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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仅仅在家里呆了两天，就又上学去了。我这次去上学，并不是大哥大嫂叫我去的，也不是母亲叫我去的，更不是我自己要去的，而是公社书记王天坤和社长易孝直叫我去的。就在我回家后的第三天中午，公社书记王天坤和社长易孝直又突然上了大黑沟。
公社书记和社长能上大黑沟，真把全家人都吓住了，都以为大哥又犯了什么事，把公社领导惊动了。大哥一见他的顶头上司来了，就忙不迭地叫母亲赶快做饭招待。但王书记却拦住大哥说：“我们不是来吃饭的，也不是来看你们的，我们是专门来叫你的老弟重返学校念书的。”
大哥做梦也不会想到堂堂公社书记和堂堂公社社长竟为一孩子上学的事亲自跑一趟，脸“唰”地一下就红了。他慌乱地想说点儿什么，可嘴巴张了几张，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王书记不容大哥说话，就严肃地批评大哥说：“你一个干部，为啥不送老弟上学？咹？老弟要上学，你为啥不给粮食？咹？你这干部是咋当的？咹？是不是要我把你这个干部撤了你才甘心？咹？”
在王书记一连串地追问下，大哥被吓得冷汗都流出来了，他连忙辩解说：“不是我不叫他念书，是他自己要回来的。”
王书记在鼻子冷冷地哼一声说：“说的轻巧，是他自己要回来的！你要是能热心地给他粮食、给他钱、送他念书他能回来吗？”
大哥还想说什么，王书记却摆摆手说：“情况我们都已经了解清楚了，你就啥也别说了。我命令你现在和我们一起走，立即把你的老弟亲自送到学校去。如果你不送，那你这个半脱产干部也就别当了！”
王书记是一个工农干部，文化程度不高，说话不会拐弯抹角，再加上心里对大哥有气，所以说话就怒气冲冲的。
大哥一听傻了眼，知道不送我上学是不行了，所以立即就给我拿了包谷糁子、背上我的书和作业本、还给我弄了一床被子亲自把我送到了学校里。
雷老师和李老师见我重返了校园，高兴得眼睛都笑眯缝了。他们亲自把我送到学生宿舍，一直把我安顿好了才离开。
说实话，我能重返校园，主要还是得力于雷老师和李老师，要不是雷老师和李老师，堂堂公社书记和社长哪能亲自管一个孩子念书不念书的事呢？原来雷老师和李老师把我送了十里之遥返回去以后并没有回到学校，而直接就去了公社。到公社去以后，正遇王书记和易社长都在家，于是他们就把我的家庭情况和我的学习情况都原原本本地向王书记和易社长作了汇报，请求王书记和易社长从行政角度干预一下我的念书问题。
为一个孩子念书的事去麻烦书记和社长显然是不合适的，但雷老师和李老师觉得大哥是公社的半脱产干部，王书记和易社长完全有权力制服大哥，所以就请王书记和易社长从大哥身上入手，迫使大哥送我重返学校。
王书记和易社长听了雷老师的汇报之后沉默了半晌，似乎感到为一个孩子念书的事劳神费力有点不值得，但经不住雷老师和李老师的再三请求也就答应了。答应以后正遇大哥为分家的事请假在家，所以王书记和易社长就上了大黑沟，命令大哥把我送到了学校。
我这次到学校可真是享了福了，因为我既不用为吃的发愁也不用为住宿的问题发愁了。我不仅有了粮食，而且还有了被子，除了还穿着破烂的衣服和打着赤脚以外，在吃住方面他都完全可以和其他的同学一样平起平坐了。大哥还真听王书记和易社长的话，他不仅把我送到了学校，而且还给我送来了柴。他知道学生在学校上伙要柴，所以就利用公社放假的时候在学校附近的生产队给我砍了几百斤柴送到了学校。星期天我也不用住在学校里了，也不用到处找野草野菜来充饥了，我也能像其他同学一样离开学校过礼拜天了。
不过我仍然很少回家，每逢礼拜天我就跟着黄人杰一路到他家去。我到黄人杰家去不为别事，就是为了去拿菜。黄人杰家的菜好吃，尤其腌的酸辣子好吃，我别的菜不要，就要那个酸辣子。我有一个装菜的木筒子，是二姐夫周长寿给我的，能装半升包谷，被土漆漆得油光放亮。装一木筒子酸辣子刚好能吃一个星期。我每次到黄人杰家去以后别的事情不干，就帮桂容推磨，所以二舅和二舅都很喜欢我，每次要走的时候二舅母不但把我的菜筒子装得满满的，而且还嘱咐我下个礼拜天仍然到他们家去。
一个学期很快就结束了，放暑假了。放暑假对于别的学生来说也许是最快活逍遥的时候，可对于我来说却是最辛苦的时候到了。我在头脑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概念，那就是干活儿比念书辛苦。念书再辛苦都没有干活儿辛苦。干活儿要经受风吹日晒雨淋，而念书却不经受风吹日晒雨淋；干活儿要消耗体力，而念书却不消耗体力。所以我一直都怕干活儿，一提起干活儿我就头皮发麻。
不过人都是逼出来的，到了弯腰树，人自然就得把腰弯下。我聪敏就聪敏在有自知之明上，我知道干活儿不容易，但我更知道上学不容易，大哥能叫我上学就已经对我十分宽宏了，如果我在暑假中再不到生产队去干活儿挣工分，那就太暖不住人的心了。所以在放暑假的第一天我没等任何人吩咐就和家人一道到生产队薅包谷草去了。
生产队的山地以种包谷为主，遍坡遍岭都种着包谷。这年的雨水多，充沛的雨量既给包谷的生长提供了可靠的条件，也给杂草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包谷林中的杂草极其茂盛，有的杂草甚至长得比包谷棵还要高。正是二伏的天气，包谷正在挂花灌浆，如果不及时给包谷除草，那就要减产了。全队的社员们似乎并不怎么着急,仍然事不关己地队长叫干什么就不紧不慢地干什么，但作为一队之长的黄在昆却急得鼻孔里都在冒青烟。他懂的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如果错过了了农时，打不下粮食，那就只能去喝西北风了。黄在昆急了眼，就找了几个老农到每块包谷地都去转了一圈。转了一圈之后，就坐下来进行评估，看薅完每一块地的包谷草需要多少工。评估结束以后，就把薅包谷草的任务承包到了各家各户。
这是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做法，如果让上面知道了，那就不是黄在昆当不当队长的事情了，可能还会连累到公社领导的头上，给公社领导戴上一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但救庄稼如救火，黄在昆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为了及时地把包谷草除完，他只能那么干了。
我们姓房的三家人自然也承包了一块。我们三家人承包的那块包谷地是十二亩，座落在一面山坡上。因为那面山坡的顶部有一个山洞，而那个山洞里又经常有豺狼出没，所以人们就把那面山坡叫做了豺狼洞。豺狼洞的包谷长得好，草也长得好，黄队长和几个老农评估的是三百分工把草除完。也就是说，要把豺狼洞的包谷草除完，需要三十个全劳力干一天。因为大黑沟离豺狼洞比较近，只有七里多的路程，再加之坡地的农活比平地的农活好做，所以黄队长从照顾我家的角度出发，就叫我家把豺狼洞的那块包谷地的除草任务承包了下来。
黄队长在代表生产队发包的那天，郑重其事地召开了一个短暂的社员会，以极其严肃的面孔宣布了两条纪律。一条纪律是必须在五天之内完成除草任务，绝不能拖延时间影响包谷的生长。另一条纪律是必须把草除净，绝不能敷衍了事用泥土盖住小草欺哄生产队。凡违反以上两条纪律者，都要无条件惩工。惩工就是不但不给工分，反而还要倒扣工分。承包的工分是多少就倒扣多少。但不承包还不行，凡在生产队分粮的人就都得承包，不承包就别想在生产队分到粮食。
说是承包，实际上却是按家庭人口的多少来划分的，家庭人口多的就多承包，家庭人口少的就少承包。我家人口多，当然就得多承包了。但三哥把薅豺狼洞的包谷草的任务接下之后他并不发愁，反而还笑着对二哥说：“这次我们可是拣了大便宜了，薅那么一点儿草就给三百分工，真是便宜叫我们拣足了。”
三哥说这个话是有根据的，薅十余亩地的包谷草哪需要三十个人干一天呢？他是农村人，经常在生产队干活儿，他知道一个人一天薅一亩多地的包谷草是手到擒来的事情。但黄队长和那些老农在对那块的用工进行评估时却偏偏评估了三百分工。因为他们是按照平常集体劳动时的进度进行评估的，所以就比实际需要的天数多得多。如果社员们不“磨洋工”的话，顶多十个人一天也就薅完了。说实话，生产队穷就穷在社员们的“磨洋工”上，明明是一天可以干完的活儿，他们却几天也干不完；明明是一个人可以干完的活儿，他们却几个人也干不完。以这种态度和这种方式来进行生产劳动能有生产效益吗？当然，这不能怪社员们，要怪就怪那种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如果不是那种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农民也就不会穷成那个样子了。
不过，我却怕劳动，更怕薅包谷草。我薅过包谷草，知道薅包谷并不是一件好干的农活儿。尤其是二道包谷草不好薅，在茂密的包谷林中躬着背、弯着腰薅草，手上、脸上、胳膊上都会被包谷叶子划上一道一道的血口子，一天下来浑身上下都会伤痕累累，所以以前我一般不薅包谷草，一听说薅包谷草我就去干别的活儿。
但这次我却逃不脱了，既然是承包的活儿，那全家人就都得上阵了。何况家里并没有全劳力，能干活儿的也就是二哥和三哥。大哥虽然是全劳力，但却不在家而在公社里。如果我再不帮忙，只怕二哥和三哥真的五天才能完成了。可三哥却不露声色，三哥只说想两天就把包谷草薅完，余下的三天时间好给家里干点儿什么，却并不吩咐三姐、我和弟弟和他一块儿下地。我听懂了三哥的言下之意，所以也不用三哥吩咐，就自告奋勇地说要和三哥一块儿去薅草。三姐和弟弟见我表了态，就也争先恐后地表了态。三哥得意地笑了，很为自己的聪敏感到高兴。母亲见要干的活儿是承包的，就也想去，但被三哥拦住了。三哥说：“娘，你不能去。你去了不说是薅草，反倒把我们害了。”
母亲的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连走路都有些吃力了。不仅寒痨病常常把她折磨得死去活来，而且胸口和背心也常常痛得她在地上打滚。有几次她都痛晕过去了，可没有死，在地上躺上几个时辰之后，却又神奇地活了。这样的一个老人、一个病人，哪能让她下地呢？
只有季玉琴没有表态，季玉琴是不可能表态的。在没有孩子的时候她就不下地，有了孩子她哪会下地呢？何况孩子又小，需要她常常喂奶，就是她要下地，母亲和三哥也是不会让她下地的。
为了在两天内完成任务，也为了避免太阳的暴晒，所以第二天我们在鸡叫二遍的时候的时候就上了工。包谷林中的露水很大，刚进包谷林浑身就湿透了。幸亏是夏天，浑身湿透了也不觉得冷。但太阳出来以后我就受不了了，伏天的太阳非常毒，它就像火一般烤灸着我的身体。尤其是中午，整个包谷林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蒸笼，土地上到处都在升腾着看不见的烈焰，人置身在包谷林中，背上被太阳烤着，胸前被烈焰熏着，就热得人连气都喘不过来了。这还其次，最使人难受的是没有水喝。豺狼洞是一面大山，四周也都是大山，但在那些山上却找不到一滴水喝。要喝水就得跑十几里到龙王庙去取。但我们一是被繁重的任务压着，二是嫌取水的路程太远，所以就只有干熬着了。经历过饥渴的人大约都知道，饥和渴是世界上最难受的事情了。人饿很了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人渴很了也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我不知道哥哥姐姐他们的感受如何，但我的心里却像着了火，嗓子眼里却像冒着烟，不但提不起气来，而且还一个劲地发干呕。起初我身上还流着汗，后来竟连汗都没有了。我身上的水分已经流干了，再没有水可以往出流了。眼看着就坚持不下去了，才听到三哥有气无力地说：“我们歇一会吧，吃点馍再接着干。”
因为路程远，干的又是承包来的活儿，所以中午就不回家吃饭，而带着干粮在地里吃。所谓干粮，就是三哥所说的馍。那馍虽然也是用麦面做的，但那麦面却是和麦麸子参合在一起的，既黑又硬，吃到嘴里还涩涩的。又没有水喝，哪能吃得下去呢？但不吃又不行，不吃不但饿得慌，而且还干不了活儿。我勉强吃了几口，就倒在地上睡着了。
那一觉可真睡得踏实，直到下午收工的时候三哥才把我喊醒。三哥没有说我偷懒，而我却埋怨三哥说：“你们咋不喊我啊？害得我一个下午都没劳动？”
三哥很理解地说：“本来是想喊你的，但看你睡得正香，所以就没有喊你。你平常干活少，猛地干这样的重活，的确受不了。”
第一天就那么过去了，十二亩地的包谷草已经薅了一多半。第二天又是鸡叫二遍就一如既往地下了地。下地的时候本来是要带点水的，可找遍了整个家也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带水的家具，所以也就没有带水。早晨倒还不觉得什么，可到了中午，人就又受不了了。包谷林经过火一般的太阳一烤，立即就像蒸笼一般蒸腾起来了。我起初还忍耐着，渐渐地就觉得心里像着了火，嗓子眼里像冒了烟。身上也渐渐不流汗了，似乎整个人都成了一具没有了血液、没有了活力的木乃伊。
我再也坚持不住了，就喘着粗气，扔掉锄头，一屁股在包谷林中坐了下来。
我刚刚坐下，三哥就突然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惊叫了起来：“哎呀，我们真是愚蠢到家了！这地里有这么多的嫩包谷我们咋不知道吃啊？”
三哥说完这句话之后，就“哗”地一下掰下一个还挂着红色须子的包谷棒子象吃黄瓜一般地“咔嚓咔嚓”地吃了起来。
二哥、三姐和弟弟见三哥吃开了包谷棒子，就也掰下包谷棒子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其形象真象来了一群野猪，既贪婪又凶狠，很快就将还没有长成的嫩包谷吃了一大片。
包谷的确还没有成熟，撕开包谷壳以后，才勉强能看到一行一行的珍珠一般晶莹的包谷粒儿。二哥、三哥、三姐和弟弟连包谷粒儿和包谷芯子一并吃着，嘴里发出一种十分清脆的而又是十分有节奏的声响。我舔着干燥的嘴唇，心突突地跳着，真想像他们一样痛痛快快地饱餐一顿。
但我却没有吃。我几次都把手伸向了包谷棒子，但几次又把手缩了回来。因为我是学生，我得保持一个学生的良好品德；因为老师常常教导我要维护集体利益，我不能把老师的话当成耳边风；所以我不能吃。我忘不了因为我偷了生产队的两个罗卜而遭到沈幸福的羞辱的事，也忘不了陈绍美诬赖我偷了教师伙食上的大米的事，那两件事已经在我的心里牢牢地扎下了根，再也抹不去了。所以凡是损害集体和别人利益的事我都是决计不干的。因此，尽管我对二哥、三哥、三姐和弟弟他们吃包谷棒子馋得要命，但我却没有吃。我不但自己没吃，而且还对二哥、三哥、三姐和弟弟他们吃生产队的包谷棒子有一种莫名的反感。我心里想，你们身为生产队的社员，不但不爱护生产队的庄稼，反而还肆无忌惮地偷吃生产队的包谷棒子，真是太不像话了！
不过我没有阻止他们。我知道我人小言轻，即使阻止也是阻止不了的，所以我只能把不满装在心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吃。
三哥见我没吃，就奇怪地问：“山鹰，都渴成那个样子了，你咋不吃啊？”
我说：“我不吃，那是集体的东西！”
也许三哥觉得我说出来的话太幼稚了，就“哈”地一声笑着说：“你真是个书呆子！啥叫集体的东西？集体的东西糟蹋了多少你知道吗？集体的东西被人贪污了多少你知道吗？别说我们吃几个包谷棒子，就是我们把这块地里的包谷全吃了也不过分呢！”
但我仍然没吃。我这个人倔强，我觉得我如果吃了包谷棒子，那就不是一个好学生了。但就在这时，我突然觉得眼前一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终于又醒过来了。当我醒过来的时候，二哥正把我抱在怀里，三姐和弟弟正掰着我的嘴，三哥正在往我的嘴里滴流着从包谷秆子里拧出来的汁水。三哥把又粗又壮的包谷秆子用力地拧成麻花状，包谷秆子里就流出了一股乳白色汁水来。那股汁流进我的嘴里，就象甘露一般清凉，霎时间就浸入了我的肺腑。
三哥见我醒过来了，就几乎是讥讽地说：“你是想当烈士是不是？你以为你是谁呀？如果你真的死了谁又记得你呢？你这是中暑了你知道不知道？要不是我们抢救得快，只怕这时候你早就断气了呢！”
我的确感到很难受，好像悬浮在半天云中，既很昏眩，又很恶心。三哥叫二哥把我抱到一个石岩底下，又掰来几个嫩包谷放在我面前说：“你把这些嫩包谷吃了，好好歇着别动，等我们把那一点儿草薅完了再来接你回去。”
我依然没有吃那些嫩包谷。我实在太难受了，三哥他们刚离开我，我就又睡着了，一直睡到三哥他们把草薅完了来接我的时候我才醒过来。
三百分工的包谷草满打满算只用了两天的时间就薅完了，余下的时间就可以不到生产队去干活而干自己的事情了。二哥为了自己弄点零花钱，就漫山遍野地去摘五味子。一斤晒干了的五味子可以卖一毛七分钱。而三姐则到沟沟叉叉里剥野苎麻。一斤晒干了的野苎麻也可以卖到七分钱。弟弟人小没事干，就做了一个弹弓遍山遍岭地打麻雀。三哥却什么也没干，每天鸡叫三遍的时候他就走了，直到太阳红了的时候才回来，谁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只有我昏头昏脑地在家里躺着，我一直躺着，虽然不呕吐了，但却起不了床。
三天时间就那么过去了，第四天，二哥、三哥和三姐就又到生产队干活去了。但那天晚上他们却回来得很晚，他们回来的时候鸡都叫头遍了。在生产队，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凡开社员会的时候，都要开到这时候。不过这次开社员会主要是针对我们一家人开的，因为三哥他们吃嫩包谷的事情东窗事发了。
这也怪三哥他们太大意了，本来在一块十几亩的包谷地里吃点儿嫩包谷是不会被发现的，可三哥他们一是吃得太多了，一下子就吃了几十棵；二是吃的地方太集中了，整个就吃了一小块儿，三是吃了以后并没有把包谷秆子和包谷壳藏起来，而就那样胡乱地扔在了石岩下，所以生产队在检查薅草的情况时就发现了。发现以后黄队长倒没有说什么，而杜大安却不行。杜大安是副队长，又因为余应凤的那一码子事一直对大哥有成见，所以见石岩下堆积了一堆包谷秆子和包谷壳的时候，当时就火了：“这还了得！这不是搞破坏吗？包谷还没有长成他们就这样偷着吃，等长成的时候岂不是吃完了？今天晚上就召开社员会，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典型好好地制一制，叫他们咋样吃进去的就咋样吐出来！”
黄队长见杜大安对这件事情十分认真，就息事宁人地说：“算了吧？杜队长。从我们检查的情况来看，好象大家都吃了嫩包谷。如果只逮住房山贵不放，他能服吗？房山贵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弄得不好，他反倒把你给整住了。”
杜大安冷笑一声说：“这次我就要和他较量一下，我就不相信他有三头六臂！”
黄队长说：“那就开吧，不过不要深究，点到为止就行了。社员们在薅草的时候吃几个嫩包谷并不是啥大不了的事，深究就不好了。”
杜大安说：“这事情你别管，由我来处理，我就不相信制服不了一个房山贵！”
黄队长说：“那你就处理吧。不过，可千万别乱来！”
杜大安虽然是副队长，但却一直不把黄队长放在眼里，事事都想高出黄队长一头。黄队长也不跟杜大安争，杜大安要怎么干就让杜大安怎么干去，当杜大安收不了摊子的时候，黄队长才出面调停。
社员会在杜大安的坚持下果然召开了，本来还要叫我和弟弟都去的，但因为弟弟年纪小，我还在病中，所以就没有去。我听三哥说，社员会是在生产队的仓库外面召开的，两盏马灯把仓库外面的场地照得如同白日。会场的前面放了几张黑不溜秋的条桌，黄队长、杜大安和检查组的人员都坐在条桌的后面。杜大安叫黄队长先讲话，但黄队长不讲，就叫杜大安按他的意思讲。杜大安站起来咳嗽了几声，清了清嗓子，就恶狠狠地叫二哥、三哥和三姐站起来在社员面前亮相。二哥和三姐都不愿站起来，只有三哥站了起来。三哥不但自己顺从地站了起来，而且还笑嘻嘻地把二哥和三姐拉了起来。二哥、三哥和三姐站起来以后，杜大安就走到二哥、三哥和三姐的面前，用指头挨个地点着二哥、三哥和三姐的脑门子说：“你们真是太无法无天了，叫你们薅草，你们却偷吃生产队的嫩包谷。你们知道你们这是啥行为吗？你们这是破坏集体！因此，生产队决定，扣掉你们薅草的三百分工，另外再扣掉你们家的三百斤口粮！”
二哥和三姐听了这话之后，脸上都变了颜色，只有三哥却显得十分坦然。三哥认真地看着杜大安，慢条斯理地说：“你们都检查完了吗？”
杜大安说：“当然检查完了。”
三哥说：“既然检查完了，为啥别人吃嫩包谷你不管，我们吃了几个嫩包谷你就要管？难道你这个队长是给我们一家当的吗？”
杜大安说：“别人谁吃了嫩包谷？就你们一家吃了嫩包谷！”
三哥说：“别人真的没吃？”
杜大安说：“别人真的没吃。”
三哥突然勃然大怒地说：“杜大安，你真是把眼睛瞎了！你敢说别人没吃嫩包谷？我敢说，全队的社员都吃了嫩包谷，首先就是你吃了嫩包谷！”
杜大安冷笑一声说：“笑话！我作为副队长，我能吃生产队的嫩包谷吗？”
三哥说：“你敢说你没吃？你没吃，那你承包的那块地里从上面往下数，第七个坎根儿下埋的三十一根包谷秆子从哪里来的？该不是我房山贵埋的吧？”
杜大安一愣，立即怒气冲天地说：“房山贵，你少给我栽赃！”
三哥说：“我没有给你栽赃，这是事实，我现在就可以领着社员们去看，看你究竟吃没吃？”
杜大安说：“房山贵，你真还不得了了，竟在暗中监视起我来了！”
三哥对杜大安的暴跳如雷不屑一顾，仍然心平气和地说：“我没有监视你，我这么做只是想讨个公道。既然你自己都吃了队里的嫩包谷，为啥又要揪住我们不放呢？实话对你说了吧，在你们检查组还没有检查之前我就检查了三天，每块地我都跑到了。经过检查我发现，在地里薅草的人就都吃了队里的嫩包谷，没有哪个人没吃。要说没吃就是我家的房山鹰没吃，可就因为他没吃他才中了暑，要不是我们抢救得快他就死在了地里。现在，他还在家里躺着动弹不了！不信你们都到我大哥家去看看，看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我去检查并不是为了要攻击别人，也不是为了推托自己的责任，就是为了防止你给我来这一手。我知道你对我家有意见，所以我不得不防。坦白地说，我们在薅草的时候的确吃了嫩包谷，而且吃了以后我还故意把包谷秆子和包谷壳都亮在明处让你发现，看你咋样来处理这个事情。没想到你果然按照我的预料来了，又是要扣我们的工分，又是要扣我们的口粮，还要我们在社员面前亮相，你想干啥呀？你以为我们就是那么好欺负的吗？既然你要整治我们，那你自己就别吃啊？既然你自己都吃了，为啥又要整治我们呢？当然，我并不是说你吃得不对。大热的天，上面晒着，下面烤着，吃几个嫩包谷有啥了不得的呢？我是觉得你做得不对。你不应该小题大做，更不应该扣我们的工分和口粮。全队这么多社员都吃了嫩包谷，你也吃了嫩包谷，而你只扣我们一家的工分和口粮，你说得过去吗？”
三哥的一席话，把杜大安说得傻了眼，也说得哑了口，站在三哥的面前一时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尤其是全队的社员，不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驳三哥，反而还纷纷地议论说杜大安不把社员当人看。黄队长见杜大安收不拢摊子了，这才站起来说：“好，这件事就不说了，大家薅草都是很辛苦的，吃了几个包谷吃了也就吃了，也就不追究了。不过杜队长也没做错，他也是为了集体好。从我们检查的情况来看，社员们的任务完成得都很好，一是都按时完成了任务，二是都把草除得很干净，所以也就不扣谁的工分了。好了，多的话也就不说了，大家干了一天活儿够很累，散会！”
经过这么一件事情之后，我对三哥真是佩服极了。我真没想到年仅十八岁而又一字不识的三哥，竟有那么缜密的思维和那么超前的预见性，竟提前就抓住了杜大安的把柄，给了杜大安狠狠地一击。从那以后，杜大安也似乎怕了三哥，见了三哥总是客客气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