终于发火了。她对着大哥大吼一声：“房山树，你给我跪下！”
大哥直愣愣地站在母亲的面前，一脸的惊愕。他长到十八岁都没有给任何人下过跪，母亲猛然叫他下跪，他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母亲见大哥不愿下跪，就更来了气：“你到底跪不跪？你以为你翅膀硬了是不是？我真没想到竟会做这号没皮没脸的事情来了！我们房家的人都让你给丢尽了！你伢的脸也让你给丢尽了！我今天要好好地指教指教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
这时婆也开了腔，她先是对我母亲说：“黄女，你去找根棍子，先狠狠地抽他一顿，再给他讲道理！真是祖上无德，竟出了这个不肖子孙！做贼！你拿着四两棉花去访访（纺纺），我们房家祖宗十八代有做贼的吗？想当年我和你伢、你大伯从湖广行程几千里一路讨饭来到这里，饥一顿，饱一顿，冷一顿，热一顿，有时饿得眼睛发花都不做贼，没想到现如今却出了你这个贼娃子！你这是在给房家的老先人丢人呢，在给你自己这一辈子下绊脚石呢！我原来一直认为你是个好娃子，没想到你原来竟是这样一个不成器的东西！……”
大哥在母亲和婆的两面夹攻下，不得不跪了下来。他的个子实在是太高了，跪在地上也比坐在板凳上的母亲高出半个头。他虽然有那么高的个子，但在母亲的面前他仍然是个孩子。他不得不承认母亲教训得对，也终于认识到了自己行为上的卑鄙和人格上的掉价，所以他不再辩驳，低头跪在了母亲面前。
这一切，我躺在床上都听得一清二楚。我没想到大哥会做贼，竟去偷人家的洋芋。我更没想到母亲对大哥竟是那么严厉，竟让大哥跪着听她的教诲。我在心里暗暗地发誓，今后即使饿死也绝不偷东西。
大哥把洋芋给陈延清送去了，人却没有回来，他一走就是两个多月，直到父亲病了，他才和父亲一起回了家。
“大炼钢铁”运动已经接近尾声，浩浩荡荡的农民“炼钢”大军又逐步回归了土地。虽然炼出来的钢铁大多数都是废品，但少数有能力的年轻人仍然在这场运动中受到了锻炼，露出了头角，大哥就是其中的一个。大哥把洋芋给陈延清送去之后，陈延清不但没有怪罪大哥，反倒又亲自把那一口袋洋芋送上大黑沟帮我家度过了青黄不接的春荒。大哥刚回家没几天，就有两个干部模样的人上了大黑沟，进了我们臭烘烘的家。一个年长一点儿的干部对父亲说：“老房啊，我们今天来也没有别的事，是专程来给你报喜的。根据房山树同志在‘大炼钢铁’运动中的表现，组织决定叫房山树同志到县上去工作。”
这真是一个比天还要大几倍的喜讯，大哥乐了，母亲乐了，婆也乐了。大哥当即就向那两个干部信誓旦旦地说：“我一定好好干，决不辜负组织和领导对我的培养！”
但父亲却阴郁地说：“我十分感激组织对我家山树的信任，也十分感激领导对我家山树的培养，但我家山树却去不了。你们看我这个家哪里还像个家呀？他婆已经那么大的年纪了，又是个瞎子。他娘又是个病包子，整天都病病歪歪的。我已经病成了这个样子，说不定哪天躺下就起不来了。这一帮孩子就他大一点儿，如果他再一走，那我这个家庭就要散摊子了。”
父亲狠着心说出这翻话后，几乎连大哥的脸都不敢看了。作为父亲，他何尝不想儿子当干部出人头地？但家里的情况又不得不使他作出了不让儿子走的决定。那两个干部模样的人见父亲说的的确是实情，就把父亲安慰了几句，又把大哥鼓励了几句，就很惋惜地走了。
那两个干部刚走，大哥就气烘烘地埋怨父亲说：“伢，这样的机会别人想都想不到呢，可你却把送上门来的好事给我放脱了！你这不是害我一时，你这是害我一辈子啊！”
说罢，就放声大哭起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到了伤心处，仍然会哭。
父亲长叹一声说：“对不起，山树！你别哭了，也别抱怨我，不是我不让你走，而是你走不得呀！事情是明摆着的，你婆老了，我病了，你娘的身体也不好，如果你再走了，那么这一大家子人就没法再活下去了。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不但我要为这一大家子人着想，而且你也要为这一大家子人着想啊！你还年轻，也许以后还有许多机会等着你，等你的老弟、老妹都大一点儿了，你再走也不迟。我这个病怕是不得好了，我一死，你要把我这个担子担起来啊！”
从表面上看，父亲似乎并没有多大的病，也就是时不时地咳嗽一阵子，还伴着一阵一阵的气喘。实际上，他的肺上已经出了毛病。也说不上究竟是肺炎还是结核，反正咳出来的痰很浓，带着淡黄色，还参合着一疙瘩一疙瘩的血迹。也没有钱治，就那么硬硬地抗着、拖着，往死里抗、往死里拖。
到了十月，父亲就气喘得干不了活儿了。父亲心里急，全家人心里也急。但急归急，却没有办法。不说钱，就是从生产队分回来的粮食也只能勉强把年前度过去，到开春就又没有饭吃了。父亲把自己的病放到一边，却为一家老小的日子着起急来。他对大哥说：“你想办法去弄点菜，借一口锅，把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都请到家里来，我有事情要和他们商量。”
大哥说：“啥事情，我去办不行吗？”
父亲说：“不行！这号事你们年轻人张不开口，就是张开了口也不一定能办得成，还是凭着我这张老脸来说话。”
大哥说：“究竟是啥事你说嘛，你还没说咋就知道我办不成呢？”
父亲说：“我要向他们要求，我家在大黑沟里单干。”
大哥说：“这号事我的确没有办法说。刚人民公社化，我家就要求单干，上级能批准吗？”
父亲说：“我叫你去把他们都请到我家来，意思就是叫他们都看看我家里的情况。人心都是肉长的，他们见我家确实过不下去了，也许是能批准的。你去请他们的时候先不要对他们说我家想单干的事，等他们把我家的情况看了以后再说。”
纷纷扬扬的大雪下了一天一夜，生产队放了假，社员们都被大雪堵在了家里，有酒的就喝几盅小酒，然后上床蒙头大睡，没酒的就坐在火塘边上烤着大火。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也都窝在家里，见有人请，心想请去一定有酒喝，所以就陆陆续续地到我家来了。支书仍然是沈德凤，大队长是胡思进，大队会计是胡思义，生产队长是沈幸福，生产队会计是李达清，这一帮人先是问了父亲的病情，然后就坐在火塘一边烤火一边等酒喝。
我家的确有酒，就是洋姜酒，也准备让他们喝酒，哪怕喝醉都行。父亲自从患病之后，就滴酒不沾了。大哥也不喝酒，连酒闻都不闻。剩下的我们这一群孩子虽然想喝酒，但父亲、母亲和大哥坚决不让我们喝，所以家里的酒就存下来了。
关键的问题是没有好菜来招待这些掌握着我家生死存亡的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没有肉，大哥就狠狠心杀了那两只老母鸡。那两只老母鸡本来被沈幸福逮去了，可沈支书不行，硬逼着沈幸福把鸡送了回来。那两只老母鸡也真老，从早晨一直煮到下午也才勉强能咬得动。酒过三巡之后，父亲才提出了单干的问题。一言既出，干部们就都愣住了，他们万万没想到父亲竟会提出这样一个不合时宜而又令人头痛的问题。但既然喝了我家的酒，吃了我家的鸡，就总得有个明确的答复。干部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就都把目光集中到了沈支书的脸上。千把斧子都有脑，沈支书就是脑，他不表态，别人谁敢说话呢？父亲和大哥也把目光射向了沈支书，似乎我家的前途和命运，都系在沈支书的点头和摇头之间了。
沈支书闭着眼睛，一副急剧思索和为难的样子，但想了半天，也迟迟不肯表态。父亲见冷了场，就忙示意大哥率领着我们这一帮孩子给干部们敬酒，一人四盅，挨门儿过。
沈支书喝了酒，终于声音低沉地对那些干部们开了腔：“干部们都在这里，我知道你们也都在等着我一锤定音，那好，那我就谈点儿自己的看法。按照房岩柏的家庭情况来看，房家不耍单干怕是不行了，这一大窝孩子，不耍单干，是肯定活不下去的。但这又关系到政策问题、路线问题，如果让上面知道了，那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我想，房家要单干就让他们单干，但要瞒上不瞒下，绝对不能让上面知道了。反正房家住在大黑沟里，只要我们这些当干部不向上面汇报，房家就是把天捅个窟窿上面也不会知道。你们看呢？说这样行，就行！说这样不行，那就不行！来个痛快！”
支书发了话，其他干部就是有意见也不好说了。再说，他们发现我家的问题的确是太大了，所以就都点头同意了。
我家单干问题就这样被定下来了。
干部们刚走，父亲就满怀希翼而又充满信心地说：“我家终于快有饱饭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