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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的冬天既是一个无雪的冬天，也是一个无雨的冬天。入秋之前刮了一场大风之后就再也没有下过一场雨，也没有下过一场雪，不但山上的树木旱死了，而且连路边的小草也旱死了。
这可苦了我家，我家天天都得下山到龙王庙去担水吃。大哥自己不担水，却把担水的任务下到了二哥、三哥、二姐、三姐和我的头上。大哥规定我们五个人每人每天必须下山去担两次水，否则，就得挨他的篾片子。实际上，即使大哥不那样规定，我们也得去担水，不担水吃什么呢？我们我个人每天打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担水。在大黑沟通往龙王庙的山路上布满了我们的脚印。二哥和二姐抬着一个大水桶，三哥和三姐抬着一个小水桶，我的年龄小，就提着那个铜吊罐。我们弟兄姊妹五个，每天都浩浩荡荡地下山，又浩浩荡荡地上山。
入冬以后虽然没下雨雪，但山路上的霜却下得很厚，厚得跟下了雪一样，地上是一片白色，草上是一片白色，树上是一片白色，石头上也是一片白色。蒿子杆、野棉花杆和低矮的树枝上都挂着奇形怪状的冰花。那些冰花，有的像梅花，有的像菊花，有的像大刀长矛，还有的像机枪手枪，五花八门，好看极了。
一天早晨我提了一次水后，就和房山成一起到山坡上去折冰花玩。那些冰花虽然很好看，但却很脆弱，轻轻一碰，就会稀里哗啦掉个精光。但我和房山成的兴趣却很浓，也不觉得冷。我折了几支冰花，房山成也折了几支冰花，这才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母亲见了，又是责备又是爱怜地说：“你们这两个淘气包哇，难道就不怕冷？快烤烤火吧，可别冻坏了。”
的确很冷，石头都被冻得裂开了口子。土地似乎被冻成了一块铁板，坚硬得连炮都轰不开。山里的农人们无事可做，就只得整天坐在火塘边烤着大火。
我的怪病就是在那个早晨突然得下的。我和弟弟烤了一阵子火后，母亲和二姐就把饭做熟了。我的肚子早就饿了，听说饭熟了，也就顾不得玩冰花了，立即就围着家里的那一张摇摇晃晃的小桌子吃起饭来。那天早晨吃的是稀溜溜的包谷糊糊，菜是一大盆腌酸了的罗卜英子。日常难得有一顿净包谷糊糊吃，所以我就吃得分外香。我一向吃饭都比别人快，吃没有参合野菜的包谷糊糊就更快了，几个哥哥姐姐第一碗还没吃完，我的第二碗就几乎进了肚子。我的肚子大，也霸道，生怕吃不饱，所以每顿吃饭都像抢饭似的狼吞虎咽。就在我想起身去舀第三碗饭的时候，突然“咩”地叫了一声，一个背仰就倒过去了。我倒过去之后，饭碗也随着我的倒下而扣到了我的脸上，幸亏我已经把滚烫的稀饭吃完了，否则的话就要被烫伤了。起初全家人都以为我是在板凳上没坐稳倒下的，所以都没有在意，母亲还责备我说：“吃饭也不好好坐着，咋就那么调皮呢？”但等了半天也不见我起来，全家人这才感觉有点儿不对头了。三哥和二姐拉我起来时，只见我口吐白沫，白眼直翻，浑身抽搐，已经没气了。全家人都慌了手脚，也都对着我呼喊起来。母亲把我搂进怀里，一边揉着我的胸口给我顺气，一边掐着我的人中进行急救。过了半晌，我才悠悠醒了过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时，我却一无所知，直觉得心里慌得不行，好象马上就要断气了。母亲见我醒过来了，这才松了一口气。放下我，叫我继续吃饭。可正在这时，我又“咩”地叫了一声，又一个背仰倒了过去。仍像原来一样，口吐白沫，白眼直翻，浑身抽搐，又没气了。母亲又一边揉着我的胸口一边掐着我的人中使我醒了过来。这时，也顾不得吃饭了，忙命令二哥和二姐说：“你们两个赶快去找你们的大哥回来，就说山鹰得了急病。”
二哥十分为难地说：“谁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我们到哪儿去找他啊？”
二哥这个人既懒又犟，就像大伯一样不懂世事。眼见着我得了急病他却仍然不放在心上。母亲见二哥一脸的为难情绪，就怒怒地说：“找不到也得找！找不到你不会问？鼻子底下不是人吗？”
二哥无奈，就只得和二姐一起下山去了。
大哥已经走了半个月，谁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母亲以为他找媳妇去了，所以并不为大哥的出走担心。但现在我猛然得上了这种怪病，再不找大哥回来就不行了。
二哥和二姐下了山，就一路打听起来，但问张三，张三说大哥到县上去了，问李四，李四说大哥到公社去了，总问不出一个准信来。看看天已黑了，二哥和二姐无奈，又只得回到了家里。
但二哥和二姐刚到家不久，大哥却自己回来了。大哥回来的时候，既带回了一身的寒气，也带回了满面的春风，他一回来就高兴地向全家人宣布：“我要走了！”
母亲愣了一下，忙问：“你要走了？你准备都哪里去啊？”
大哥说：“我要当兵去！”
大哥的确到公社去了，还到县上去了，他见国家征兵，就去报了名，还参加了体检。令他高兴的是，他竟然顺利地通过了政审和体检，只等接兵的首长征求母亲的意见之后，就可以走了。
听到这个消息，母亲既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岔开话题说：“山鹰得下了这号怪病，你是当家人，你说咋办吧？”
大哥正在兴头上，被母亲一瓢冷水当头泼下，立即就不耐烦地说：“山鹰的病用我们的土话说叫做羊角风，用医生的话说叫做癫痫病，那可能是被胡峰锥了以后落下的后遗症。那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治好的病，我能有啥办法？”
母亲说：“照你这么说，山鹰的病就没得救了？”
大哥沉思了一会儿说：“有救没救我也说不准，该能治得好吧？我听说我们公社卫生所的那个付医生特别厉害，在我走以前我去找付医生来看看。”
母亲说：“你真的要走？”
大哥说：“我真的要走，再不走，就永远都没有机会了。”
母亲悠悠地叹一口气，不满地说：“看来你的翅膀已经硬了，可以自由自在地飞翔了！”
大哥见母亲的话里带了刺，就也不满地说：“你一个当娘的，难道就希望你的儿子永远都在大黑沟里生老病死吗？我已经二十二岁了，是当兵的最大年龄。如果今年不去，明年就去不成了。”
母亲突然生气地说：“你走吧！你走吧！你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吧！不过，你在走之前得把我、把你婆、把你的老弟、老妹全捏死才行，不然的话，你是走不了的！”
大哥说：“前年县上叫我去当干部时你们不让去我听了你们的，这次如果你再不让我走，那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母亲缓和了一下口气说：“你也别把话说得那么绝情，我也并不是不想让你走，只是家庭情况是摆在这里的，你这一走，这家里剩下的八个人还活得下去吗？你咋把你伢临死时给你交代的话就忘了呢？”
大哥说：“娘，你啥也别说了，反正这次我是非走不可的！我走以后，我们的家就变成了革命军属，即使我照顾不到你们，组织上也是会照顾你们的。”
第二天，果然有两个军人和公社的武装部长不辞辛劳地攀上了大黑沟。对那两个军人和武装部长的到来，大哥早有准备，他不但买回了一两茶叶、四个茶缸子和一包纸烟，而且还叫二哥、三哥、二姐、三姐和我把屋里屋外都扫了又扫，把板凳洗了又洗，还反复给婆说，叫婆千万忍耐一天，别在尿桶里抓屎尿往身上抹、在身上拍。茶叶倒不稀奇，纸烟却是稀奇货，没有身份、没有钱的人是抽不起纸烟的。
大哥提前就用铜吊罐烧好了开水，洗好了茶缸子，两个军人和武装部长一到，就忙不迭地将茶水和纸烟敬了上去。那两个军人和武装部长接了水，接了烟，就非常亲热地拉着母亲坐到了他们的对面。武装部长对母亲说：“阿姨，今天我们来，既是来向你道喜的，也是来征求你的意见的。这次征兵，你的儿子房山树同志顺利地通过了政审和体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你的儿子房山树同志马上就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了。房山树同志的应征入伍，不仅是你这个当母亲的光荣，也不仅是房山树同志本人的光荣，而且是我们全公社的光荣。房山树同志过几天就要到部队上去了，看你有什么想法，什么要求，都对我们说出来，只要是合理的，我们都尽量满足你。”
母亲看了两个军人和武装部长一眼，十分平静地说：“当兵是件好事，我不拦他。参军参战，保卫祖国，既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也是每个青年人应尽的职责，我为啥要拦他呢？只是……只是我家的情况是摆在这里的，他上面有一个八十岁的婆，下面有这一大群老弟、老妹，我呢，长年都有病，他的第四个老弟又得了羊角风，只怕他一走，我这个家庭就要散摊子了。情况就是这样，你们看吧，你们如果觉得他能走，就叫他走；你们如果觉得他不能走，就叫他留下。我随便。”
母亲真不愧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说出的话来滴水不漏，她既没有直接说让大哥走，也没有直接说不让大哥走，既把困难摆出来了，也把顺水人情做了，既给了那两个军人和武装部长的面子，又把难题推给了他们。两个军人和武装部长对看了一眼，就站起身，在我家的前前后后看了起来。他们先去看了婆，然后就盯着我们一个一个地看。婆正躺在床上哼哼，我和房山成都光着身子、打着赤脚、像灰老鼠一般可怜巴巴地盯着他们看。正在这时，我的羊角风又犯了，“咩”地一声就昏了过去。他们和母亲一起，手忙脚乱地把我救醒后，就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还摇了摇头，一齐走到门外去了。他们在门外低声说了一些什么，才又重新走到屋里来。再从门外走进来的时候，武装部长就对大哥说：“我们看了你的家庭情况，你的确走不得。我不得不很惋惜地告诉你，这个兵你当不成了。不过，在后方也同样是干革命。我们决定接杜大顺走，你就接替他的民兵连长吧。”
水泉坪大队同时验上了两个兵，一个是大哥，另一个是杜大顺，两个人只能去一个。因为大哥的整体素质都比杜大顺好，所以接兵的首长和武装部长就想叫大哥去。现在见大哥确实去不成，就只得把杜大顺接走了。
没有当得了兵，这对大哥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也实在把大哥的心伤透了，两个接兵的军人和公社的武装干部刚走，大哥就在家里嚎天嚎地地又哭又叫起来：“老天爷呀，我的命咋就这么苦啊！”
母亲来到大哥的身边，亲昵地抚摸着大哥的脊背说：“山树，别太伤心了。既然出生在了这样的家庭，你就认命吧！”
大哥似乎真的认了命，擦干眼泪，就不声不响地下山去了。他下山去没有干别的事，而是去把公社卫生所的付医生请到了家里。付医生有三十多岁，矮矮的个子，一张长脸上长满了圈脸胡子。他的腿有点儿残疾，走路一跛一跛的。也真难为了他，为了我，他竟跛着腿攀上了大黑沟。付医生到家时，正遇我在羊角风的发作中刚刚醒来。付医生连气都没歇，就开始给我治疗。他先是用银针给我的十个手指头和十个脚指头放血，然后又用银针扎我的人中和头顶，还开了方子，一直忙到半夜才走。
经过付医生的治疗，我的羊角风病果然好了，但从此我却说不出话了。什么事情我都知道，就是舌头僵僵的转不过弯子来。我感觉到心中有许许多多的话要对母亲说，要对大哥、二哥、三哥说，要对二姐和三姐说，还要对房山成说，但我无论作怎样的努力都没有办法把话说出来。有时候我明明感觉到把话说出来了，但发出的音却是呜里哇啦的，跟哑巴说出的话一般无二。我急得直哭，没明没夜地哭。但哭出来的声音也不是正常人哭出来的声音，而是哑巴哭出来的声音。
大哥急了，就又去把付医生找了来。付医生看了我的症状，显得有些惊慌，但他仍然摇摇头说：“这个病我治不了，你还是去请别的医生吧！”
母亲听了付医生的话，就“扑通”一声跪在付医生面前说：“你可千万要救救他、让他说话呀！我生了十个孩子就数他灵，也就数他的身体不好，如果他不能说话了，那他这一辈子就完了！”
付医生扶起母亲，一脸无奈地对母亲说：“那我就试试吧！不过我可没有把握把他治好。实在治不好了你也别怪我，我只有这么大的本事了！”
付医生说着，又用银针在我的头上、脸上、脖子上扎了起来。但付医生无论怎样扎，我却仍然说不出话来。付医生绝望了，连水都没有喝就慌忙走了。我也绝望了，一瞬间就想到了死。我想，与其当一个哑巴在世界上苟且偷生，还不如到另一个世界去逍遥快活。
主意一定，我就想开了死的办法。那天我乘母亲和其他的人不注意，就用一根葛藤在房头的苦李子树上把自己吊了起来。但就在我的两脚悬空、葛藤把我的脖子勒得生疼的时候，周铁匠却突然像鹰鹞一般扑了过来。周铁匠一把把我搂进怀里，取掉我脖子上的葛藤，泪雨涟涟地说：“孩子！我的好孩子！你这么小的年纪咋就知道寻短路呢？伢不嫌你是哑巴，你不嫌弃的话，以后你就跟着伢在一起生活吧！”
我心里有无穷的苦，也有无数的话，但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感到很伤心，就只有流泪。一股一股的热泪从我的眼眶里涌出来，无声地流到了地上。
周铁匠把我抱进屋里，责备母亲说：“你是咋带孩子的呀？今天要不是刚好碰上我来，山鹰不就吊死了吗？”
母亲从周铁匠怀里接过我，声音哽咽地说：“难怪他这几天总是闷闷不乐的呢，原来他是在寻短路啊！我可怜的孩子！我好可怜的孩子啊！”
周铁匠想了一阵，突然对大哥说：“山鹰的哑病很可能是被付医生的针扎坏的，山树，你仍然去找他。他不治好山鹰的哑病，首先我就不行！”
大哥立即恍然大悟地说：“嗯，很有可能！我咋把这一点给忘了呢？”
说罢，就给周铁匠打了一声招呼，雷厉风行地下山找付医生去了。
周铁匠又没有空着手来，他拿了不少的东西。也并不是一个人来的，还有他的儿子周长寿和一个老婆婆一同来的。周长寿是我家的常客，有事没事都要到我家来住几天。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小伙子，浑身都长满了疙疙瘩瘩的腱子肉。也完全继承了周铁匠的衣钵，成了一个小周铁匠。而且从他机灵的眼睛里还可以看出来，他比他的父亲精明多了。那个老婆婆是徐家沟房家的一个老婆婆，她常常到大黑沟来，每次来都要住好几天。徐家沟的那个房家和我家并不是同一个房家，只是同姓而已，但考虑到一个房字拆不破，所以母亲仍然叫我们把那个老婆婆叫了伯娘。
大哥刚走，那个老婆婆就把二姐喊到跟前，打开了话匣子：“我是个直人，说话不爱饶圈子。再说呢，我们也都是自己人，说那些多余的客气话也没用，所以我也就开门见山了。今天我们来也没有别的事，一来呢，听说山鹰哑了，我们来看看山鹰；二来呢，大明叫我来做媒，想讨山草作儿媳。你们两家过去的关系就一直很好，也不用我多说。今天长寿也来了，你们就当面表个态，说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拉倒。”
母亲一听，就笑着对那个老婆婆说：“你可真是快人快语，世界哪有这么简单的事？就是我们大人没意见，也总得让两个孩子考虑一下吧？又不是逮猪娃子，哪能一见面就表态呢？再说了，两个孩子的年龄都还小，长寿还不到十六岁，我家的山叶也还不到十七岁呢。”
那个老婆婆哈哈一笑说：“年龄倒也不小了，我嫁给他伯的时候才十五岁呢。”
母亲说：“这事情我没意见，等听听她婆和她大哥的意见再说吧？当然，最主要要的还是看两个孩子的意见，如果他们没意见，这件事才可以定下来。”
母亲的话刚落音，婆就在她的房里大声说：“把山叶嫁到大明家里我没意见，这是山叶的福分呢！”
二姐的脸早已羞得绯红。她冲着周长寿做了一个鬼脸就到厨房做饭去了。
周长寿过去一直把母亲称作娘，把二姐称作二姐，这时他仍然把母亲称作娘，把二姐称作二姐。他一下子就跪在母亲的面前说：“娘，我是真地喜欢二姐呢，你就把二姐嫁给我吧！”
母亲看着周长寿那憨态可掬的样子，高兴而又昵爱地说：“那是你和你二姐的事，你去问她吧，她如果愿意嫁给你，我就把她嫁给你。”
精明的周长寿见母亲允了口，就一头钻进厨房对二姐说：“二姐，我这一辈子可是娶定你了，你就答应我吧，老弟在这里给你作揖了！”
二姐“扑哧”一笑说：“你这么油腔滑调的，谁愿意嫁给你？”
很显然，二姐已经同意了这门婚事，只等大哥回来以后，就可以作最后的决定了。
正说着，大哥就一头撞了进来。他果然把付医生又给请来了。付医生气喘吁吁，脸色苍白，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他进门以后也不落座，就从药箱里取出一支锥子似的银针，用酒精棉球擦了擦，然后就对在场的所有人说：“我要给他扎针了，你们把他的手脚都逮住，千万别让他动弹！”
在场的人见说，就一齐将我按住了，那情形，真有点儿像杀猪的架势。我不知道付医生将那支又粗又长的银针究竟是插进了我的心脏还是插进了我的骨髓，一瞬间，一阵剧烈的疼痛就像排山倒海一般向我袭了来，无边的疼痛使我霎时间就忘记了一切，要不是被人死死地按着，我真会一头撞死在墙上。
“我的娘啊！”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终于大叫了一声。
那一声，是我从丹田里喊出来的，也是我从心底里喊出来的。那一声喊出来之后，那无法言表的疼痛马上就消失了。但付医生却倒下了。付医生手里拿着银针，脸色铁青，豆大的汗珠子牵线一般从额头上滚了下来。
在场的人都顾不得为我重新说话而庆贺了，都手忙脚乱地去扶付医生。仅仅是一瞬间，付医生就从地上跳起来了，跳起来以后就哭了，一边哭还一边喊：“我成功了！我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
过了许久，付医生才平静了下来。平静下来以后就指着我声音低沉而又流着泪对在场的人说：“你们知道吗？为了给他扎这一针，我把我的后事都安排好了哇！因为要破开他的哑穴是一件极其不容易的事情，弄得不好一针扎下去他就会死啊！如果把他给扎死了，我还能活吗？所以我走的时候就叫家里给我把棺材都准备好了啊！”
说到这里，他又含着泪笑了：“还好！他没死。既然他没死，我也就不得死了，家里的棺材算是白准备了。”
那天晚上，付医生第一次在我家吃了一顿饭，还喝了几盅洋姜酒。直到夜深之后，才由大哥把他送下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