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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以后，我终于又来到了阔别一年多的学校。
那天三哥专门请了一天假，背着我的书本、被子和粮食把我送到了学校。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看来三哥是铁了心，非要让我当上“状元”不可了。我心里很感动，也很感激，一路上都在想着如何当上“状元”的事。我想起了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也想起了吕蒙正的故事，我把那些故事都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尤其是吕蒙正的故事，我想了一遍又一遍。吕蒙正是北宋名相，洛阳人，少时贫苦，孜孜好学，宋太宗时考中状元，曾先后三居相位。遇事敢言，不惧犯颜直谏。洛阳城东南十余公里处的偃师佃庄相公庄就是吕蒙正故里。吕蒙正的父亲在洛阳做官，听信小老婆的谗言，把结发妻子和儿子吕蒙正赶出府门。吕蒙正母子在洛阳无亲可投，便流落到洛阳东二十多里的一个村子里，寻了一个破窑住下。那个破窑，无门无窗，又破又烂，遇到风雪凌侵，寒冷刺骨。生活没有着落，全靠母亲给村人纺棉赚点儿钱糊口。母子总是吃稀汤野菜，穿得破破烂烂。幼小聪明的吕蒙正不仅没叫过一声苦，而且还常常剜菜、拾柴禾，为母亲分忧。他每天外出，总要路过村学门前听学生读书。听得多了，也能背诵一些；七八岁时，便向母亲要求上学。母亲含着热泪说：“娘知道读书好，要不是你狠心的爹爹把咱撵出来，你早就入学读书了。可是咱现在连吃穿都顾不上，哪来的钱供你上学呢?”幼小的蒙正固执地说：“那俺一辈子不能上学念书了吗?”母亲听了孩子这么一说，伤心得一夜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她猛然想起，她小时候在娘家跟爹爹也念过几年《四书》、《五经》，不如由自己来教孩子读点书。第二天，吕蒙正去拾柴禾去了，她就到村里相识的人家，找了一些残缺不全的旧书，晚上一边纺棉，一边教儿子念书。吕蒙正有了读书的机会，高兴极了，拾柴剜菜时，嘴里也在背诵，晚上读得更有劲。时间长了，有些难解的词儿，母亲解答不了，他就到村学向先生请教。村学先生见他好学，就收他为“特别学生”，晚上给他讲书，并且给他些笔墨纸砚之类的东西让他使用。这样，吕蒙正的学业大有进步。有一年的大年三十，吕蒙正外出劳作一天，晚上回到寒窑立即翻开了书本，这时传来了人家祭神过年的爆竹声。年迈的母亲含着泪说：“孩子!明天就要过年了……”吕蒙正知道家里米光面尽，知道母亲心里难受，没等娘把话说完就安慰母亲说：“我读我的书，你纺你的棉，有朝一日得了志，咱一天过上一个年。”娘听了孩子的话，觉得孩子有志气，便揩干眼泪继续纺起棉来。吕蒙正长到十八、九岁的时候，母亲刘氏由于劳累过度，病魔缠身，在饥寒交迫中离开了人世。吕蒙正独自一人过活，他白天街头谋生，晚上就在寒窑苦读。……
想着这个故事，我心里便有了无穷的豪气。既然古人都能在逆境中日夜苦读，为什么我就不能像古人一样奋力拼搏呢？我相信我一定行！
三哥见我一路上都不说话，就低声问我：“山鹰，你在想啥呢？”
我老老实实地说：“我在想吕蒙正的故事。”
三哥高兴地说：“好，好！多想想别人在穷困的时候是咋样读书的，你就咋样读书。”
我说：“三哥，只要能念书，再苦我也不怕。”
三哥说：“这就对了。反正我已经把大话吹出去了，能不能给我争这个脸就全靠你的努力了。你给我记住，不在苦中苦，就难人上人。要高人一头，必须先矮人一节。……”
我们弟兄二人一路说着话，不知不觉就到了学校。
学校还是原来的学校，校长还是原来的校长。所不同的是，我原来上的那个班已经毕业走了，只有刘有福因为留级还在那里。有几个我熟悉的老师也被调走了，校园里出现了几个年轻的新面孔。
来校报名的人很多，家长也很多，整个校园都是闹闹嚷嚷的。不知道三哥从哪里弄来了几块钱，很骄傲地给我报了名，然后又把剩下的两角钱地给我说：“这两角钱给你零花吧，揣好，别弄丢了。”
我推辞说：“这两角钱你去买点啥吃吧，我不要。”
三哥立即佯装生气地说：“叫你拿着你就拿着，推辞个啥子？”
他把钱往我手里一塞就走了，好像急着回家干什么似的。他的背有点儿驼，走路时老是低着头、佝偻着腰。年轻轻的，却给人一种老态龙钟的样子。我目送着他急匆匆地往回走，心里突然涌出一种酸溜溜的味道。他不顾自己肩头的重压送我上学，真是太不容易了！
一直到看不见他了，我才回过头来去找雷老师。我虽然报的是六年级，但因为我辍学了一年多，我怕六年级不要我。我又听说六年级班主任是我的死对头刘老师，所以我更怕刘老师给我小鞋穿。因此，我要去找雷老师，把我的担心都说出来。
雷老师见了我，显得十分高兴，立即就领着我去找刘老师报到。刘老师还是那么年轻，还是那么神采奕奕，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过去的不快，忙把我领导教室，暂时跟刘有福坐在一块儿。
刘有福已经比原来长高了一些，脸也比原来白了不少，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嗓子却是沙哑的，叫人听了很是不舒服。他见我又到学校来了，就很高兴地说：“这时候你能到学校来真是太好了，我们又能并肩战斗了。”
“啥？啥子战斗？”并肩战斗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新名词，其中的含义我十分生疏，所以我不得不问清楚。
“你连并肩战斗都不知道啊？过去还是学习尖子呢！”刘有福挖苦了我一句，接着又神秘地说，“国家的形势发生了天大的变化你知道不知道？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央发下了一个“5.16”通知，说要开展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并且还发表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文章。前不久，中央又作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决定中对我们教育战线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你看———”
刘有福突然从位斗里拿出一大叠报纸和文件，从中找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翻到“十、教学改革”这一段给我念道：“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我真没想到在短短的一年的时间内，刘有福竟然已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了。跟他比起来，我不仅是一个十足的土包子，而且简直就是孤陋寡闻、一无所知了。我有些羡慕地说：“你真了不起，竟晓得了这么多事情。可你这些报纸和文件都是从哪里弄来的啊？”
刘有福立即很得意又很骄傲地说：“告诉你吧，我现在已经是‘儿童团’团长了，受刘老师的直接领导，同学中文化大革命的事都归我管。这个暑假我根本就没有回去，还有很多同学也没有回去。我们每天天没亮就起来用喇叭筒子对着河对岸的公社和街道播报、播‘5.16’通知、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刘老师说，这些关键性的文章要月月播、天天播，要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你看，虽然有很多同学换着播，但我的嗓子仍然播哑了，说起话来十分吃力。你来了就好了，你的普通话说的比我好，嗓门儿也比我大，以后你就当主播，帮我把革命气势再搞得浓一些。”说着，他又变戏法似的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红袖箍来递给我说：“快戴上，这是我们儿童团的标志，也是我们革命的标志。它是光荣的标志，只有我们贫下中农才能戴，那些地富反坏右的孝子贤孙是绝对不能戴的。有了这个标志，我们就是革命者了。”
这时我才发现，他的左臂上早已戴上了红袖箍，红袖箍上印着三个黄色大字：“儿童团”。
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含义和具体做法，但红袖箍就像一把火，顿时就点燃了我的革命热情、烧沸了我浑身的血液、也忘记了我要当“状元”的豪言壮语，朦朦胧胧而又是毫不犹豫地就投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去了。第二天天没亮我就起了床，脸都没顾的洗，就拿着大喇叭筒子对着河对岸声嘶力竭地喊着报纸，喊着“5.16”通知，喊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大约喊了一个月我就升了“官”，刘老师“封”我当了儿童团的副团长。有了这个“官衔”，我就喊得更起劲了。好像浑身都是激情，不但早晨喊，而且晚上也开始喊了。很多同学都喊哑了嗓子，但我却没有，我的声音一直都很洪亮。
学校完全停了课，不，不是停课，而是根本就没有上课。不知刘老师领了谁的尚方宝剑，眨眼间就变成了呼风唤雨的孙悟空，整天都在校园里横冲直撞；陈绍美也不做饭了，整天跟在刘老师的屁股后面摇旗呐喊。在他们两个人的煽动下，学校里几百名稚嫩而又无知的孩子就像发了疯，整天握着还不知道怎么握的毛笔写标语、写大字报。写完了标语和大字报，就去砸黑板，砸课桌，对老师直呼其名。有的学生给雷老师戴上了纸糊的高帽子，上面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有的学生给李老师的脖子上挂了一块纸牌子，上面写着“地富反坏右的孝子贤孙”。刘有福更是把风头出尽了，他带着一帮子儿童团员，把各个年级、各个班的老师都强行地拉到太阳地里去晒太阳。一晒就是一整天，不准喝水，不准吃饭，甚至上厕所解手也要他请假。
学校完全乱套了，教室里再也听不到朗朗书声，学生再也听不到老师的淳淳教导。能听到的全都是口号，全都是谩骂，全都是一片杂乱的骚动。我突然觉得学校变成了一个粪坑，而我们这些学生就是粪坑里的蛆，纷纷乱乱，拥拥挤挤，毫无头绪、毫无章法可言。看到那些情景，我突然害怕了，也突然灰心了，这样下去还怎么上学、还怎么念书、还怎么当“状元”、还怎么实现自己的理想和家人的期望？
我不想继续在学校里呆下去了，反正学校不上课，再待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于是，我偷偷地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准备一走了之。
但是，我还没来得及走出校门就被刘老师抓住了。刘老师用眼睛很凶狠地盯着我问：“房山鹰，你干什么去？”
我看了他一眼，抖抖瑟瑟地说：“我……我想回家！”
“回家？回什么家？难道学校不是你的家吗？”
刘老师把我当成一个成年人，给我讲起了革命的大道理，“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一切反动势力都在我们面前瑟瑟发抖，在这么好的革命形势下，你怎么能回家呢？你是贫下中农的孩子，根正苗壮，理应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奋起革命，舍身造反，你怎么能回家呢？我叫你播报，叫你当儿童团副团长，都是对你的培养，你怎么能回家呢？目前，正是你革命的大好机会，你怎么能回家呢？最后，我要警告你一句，你要革命就革命，你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何去何从，你自己考虑吧!”
刘老师的一番革命教育还真的把我给吓住了，不管怎么说，我也不能当反革命啊！罢罢，不回家了，回学校拿着大喇叭筒子继续对着河对岸声嘶力竭地喊报纸，喊“5.16”通知，喊《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当天下午，一场盛大的批斗会就在学校的操场上召开了。被批斗者有公社的王书记、易社长，还有我们学校的校长雷老师。刘老师和陈绍美让他们站在板凳上，然后就让革命师生口诛笔伐，揭露他们的滔天罪行。实际上，哪一场批斗会，除了刘老师和陈绍美之外，“革命师生”谁也没有发言，只是一遍遍地喊着口号：“打到王天坤！”“打倒易孝直！”“打倒雷景星！”……喊一遍口号就让他们交待一遍罪行，喊一遍口号让他们交代一遍罪行，可他们就是一言不发，好像批斗会与他们无关似的。逼到最后，王书记终于开了腔：“革命的老师们、同学们，我叫王天坤，是仁河公社的党委书记。我有罪，因为我到仁河公社工作了这么多年，至今还有人还吃不饱、穿不暖。……”易社长见王书记低了头，就马上端正态度也认了罪：“革命的老师们、同学们，我叫易孝直，是仁河公社的社长。我有罪，因为我到仁河公社工作了这么多年，至今还有人吃不饱、穿不暖。……”
易社长的话还没有说，“革命师生”早就乱成了一锅粥。因为易社长说的话和王书记说的话一个字都不差，差点儿把人的肚子都笑疼了。
刘老师见批斗会开不下去了，愤怒得几乎要吃人了。他抬腿就向板凳踢去，只听得“咚咚”几声，王书记、易社长、雷老师就全都倒在了地上。王书记的脚崴了，易社长的腰扭了，雷老师的头鲜血直流，都躺在地上哼哼着，半天都爬不起来。“革命师生”看也没看他们一眼，就一窝蜂似的走了。我实在看不过眼了，就将他们一个个地扶了起来。当把雷老师扶起来以后，雷老师立即悄悄地说：“你快走，别受我的连累！……”
批斗会后，刘老师出去学习了一个星期。学习什么我们不知道，不过回来以后，就立即组织我们去串联。什么叫串联？在我的记忆中，串联就是到处乱窜。由刘老师、陈绍美、刘有福带队，全校师生出动，从学校所在地出发，跑遍全公社的各个生产大队，然后又回到学校。 全公社由仁义、元台、二里、灯塔、工农、团结、新坡、兴旺、双河、联合、大坪、大安、丰产、楓坪等十四个大队组成，除了灯塔和工农两大队在水泉坪，其余的几乎都在大山上。我们走啊，走啊，整整走了半个月才把所有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走完了。这时候我们的名字已经起了质的变化，叫做革命小将。这些革命小将的革命精神还真不赖，每到一处都能闹得鸡犬不宁、地覆天翻。不仅要吃、要喝、要拉、要撒、要烤火、要睡觉，而且还要破四旧立四新。怎样立的四新我不知道，但怎样破的四旧我却是亲眼看到了。每到一处，首先是砸神龛、毁中堂、烧庙宇、砸神像、找旧书。那时候几乎家家户户的堂屋正中都有神龛，在神龛上不是供着家神老爷、观音菩萨就是供着财神老爷和关公菩萨，每逢初一十五就敬香烧纸、三拜九叩，祈求神仙保佑全家人无灾无难、大吉大利。革命小将们可不管那么多，进屋二话不说，就把神龛推翻，把“天地君亲师位”的中堂撕得粉碎，把神像摔倒在地，就像有千百年仇恨一样肆意践踏。泥塑的，立刻就成了粉末；木制的，霎时就变成了火塘里的木柴。之后，又楼上楼下地乱翻腾寻找旧书。只要是封面发了黄的书，就都视作“黄书”付之一炬。
当然，也有“黄书”并没有被焚烧，而是被刘老师收藏起来了。刘老师的眼睛很有穿透力，似乎隔着书皮就能看到书中的内容，什么《透天机》、《娄景书》、《封神榜》、《西游记》他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看出来以后，就让刘有福放在挎包里给他背着。刘有福一个背不动了，就又让另一个革命小将给他背着。半个月串联下来，仅给刘老师背“黄书”的革命小将就达到了八人之多。
操完了老百姓的家就又去操山。那时候山上庙宇很多，什么土地庙、娘娘庙、黄龙庙、黑龙庙、蟒龙庙、火神庙、财神庙、观音庙，关公庙……数不胜数。那些庙里都供有神像，有的供一尊，有的供两尊，有的还供了好几尊。有一座大庙里竟供了几百尊神像，有释迦摩尼，有十八罗汉，还有西天佛祖。那些神像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叫人看了就像真人一样。
但是，革命小将们没有谁尊敬他们，也没有谁可怜他们，一见了他们就拼命地砸，拼命地烧，让他们四分五裂。很多庙宇眨眼间就变成了废墟，还有很多庙宇一瞬间就变成了一堆灰烬，还是佛祖庙比较高大，竟然烧了三天三夜才烧完。
有一天，有两个革命小将突然从一个老乡家里搜到了一座关公铜像。那座铜像大约一尺高，十多斤重，由于长年累月的香熏火燎，关公的面部已经变成了黑色。六年级班上的黄传明觉得好奇，就把关公铜像抱在怀里玩耍。黄传明小名叫皮娃子，也真调皮的可以。他玩了一会儿，不知怎么就将关公的脑袋取了下来。这时偏偏房东喊叫吃饭，黄皮娃子慌了手脚，就忙把关公脑袋给安上了。也不知道他是有意还是无意，竟把关公的脑袋给安反了，把脸的那一面安在了背上，把后脑勺的那一面安在了前边。说来也奇怪，睡到半夜时，他的脖子就突然疼了起来。疼着疼着，他的脸就渐渐地扭到了后面，而后脑勺渐渐地就扭到了前面。那时候因为婆和母亲的耳濡目染我也很迷信，于是我就悄悄地问黄皮娃子：“你是不是把关公的脑袋安反了？”黄皮娃子大吃一惊说：“是啊，我是把关公的脑袋安反了！”
我立即悄悄地对黄皮娃子说：“你快去把关公的脑袋拧正，不然的话，你可能就活不到明天早晨了。”
黄皮娃子听了这话，就连忙去找关公脑袋。所幸关公脑袋还在老乡的堂屋里放着，黄皮娃子不一会儿就摸索着把关公脑袋安好了。
说来也奇怪，把关公脑袋安好以后，黄皮娃子的脖子果然就不疼了，脸也慢慢地恢复了原样。难道世界上真有神灵？我至今也没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