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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联了半个月，我们终于又回到了学校。
那真是一次艰苦的旅行，在我的眼里有点儿像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出发的时候，因为我要出风头表现自己，所以就自告奋勇地当上了旗手。旗手就是高举着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根本就不知道当旗手的艰辛。起初我还觉得很得意，很自豪，把一面红旗在空中摇晃得花枝招展。可不一会儿，我的那种得意、那种自豪就被无穷无尽的懊悔代替了。因为风雪太大，我常常感到力不从心。稍不留意，手中的旗帜就有可能被大风刮走。
我吃力地握紧着旗杆，尽量不使自己被大风刮倒。但很快，我就觉得手背上有无数芒刺在扎、有无数刀子在划、有无数虫子在咬。寒冷很快就进入了我的骨髓，冻得我的骨头都生疼生疼。那种疼痛和难受，真令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但尽管如此，我仍然咬紧牙关坚持着，尽量装着若无其事，尽量不做出痛苦的表情，尽量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因为我是革命小将，既然是革命小将，就一定要做出革命小将的样子来，不能在其他的革命小将面前表现出我的懦弱和失败。实际上，其他的革命小将们都在低头看着自己脚下的路，一步一滑地向前迈进，没有谁看我，也没有谁管我，更没有谁换我，似乎已经把我遗忘了。酒杯大的雪团儿漫天飞舞，我的身上、头上、手上、胳膊上都积满了雪。风猛烈地刮着，吹得我手里的红旗在空中猎猎作响。我使尽全身的力气保持着身体的平衡，在队伍前面一个一个脚印地走着。不知什么时候我脚上的草鞋也烂了，直到走到水泉坪大队，我才慌忙在李隆汉家里把李品山扔掉的一双破鞋穿上了。
经过半个月的风吹雪打，不但我的手背上长满了冻疮，脚后跟上长满了冻疮，耳朵上的冻疮鲜血直流，而且气管炎也犯了，整天气喘、整天咳嗽。不过，我的心里却是暖和的。虽然在肉体上我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在精神上我似乎受到了一次空前的洗礼。我突然觉得自己比以前高大了不少，懂事了不少，似乎连走路和以前都大不一样了。
但是，我高兴的太早了。刚回到学校不几天，一场厄运就降到了我的头上。
刘老师花样翻新，突然把儿童团改成了“红小兵”。这么一改，许多孩子就被关在了“红小兵”的门外。刘老师规定，凡是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一律都不得参加“红小兵”，凡是与地富反坏右有亲戚关系的贫下中农子女也不得参加“红小兵”，这样一来，就有很多孩子被排除在了“红小兵”的革命队伍之外。而我，就比他们更惨了，因为我的大舅曾经当过伪保长，虽然没有在专政对象之列，但起码历史上是有污点的。所以，这就株连到了我。不知道刘老师从哪个渠道得来的消息，竟一下子就把我推到了地富反坏右孝子贤孙的一边。在那天召开的“热烈祝贺红小兵成立”的大会上，不但把我的儿童团副团长给撤了，把我的儿童团员给开除了，而且还不让我参加“红小兵”了。当了“红小兵”的人又换上了新的红袖箍，红袖箍上不再是“儿童团”三个字，而是“红小兵”三个字。我当然没有红袖箍，还有很多同学也没有红袖箍。有红袖箍的同学喜笑颜开、趾高气扬，而我们没有红袖箍的同学就像龟孙子一般低着头站在一旁。一些不明真相的“红小兵”不光是对我们做鬼脸嘲笑我们，而且还向我们身上吐唾沫、扔土疙瘩。我想争辩，却又不敢开口；我想反抗，却又无能为力。我只有低下头，哈着腰，就像犯人一般抖抖瑟瑟。
当天晚上，我想一阵哭一阵，哭一阵又想一阵，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我心里想，没有红袖箍也就不是“红小兵”了，不是“红小兵”也就不是革命小将了，不是革命小将也就不是革命者了，不是革命者也就是不革命了，不革命了也就是反革命了。我是反革命吗？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哭啊想啊，想啊哭啊，心如刀绞，泪如雨下，索性不睡了，就走到了学校外面。
学校外面的天还在继续下着大雪，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我一头撞进雪雾，就忍不住哭出了声。风似乎也跟着我难过，呼呼呼呼地刮得很猛。但风再猛，也吹不干我伤心的眼泪；雪再大，也洗不清我无边的冤屈。我何尝不想革命，我何尝不想当一个革命小将，可我的大舅当过伪保长，我没有权利和资格进入革命队伍。但舅舅是我能选择的吗？他是我母亲的亲弟弟，他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他当保长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就算他当伪保长的事我知道，可我能阻止得了他当伪保长吗？他当伪保长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只知道我的婆、我的父母亲以及我的大哥都当过乞丐，不但在旧社会穷，而且在新社会也很穷，穷得叮当乱响，穷得饥寒交迫，穷得没有裤子穿，穷的打赤脚。可就是这样的一个我，能是反革命吗？
雪在流泪，风在呜咽，云在叹息，我像一只离了群的孤雁在风雪中作着无助的哀号。抬头望着夜空，夜空里是云雾的世界；云雾，涌动着刺骨的寒风；寒风，卷着漫天的大雪；大雪，本应涤荡红尘中的污泥浊水，但此刻却变成了摧残小草鲜花的帮凶。
我突然想到了母亲，在这大雪纷飞的季节里，在这冰天冻地的世界中，母亲的寒痨病大约又犯了。每年这个季节到来以后母亲都要犯病。犯了病就气喘，就咳嗽，一张脸涨得通红，上气不接下气，叫人看到既可怜又无奈。也许母亲这时候正依偎在并不暖和的床角拼命地挣扎着把一口痰咳出来……
我又想到了三哥。三哥心眼儿小，永远都不服输，为了在极其普通人的面前争得一席之地，竟不惜与别人打赌送我念书。他现在在干什么呢？是坐在火塘里烤火、还是和三嫂子一块儿坐在被窝里说着悄悄话？他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吗？他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吗？他是不是也跟我一样，也因为大舅当过伪保长而被清理出革命队伍了呢？……
我还想到了大哥。自从我重新来到学校以后，就再也没见到过大哥。我也曾经到公社去找过他两次，可每次去大哥都不在公社。有的人说大哥下队了，有的人说大哥回家了，还有的人说大哥参加了一个什么战斗队，到外地去串联去了，反正说什么的都有，就是人不在公社里。我心里想，唉，大哥，你可千万别学刘老师啊！……
随之，我又想到了住在大黑沟的时光。大黑沟冷的早，农历九月就开始下雪。尽管没衣服穿、没鞋子穿，但我却仍然很喜欢下雪。它洁净、轻盈、飘飘洒洒，就像无数的花瓣儿在空中飘扬。我和三姐、还有弟弟，常常穿着薄薄的破衣，有时候还打着赤脚，在雪中奔跑，在雪中嬉戏，显得那样安稳，那样快乐，那样无拘无束。欢快的笑声，伴着西北风，伴着飘落的雪花，传的很远，很远。似乎那时的冬天并没有现在这样冷、这样残酷无情，一切都是那样宁静，那样洁白，好像滚滚红尘都被凛冽的寒风吹向了无名的角落，人们都能尽情的享受着干干净净的世界。
然而，那一切都似乎变成了遥远的梦，就连我这个十三岁的孩子也得在这个寒气袭人的冬夜里苦苦挣扎。
我朝黑咕隆咚的校园里看了一眼，只见刘老师的屋里还亮着灯。在我的印象中，自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刘老师一直就没有好好休息过。每天晚上他都睡得很晚，有时候鸡都叫了，他房间的灯光还在亮着。
不知道什么力量驱使着我，我竟斗胆敲响了刘老师的办公室的门。
在农村学校，办公室和宿舍是不分开的。办公室就是宿舍，宿舍就是办公室，一间房，既在里面办公，又在里面睡觉。刘老师的房门是一个“走扇子”，加之没有上闩，我轻轻一敲，门就自动开了。我见刘老师低头趴在办公桌上写着什么，就低声喊了一声报告。刘老师似乎被我的报告声吓着了，全身明显地抖了一下。他立即抬起头来，很不满意地看了我一眼。当发现我站在门口的时候，就有些恼怒地说：“你干什么房山鹰，为什么深更半夜的还不睡觉？”我支支吾吾地说：“刘老师，我想参加‘红小兵’！”
“你想参加‘红小兵’？那不行！”刘老师严肃地说，“今天我不是在大会上已经讲了吗？凡是家里与地富反坏右有牵连的学生，一律都不能参加‘红小兵’。”
我说：“我们家与地富反坏右没有牵连啊？”
刘老师说：“怎么没有牵连？你的母亲不是你大舅的亲姐姐吗，还说没有牵连？”
我说：“我娘是大舅的亲姐不假，可这与大舅当伪保长有啥关系呢？”
刘老师说：“怎么没关系？既然你大舅都当了伪保长，难道你娘就不跟到一路摇旗呐喊吗？”
我见他越说越不像话了，就气恼地说：“你胡说！我娘旧社会一直要饭，咋就跟着大舅摇旗呐喊了？”
也许是我的话说重了，刘老师立即站了起来：“房山鹰，我看你是越来越放肆、越来越不像话了。我怎么就胡说了？我说的都是事实。就你这个觉悟、这个态度还想参加‘红小兵’？做梦吧！你要参加也行，但有一个条件，你必须写出大字报，公开声明跟你的娘和你的大舅划清界限，断绝关系！”
说完，就再不理我了，又趴在办公桌上写了起来。
回到宿舍，我仍然睡不着。想着刘老师的话，我不停地在地铺上 贴着“饼子”。“划清界限、断绝关系”那八个字就像八声惊雷，老是在我的脑海里回响。跟大舅划清界限倒没什么，可我怎么能跟娘划清界限呢？娘是什么？娘是过去的乞丐、娘是我的母亲、娘是一个十足的贫下中农，一辈子都在饥寒交迫中苦苦挣扎。她既没有当过伪保长，也从来没有害过人，甚至连一只蚂蚁都不忍心踩死，她怎么会跟着大舅一路摇旗呐喊呢？从我记事起，母亲就一直病病歪歪。但就是这样，却仍然要上伺候婆，下照料孩子，挖树根、找野菜、喂猪做饭、料理家务，就连自己得了浮肿病也没有闲下过。在我的眼里，母亲是高尚德、伟大的、无私的、勤劳的，我怎么能和母亲划清界限、断绝关系呢？但是，刘老师说了，如果我不跟母亲划清界限、断绝关系，我就不能参加“红小兵”。不能参加“红小兵”拿将意味着什么？那将意味着我已经被清除出了革命队伍，永远都要在黑暗中过日子了。
在这个革命与不革命的关键时刻，我很快就进退维谷了。写大字报公开与母亲划清界限、断绝关系吧，我心里实在不愿意；可不与母亲划清界限、断绝关系吧，我又将会被打入“另册”。这是一项多么重大、多么残酷的选择啊.，我好像站在了一个三岔路口，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了。
天渐渐亮了，再过一会儿“红小兵”们就将戴着红袖箍趾高气扬地到大街上去游行、去亮相，而不是“红小兵”的人只能随从一般跟在“红小兵”的后面，把不光彩的一面暴露给众人看。这将是一件多么丢脸的事情，而又是一件多么令人唾骂的事情！
我再也不能犹豫了，我不能就这么失去投身革命的机会，我也不能白白地失去在众人面前露脸的机会。于是我飞快地从地铺上爬起来，立即到教室里去写大字报。教室里的纸笔都是现成的，我想了想，就在一张白纸的顶部写上了“坚决与黄西庭和黄西山划清界限、断绝关系的声明”的二十个大字。
可就在我正要继续往下写的时候，三哥突然来了。三哥来得太早，也很意外，一瞬间我竟愣在了那里。三哥的脸色极其难看，眼睛里似乎还冒着火花。他一下子就夺走了我手中的毛笔，接着又把我刚写的“大字报”撕了个粉碎。这时已经有不少同学进了教室，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显得极其难堪。但三哥对那些同学视而不见，伸手就扇了我几个耳光。他气愤而又咬牙切齿地说：“我是叫你来念书，而不是叫你来胡闹的。你说你这几个月来都干了一些啥？毁神像，砸庙宇，跟着别人一路瞎起哄。你知道啥是革命、啥是造反？还跟娘和大舅划清界限、断绝关系？我看你真是反了天了！走，跟我回去！我本来早就来接你的，可一直走不开。你今天要是不跟我走，我就把你打死在这里！……”
三哥也许是气急了，竟伸手又揪住了我的耳朵。我的耳朵本来已经长了冻疮、炸了口子，再经三哥使劲地一揪，我就疼得叫了起来。三哥见我哭了，就连忙放了手。接着就搂住我，轻言细语地说：“山鹰，别哭了，都是三哥不好，把你弄疼了。走，去收拾东西跟我回去。既然学校已经念不成书了，那你还要待在学校干啥？等以后学校能上课了，你再到学校来也不迟。走，乖，你听三哥的一定不会错。”
三哥已经把话说到了这一步，我再抗拒下去已经毫无意义。就只得去收拾了行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学校。
我知道，这次离开学校以后，再要想到学校念书就比登天还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