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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自从那次受了惊吓之后，身体就越来越不行了，尽管整天还摸进摸出地干着家务活儿，但有几次干着干着就倒在了地上。三哥和三嫂子一直什么事情都不让她干，但她仍然要干。因为她知道，我和弟弟的事情她得多操一点心。
但是，进入腊月以后，母亲想操心也不行了。她的腮帮子里面突然长了一个肿瘤，不但吃不成饭、喝不成水，而且还疼得她整天整夜的哀嚎。三哥没钱给母亲治肿瘤，就请周铁匠帮忙找土郎中给母亲扯草药往肿瘤上贴。然而，不知道为什么，草药似乎成了肿瘤的肥料，竟然越长越大。三哥又忍着心疼把一头架子猪卖了，给母亲治肿瘤，但治着治着肿瘤依然不见缩小。它既不流脓，也不流血，无头无脑，肿得发亮。那种肿瘤，要是放在现在，也许根本就算不上什么病，只要切除了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但放在那时的穷人家里，就是一个致命的大病。看看母亲就吃不了饭、吞不进水了，全家都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大哥眼见母亲就不行了，也不跟季玉琴商量，就把母亲送到了公社的诊所里。那时候，公社诊所只有两个医生，一个是姓陈的老医生，还有一个就是付医生。两个医生把母亲的肿瘤看了看，就叹着气说：“这病我们没办法治，你们还是到别处去吧！我们这里既没有良药，也没有设备，更没有技术，怎么治呢？”
既然诊所都没办法，又只有将母亲拉回了家。这时候，已经已经快过春节了，家家户户都开始忙起过年来。说是忙年，实际上就是砍一些柴禾，把几升包谷、几升麦子架在磨子上腿。有猪的把猪都杀了，没猪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吃肉。三哥因为把一头架子猪卖了给母亲治病，所以过年也没有猪杀了。过年没肉吃自然是一件很恼火的事，所以他就想尽千方百计也要买点儿肉回来。腊月二十八那天正好遇见本队的陈俊汉杀猪，于是他就拿着仅有的五块钱到陈俊汉家去买肉。陈俊汉那头猪也真小得可怜，猪头四蹄下水全部加起来也才二十八斤。见三哥要买肉，陈俊汉就可怜兮兮地说：“山贵呀，实在对不起了！我一家老小明年一年就全靠这点肉了，哪有卖给你的呢？你还是到别处去看看吧！”
三哥见陈俊汉不卖给他的肉，眼泪水就在眼眶里转起来了。一家老小，大过年的，怎么能没有肉呢？但是，就是没有肉，全生产队大部分家庭都没有肉。三哥有点儿绝望，就把五块钱拿在手里摇晃着，一边摇晃一边喊：“没有肉吃，难道钱也没有了？谁要钱，我把钱买了它！”
世界上什么都能卖，就是没见过卖钱的。我以为三哥气疯了，就忙拉住他说：“三哥，别怄气。过年嘛，不一定要吃肉，只要能吃饱肚子就行了。”
三哥凄惨地说：“都怪你三哥没本事啊，大过年的竟连油星儿都沾不上！”
说着就哭了，两行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流。
我知道自己人小言轻，就也跟着三哥一起流泪。回到家里，三哥重重地往床上一躺，就看着母亲唉声叹气起来。
自从母亲卧床不起以后，我就天天晚上去给母亲暖脚。说是给母亲暖脚，实际上是想借着母亲和弟弟的体温取暖。由于三哥家里既穷困、又狭窄，所以就没给弟弟另外安床。弟弟一直是跟母亲睡在一起，既温暖了母亲也温暖了自己。
我也很少在石灰窑里睡，因为我一个人睡在石灰窑里太寂寞了，也太冷清了，有时候睡着睡着就感觉到鬼来了，把自己吓得心惊肉跳。实际上我自己也知道，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想到有鬼，不过是自己的心理作用而已。但我仍然感到很害怕，一到晚上，我就连石灰窑的门都不敢出。于是，我就不在石灰窑里睡了。冷了，我就圪蹴在三哥的火塘边，瞌睡了，我就和弟弟、母亲挤在一起，只有饿了的时候，我才回到石灰窑做一点儿吃的。
这时候，三姐已经出嫁了。说是出嫁，实际上是跟人一路跑了。近一年多来，常常有一个石匠在附近转悠。今天给这家洗洗磨子，明天又给那家洗洗磨子。洗磨子就是钻磨子。石磨常常转动，磨齿很容易钝下来。磨齿钝了，就磨不细粮食了，所以就得请石匠把磨子重新钻一遍。石匠左手拿着钢钻右手拿着铁锤，首先是钻磨沟。钻磨沟是劲儿不能使得太大了，劲儿使得太大了，就容易把磨齿钻飞。钻飞了磨齿，磨子就用不成了。磨子用不成了，石匠就得赔一副新磨子。所以出门洗磨子的石匠一般都是手艺精湛的人，不然的话，不但挣不到钱，还的把老本搭进去。把磨沟钻好以后，就用铁锤在磨齿上“叮叮当当”地敲，把磨齿敲锋利了，磨子也就洗好了。
到处转悠的那个石匠姓孙，名叫孙兴发。大约二十多岁，长得一表人才。他是祖传石匠，就在邻县住着。虽然住在邻县，实际上离我家还不到一百里山路。因为他的手艺好，所以家家户户都请他洗磨子。我们家一共有三副磨子，大哥家的，二哥家的，三哥家的。二哥虽然不在了，但他的磨子还在。三哥为了以备急需，就把二哥的磨子也弄了来。他本来是要给我的，但我住在石灰窑里没法用，所以磨子仍然是他的。为了使磨子好用一点，所以就把孙兴发请到了家里。孙兴发虽然手艺精湛，但干活儿却是慢腾腾的。谁都明白，孙兴发之所以干活儿慢，其目的就是天天有饱饭吃。如果遇到殷实的家庭，他一天不仅能挣八毛钱，而且还能喝到几杯酒、吃到几块肉。他到我家以后，先给大哥家把磨子洗了，接着就给三哥洗磨子。三哥家是两副磨子，他一连洗了六天。在这六天的时间内，他就看中了三姐，常常和三姐眉来眼去的。三姐比我大四岁，这时已经是二十岁的大姑娘了。虽然经常有媒人上门提亲，但东不成西不就，婚姻问题一直悬在空中。这时她见了孙兴发，一颗芳心就怦然动了。再加之孙兴发的频频求爱，两人就在暗中私定了终身。当孙兴发洗完磨子走时，三姐就跟着孙兴发一路走了。不过走了不久又和孙兴发一路回来了，这次回来不为别事，是孙兴发专门来认亲的。既然来认亲，母亲、大哥和三哥就没有多说什么。既然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说什么还起什么作用呢？三姐回来玩了几天，就又和孙兴发一路走了。这一走，就算彻底的出嫁了，成了孙兴发的媳妇，过年也没有回来。
眼看就要过年了，我却什么也没有。不说是有点肉吃，就是粮食，也是屈指可数的。腊月二十七日那一天，生产队才给我分了六十一斤包谷，三斤八两稻谷，一斤九两麦子，这就算是我的全部家当了。由于稻谷和麦子太少，用磨子推也不好推，于是我就把这两样粮食拿给三哥说：“我把这两样东西都给你吧，你在过年的时候让我在你家里天饭就行了。”
三哥“噗嗤”一笑说：“你不给我拿粮，难道我就不让你吃饭了？你想想，你今年在我家吃了多少顿饭了？快拿回去，留着你慢慢吃。”
我一想，对呀，我不知道已经在三哥家吃了多少顿饭了，反正是饿了就去吃，自己不想做饭了也去吃，有时候碰到三哥家里吃饭还是吃，直接就把自己当成了三哥的家里人一样。三哥这一说，我就不好意思地笑了。我说：“因为这点儿稻谷和麦子我没办法吃，用磨子推吧，还不够喂磨子，就这么吃吧，又吃不成，所以我才给你。你家里也有稻谷和麦子，合在一起就能推了。”
三哥见我这样说，就把那一点稻谷和麦子收了，并且说：“以后我家吃白米细面的时候一定喊你一块儿吃。”
过年家里可以什么都没有，就是不能没有鞭炮。因为鞭炮不仅代表着喜庆和吉祥，而且还代表着来年的希望和运气，所以我千方百计地都想弄点儿鞭炮在春节的时候放一放。那个姓陈的地主为了弄点儿小钱用，也为了换点儿柴禾烧，所以从八月起就请了一个做鞭炮的匠人在家里做着鞭炮。姓陈的地主早早地就放出了风，说每二十五斤柴禾换一个“百子头”。所谓的“百子头”并不是就有一百响，而是八个大炮六个小炮。有了这个可喜的消息，我就立即到大黑沟里去砍柴，准备换一个“千子头”放放。“千子头”跟“百子头”不一样，“百子头”充其量只有十四响，而“千子头”却是十足的一千响。不过需要很多柴禾，需要整整五百斤柴禾才能换回一个“千子头”。五百斤柴禾对于大人来说也许不算什么，可对于我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来说，就难上加难了。按照我的力气，一次最多只能扛五十斤。五百斤柴禾，就得我十次才能扛出大黑沟。从大黑沟到陈家整整五里山路，扛一次就得走十里路。而那十里山路不仅疙疙瘩瘩、崎岖险峻，而且还积了厚厚的一层冰雪，稍有不慎，就会摔下深不见底的万丈悬崖。但我并不怕，因为我从小就走惯了大黑沟的山路。只是时间太紧迫了，仅用两天时间要把五百斤柴禾从大黑沟扛到陈家委实太紧张了。
腊月二十八日天刚亮我就去大黑沟砍起柴禾来，中午的时候我估计五百斤柴禾够了，就开始往陈家扛。这天我扛了四次，一共扛了二百三十二斤柴禾。第二天清早我又去扛了四次，又扛了二百三十一斤柴禾。八次加在一起，就有四百六十三斤柴禾了。也就是说，再有三十七斤柴禾，我就可以换到一个“千子头”了。但就在我去扛最后三十七斤柴禾的时候却出了事，我一头栽倒在地就昏过去了。不过这件事情不怪山路陡峭，也不怪冰雪深厚，而是全怪我麻痹大意了。因为我走时在三哥家里喝了一肚子冷洋姜酒，扛着柴禾往回走时，酒就发作了，使我晕晕乎乎地睡在了山路上。这一睡，就一连睡了几个小时，直到三哥找我到大哥家去吃团圆饭是时，才在山路上叫醒了我。这时，我的衣服全被我的体温融化的雪水打湿了，起来后就开始咳嗽。这一咳嗽就咳嗽了几十年，已经成了病根儿，再也治不好了。
三哥把我领到大哥家时，大哥已经把菜都搬上了桌子，只等着我和三哥回来就可以开席了。因为是过年，所以大哥把母亲也背到了他家。母亲虽然来了，也就是凑个人数、装装样子、图个吉利。从头到尾，母亲连筷子都没动。干部家庭就是与农民家庭大不相同，大哥过年的时候不仅买了猪肉、买了羊肉，而且还买了几条小鱼和几只鸭子。
饭后，我突然想起来我用柴禾换的鞭炮还没有拿回来，就急急忙忙地像陈家跑去。陈家倒也不错，虽然还差他三十七斤柴禾，却仍然给了我一个“千子头”，并说那三十七斤柴禾也不用补了。
一九六九年的大年初一，我就用那个“千子头”在我的石灰窑门口“叮叮咚咚”地放了起来，浓浓的火药味一下子就冲进了半天云里。
那是我第一次在生我养我的土地上放鞭炮，也是我最后一次在生我养我的土地上放鞭炮，它不仅给了我喜庆、给了我吉祥，而且还给了我漫长地记忆。
一连几天，我都沉浸在过年的兴奋之中，今天在大哥家里吃，明天又到三哥家里去吃，反正正月天，又是亲弟乃兄，在哪家吃饭他们都不会嫌弃。
但几天的兴奋过去之后，又恢复到了原来的老样子。大哥的家仍然是大哥的家，三哥的家仍然是三哥的家，我的石灰窑仍然是我的石灰窑。不过，我仍然跟弟弟和母亲睡在一起，既取暖也照顾母亲。
一九六九年农历正月二十八日晚上十点多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母亲的喉咙里传出了一阵阵痰鸣，一股股的稀痰也从母亲的嘴里涌了出来。我想母亲一定很难受，于是就起身倒了一点开水给母亲王嘴里喂。但我把开水送到母亲嘴边的时候，母亲的嘴已经僵了，已经不知道喝水了。我喊了几声娘，母亲没有动弹；我又喊了几声娘，母亲仍然没有动弹。这时一种不祥的预感就立即涌进了我的脑海，我连忙喊三哥和弟弟起来，又连忙去喊大哥起来。大哥听到我的喊声，就知道是母亲不行了，他刚急急慌慌地跑到母亲身边，母亲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母亲就那么走了，养了十个儿女的母亲就那么可怜而又匆忙地走了。她几乎没有穿过几身新衣服、没有吃过几顿饱饭、没有享过一天清福就那么可怜而又匆忙地走了。大哥、三哥、我和弟弟都哭了个昏天黑地。
但哭有什么用呢？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还得继续活下去。
由于三哥家里太穷，实在买不起一副好棺材，只得用几块木板钉一个匣子把母亲埋了。
这是我出生以后，房家死的第五个人。除了二哥是为情死的、婆是老死的，而大伯、父亲和母亲都是穷死的。
母亲的死，似乎一下子就抽去了我身上所有的骨头，悲痛得我站都站不起来了。我大病了半个月，才又病怏怏地到生产队里去干活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