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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座石灰窑离三哥的家较远，座落在大黑沟口的半山腰上。我用稻草给石灰窑盖了一个顶子，在石灰窑里铺上稻草，又从三哥家里拿了一个吊罐，一个碗，还有一把我曾经用过的小铲子，就算把家安了。我知道三哥家里没粮可拿，于是就去找队长黄在昆和会计李大清，希望从生产队的储备粮里借三十斤包谷暂时度命。黄在昆倒是答应了，可李大清就是不同意。最后还是黄在昆帮我说了半天好话，李大清才勉强给我称了粮。
三哥也许意识到他把话说得太重了，于是又到石灰窑里把我往回叫。但我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再也不想低声下气地在别人的羽翼下过日子了。平心而论，也不能怪三哥生气。自从三哥把我从学校领回家以后，我根本就没有干过几天活。“念书”这两个字已经从我的脑海里渐渐抹去了，而“革命”这两个字渐渐地在我的心底里生了根。我见大哥常常带着公社的武斗队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地窜来窜去，心里就羡慕得不得了，真想跟他们一路横冲直撞、叱咤风云。可惜我的年龄太小了，大哥不收我。我想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突然灵机一动，就也组建了一支队伍。我的这支队伍全由从学校回家的三十多名学生组成，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卫东战斗队”，意思是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别看我们是一帮孩子，可战斗力并不比大哥的武斗队差。大哥他们的武斗队无非是对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进行扇耳光、罚跪、吊打，而我们“卫东战斗队”却有新的花样，夏天的时候，我们让那些人穿着衣服站在太阳地里让太阳暴晒，冬天的时候，我们就让那些人把衣服脱光，只穿着一条短裤遮丑。我们在他们的胸脯上写上“牛鬼蛇神”四个字，然后就让他们站着凌冰，抱着凌冰，背着凌冰，在凌冽的寒风中瑟瑟发抖。有的人还真是厉害，受着那样的折磨，连续站几个小时一声都不吭。而有的人就不行了，站上半个小时就轰然倒地、翻开了白眼。
有一次三哥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悄悄而又严肃地对我说：“山鹰，你长期这样做是要遭报应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必然要报，今世不报，来世再报。”
我依然用毛主席语录来对付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三哥“嗨”一声：“我看你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
然而，不久后的一件事，使我浑身的革命热血顿时凉到了冰点。
那天下午，随着大操场上几声枪响和几颗手榴弹的爆炸声，突然来了一伙如狼似虎的小伙子把我的母亲抓走了。母亲本来身体就不好，最近又感冒了，加之又惊又怕，所以在路上一个劲儿的哼哼、一个劲儿的咳嗽。有几次双腿都软得走不动路了，要不是被人架着，说不定早就瘫痪在路上了。他们把我的母亲带到大操场上，刘老师亲手强按着母亲的头，还把母亲的腿踢了一脚，让母亲和大舅并排跪在了一起。母亲刚被强迫跪下就失去了知觉，一头栽在地上就再也不动弹了。
我们全家人都震天震地地哭了起来，尤其三哥哭得最伤心。
一股热血似乎突然冲上了我的脑门子，我再也顾不得什么“革命”不“革命”了，趁刘老师不备，就像当年撞沈幸福那样，一头撞向了刘老师的脊背。我的个头已经比原来高多了，弓着腰也把头撞在了刘老师背中心。因为我使的劲太大，不仅把刘老师撞趴下了，而且我也趴在了刘老师的背上。刘老师“哎哟”了一声就想爬起来，但我不但没起来，反而坐在了他的背上。直到有人把我拉开了，我才一头钻进人群藏了起来。
但藏是藏不住的，刘老师的手下就像鹰犬一般到处查找我的踪迹。不一会儿，他们终于抓住了我，把我押到了刘老师的面前。刘老师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然后就对他的两个手下说：“把他也绑起来，让他和他的娘、他的舅舅跪到一起去！”
但正在这时候，大哥突然带着他的专政队赶到了。大哥旋风一般刮进人圈，一伸手就搂住了刘老师的脖子。刘老师带的“红三司”和大哥带的专政队很自然地就分成了两派，都哗哗啦啦地拉开了枪栓。一场大战一触即发，似乎风都在空中凝固了。
大哥挥挥手，让他的武斗队把枪放下，然后咬牙切齿地对刘老师说：“你快下令把我的娘放了，不然我就把你的脑袋拧下来当球踢！”
刘老师的脸憋得通红，连忙点头说：“放……放！你……快……快松手，我的喉咙……快被你勒断了！”
实际上，母亲早被三哥乘着混乱背走了，只有大舅还乖乖地跪在那里。
大哥松了手，又说：“刘老师，你快把你的人解散了，我也把我的解散了，我们之间不能搞武斗。如果我们之间互相残杀，那只能是帮了敌人的大忙。你说呢？”
刘老师犹豫了一下，终于点点头说：“好，我们一起喊解散。”
两个本来就是平民百姓的造反派头头，就那么轻而易举地把一场干戈化成了玉帛。我从这件事情上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他们都不愿意发生流血事件，都不愿意进行无谓地杀戮。他们只所以对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那么狠，都不过是出于一种阶级义愤而已。
但从这件事情上我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我突然觉得革命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的。尤其从他们抓我母亲的这件事上来分析，我突然觉得这样的革命没有目的、没有方向、纯属于革命的盲动主义。因此，我不“革命”了，很快就解散了我所组建的“卫东战斗队”，一头撞进我的石灰窑干起了别的事情。
生活，又恢复到以前的老样子。白天，只要生产队长喊上工，我就一定会去上工。因为，我得吃饭。不上工，不挣工分，就分不到粮食，就没有饭吃。晚上，我又点亮桐油灯看起书来。
那天，我到三哥家里取书的时候，三哥挖苦我说：“你不是要‘革命’吗，还要书干啥？”
我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来。一腔热血、一阵狂热耽误了我的不少时间，我怎么都得加倍努力把它补回来。但一想到学校停了课、我赌气住进了石灰窑，又心灰意冷了。就我这么个条件，还有上学的机会吗？
一九六八年秋天，学校终于复了课。按照当时的说法，叫做“复课闹革命”。看着其他的同学陆陆续续都回到了学校，我的心里是多么羡慕他们啊！但我不能，我只能老老实实地挣工分养活我自己。
一天，雷老师终于找我来了。他虽然比原来瘦了一大圈儿，但精神依然很好。他告诉我，学校不光是小学了，而且还开办了初中班。以后小毕业的学生就不用到外地去了，在本地就能上初中了。最后，他问我：“山鹰，你还想不想上学？”
我叹一口气说：“当然想啊，可就是没有机会了！”
他说：“你别急，我去找你的大哥和三哥说说。”
说着，他就走了，去找大哥和三哥去了。
我看着雷老师渐渐走远，心里充满了最后一线希望。
几个小时以后，他终于转来了。转来后，就对我说：“山鹰，恐怕你真是上不成学了。我找你大哥，你大哥说你不归他管；找你三哥，你三哥说他负担不起。看来，你只有一辈子都待在农村了。可惜啊可惜！…..”
我强忍着泪水说：“雷老师，真难为你了！这都是我的命啊！命里只有八角米，走遍天下不满升！……”
最后的一线希望终于破灭，我不得不认了命。不过在以后的几个月中，虽然我每天仍然拿着七分工，但我并没有吃多少苦，因为要学小靳庄，我被调到大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当了演员。
当演员是我的强项，我从小学一年级到小学五年级一直都是学校的文艺尖子。我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真可以说是如鱼得水、逢凶化吉了。因为我年纪小，长得嘛……也还算漂亮，所以我很快就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台柱子。导演是从县剧团请来的一个女人，她一见我就眉开眼笑地说：“嘿，这小伙子好，这小伙子能当李玉和。”
在安排角色时，我果然就当了李玉和。不过，也不是只限于当李玉和，有时候让我当男演员，有时候又让我当女演员，但不管让我当什么演员，我都能很快进入角色。
杜卓美也进入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她和何忠伟结婚后，不知道为什么，她肚子里那个未婚先孕的孩子竟然小产了。这个美丽的少妇，倒也非常适合演戏，常常在舞台上一亮相，就能俘虏一大批年轻小伙子的目光。那些小伙子不是看她的戏，而是看她的人。
在演《小二黑结婚》时，我当小二黑，她当小芹，我们珠联璧合，演得非常成功。每次我和她在台上一亮相，社员们就在台下起哄，说我们是天生的一对，地生的一双。
这时候的我，已经是十七岁的大小伙子了，个头比她还高几公分，每次社员们起哄时，她就有意无意地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我。那目光里充满着深刻的含义，常常看得我浑身燥热。有一天下午休息的时候，其他的演员都去看民兵训练去了，排练室里只剩下了我和她。他见四周没人，就悄悄地对我说：“你演得特别好，也长得很好，要是你二哥也像你这样，也许我早就嫁给他了。”
算起来她比我大六岁，按照农村筋筋绊绊的亲戚关系，我应该把她叫表姐，因为她长着一张娃娃脸，所以看起来仍然像个小姑娘。我看着她那十分妩媚的脸庞，就嬉皮笑脸地说：“可惜你已经嫁人了，不然的话，我非让你嫁给我不可！”
她娇美地一笑，轻轻地在我的胳膊上拍了一下，突然附在我的耳朵上悄悄地说：“现在也不晚呐，我虽然嫁了人，可我、可我愿意给你当野婆娘。只要你愿意，我随时都可以满足你！”
她的嘴唇几乎挨着了我的脸，女人特有的气息直往我的鼻孔里钻。我抬起头来看着她，心脏就像擂鼓一般跳了起来，意识里，也有了一种立即就把她拥入怀里的冲动。她实在太漂亮了，漂亮得令我晕眩。那清澈明亮的瞳孔，那弯如弓月的柳叶眉，那微微抖动的睫毛，那白皙无暇的皮肤，那薄薄的嘴唇......都使我想入非非，恨不得咬上她几口才好。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两对目光在空中撞击得火星子乱窜。
对视了一阵，她又附在我的耳边悄悄地说：“我喜欢你，我非常非常喜欢你，我真的愿意给当野婆娘。”
她所说的野婆娘，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情人，用骂人的话说，就是一对狗男女。但她说得很认真，很露骨，很一本正经，根本就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
我见她动了真情，着实吓了一跳，因为我毕竟还是一个大孩子，虽然有时候也产生过性渴望，但真正要让我跟一个少妇睡在一起，干那个龌龊的勾当，那是不可能的。
可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杜卓美那么一个漂亮得少妇，竟然那么开放、那么下贱、那么不知自重、那么没皮没脸，竟要给我当野婆娘。这是为什么呢？是真的爱上我了，还是想和我玩玩而已？
不管她是什么意思，我都不会下贱到去搞一个少妇的地步。我有点厌恶地看着她的俏脸，也附在她的耳朵上悄悄地说：“我可不敢搞你，一旦让何中伟发现我就完了。”
她幽怨地叹了一口气说：“这你放心，他根本就不在家，跟我结婚不久他就到四川工作去了，大概过年才能回来。”
我恍然大悟，原来她是感情空虚、耐不住寂寞才找上我的。
在山区农村，偷人养汉的事时有发生，大女人恋着小男人的事也比比皆是。她那么暗示我、挑逗我，不过是想让我和她玩玩而已。
理智告诉我，“看上”和“爱上”完全是两码事，婚内情和婚外恋也截然不同，她要的是一时的愉悦，而我要的却是一生的幸福。因此，尽管她的容貌非常令我动心，但我仍然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在心里暗暗发誓：我还是一个孩子，一定要守身如玉，绝不能与她发生任何不正当关系。
她见我不说话，就以为我动了心，再次附在我的耳朵上说：“你晚上来我家吧，我一个人在家，不会有人知道的。”
她把话说到了这个份儿上，我就再也不能嬉皮笑脸了，本来想狠狠地羞辱她一番，但想了想，我又很婉转但却正色地说：“谢谢你看得起我，但我却不能那么做，因为我年龄还小，今后的路还很长，一旦败坏了自己名声，那就一切都完了！”
我想我这样说，她一定会对我死心。谁知她似乎对我着了迷，一连几天都像影子一样跟着我，总想找机会和我单独在一起。有一天，她见周围没人，竟还在我的脸上恨恨地亲了一口。那一口，弄得我非常烦恼，非常害怕，于是我就一溜烟跑出了排练室，到大操场看民兵训练去了。
民兵连就在大操场上训练，列队、跑步、投弹、刺杀、瞄准、匍匐前进是正常的训练科目，打靶一个星期一次。有时候排戏排累了，我就去看民兵训练，民兵有时候训练累了，也看我们排戏。负责民兵训练的是一个退伍军人，姓李，名叫李胜友，后来当了我们公社的党委书记。他似乎很喜欢我，第一次见了我就笑着说：“房山鹰，好名字！你一定会像山鹰一样搏击风云！”
在我们拍戏的三个多月时间里，他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我排戏。我每次上台演出的时候，他都第一个为我鼓掌。
一九七零年元旦，我们大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终于到县上去参加了一场汇报演出。回来后，宣传队就解散了，民兵训练也结束了。李胜友走的时候突然对我说：“房山鹰，我已经调到你们公社了。以后你如果有什么事，就可以直接到公社来找我。”
我一个小小的农村社员，既不会有什么事，也不会随便去找他，我根本把他的话就没有当一回事。
没有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就又得到生产队去劳动。正是滴水成冰的严冬季节，我们每天都去修梯田。天没亮就上工，一直干到伸手不见五指了才收工。有一天黄昏的时候我实在干不了了，就给队长说我肚子疼。队长黄在昆一直都对我不错，明知道我在说谎，却仍然批了假。当我走到离我住的石灰窑还有三十多米时，突然发现石灰窑门前有一堆火光在闪烁。我以为自己走错地方了，但仔细一瞅，又确实是回“家”的路。我当时的心里就“咚咚咚”地跳起来，以为是鬼火在我的窑门前烧起来了。不过我小时候听婆说过，她说鬼火是绿色的，而不是红色的。这么一想，我的胆又大了起来，急忙往石灰窑跟前跑。走近一看，哪里是什么鬼火？原来是母亲来了。
我叫了一声娘，立即就忍不住哭了起来。母亲把我像孩子一般搂进怀里，一边抚摸着我头上乱糟糟的头发一边也流着泪说：“山鹰，我的好山鹰，你受苦了！都是娘的错，都是娘没本事保护不了你！……”
娘的头发又白了许多，脸上因为浮肿显得很胖。腮帮子上不知长了一个什么东西，又红又肿，半边脸高高地隆了起来。
我用冰凉的手摸了摸娘的脸问：“痛吗，娘？”
娘说：“不痛，过一段时间它就会好的。”
实际上，自从我搬进石灰窑后娘就经常来看我。有时给我拿几个洋芋，有时给我拿一个红苕，有时还塞给我一个煮熟的鸡蛋，接下来就是给我缝补衣服，把我非常褴褛的衣服一针针地给我缝补好才离开。
此刻，母亲又像以前一样，又要给我缝补衣服。因为天气冷，我又没有衣服换，所以母亲就让我穿着衣服让她补。我见天快黑了，就劝母亲说：“娘，算了，改天再补吧。再晚，你就没法回去了。”
娘叹一口气说：“山鹰啊，娘老了，也许以后再也没办法给你补衣服了，你要好好地照顾自己，好好地活下去。你已经是十七岁的人了，争取早点盖两间房子离开石灰窑，找个媳妇，这样，娘死了也就放心了！”
我鼻子酸酸地说：“娘，你别说这样的话，等我娶了媳妇你就跟着我过，我叫我的媳妇好好地伺候你。”
娘苦笑一下说：“这样当然好，就怕娘等不到那一天了，唉！”
我万万没想到，母亲竟然一语成谶，不到两个月就真的离开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