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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四，工人们就按时报到了。正月初五，我们就开始正常生产了。别看我们人少，而生产效益却很高，每天都有大量的矿石源源不断地从矿洞里拉出来，堆积在矿部门前的大操场里。
但正在这时，一个电话从工业局打给了我们，命令铅锌矿立即停止生产，叫夏德英留守铅锌矿等待重新分配工作，叫我立即带领所有工人前去赤岩煤矿报到。
赤岩煤矿也是太极县新成立的一个国营企业，由一千六百多名人员组成。那些人员都是从“三线建设”中转过来的基干民兵，一个个生龙活虎、朝气蓬勃。我们铅锌矿的一帮人转到赤岩煤矿后，过去是工人的仍然当工人，只是我的职务变了，不再当副主任，仍然当文书。这倒也好，我少操心了。
赤岩煤矿的机构十分健全，有革命委员会，有政工组，有财务组，有电工组，有安全组，还有民兵小分队。分工明确，各负其责。
只有一点不尽人意，那就是大多数人都是睁眼瞎子，只能干苦力，不能干别的。像我这样虽然小学没有毕业但却口笔两利的人，倒成了赤岩煤矿里的“大知识分子”。
不过，虽然我是“大知识分子”，却也有许多为难的地方和尴尬的时候。收发文件我不怕，统计报表我不怕，代替领导写计划、写报告、写总结材料我也不怕，我怕的就是办黑板报和墻报。每次政治运动一来，就要接连不断地办黑板报和墙报。内容我可以抄报纸，查资料，最令我为难的是写毛笔字。不是我不会写毛笔字，而是我写的毛笔字太不好看了。
政工组的六个人，要讲耍嘴皮子，个个都能咬铜嚼铁，可要让他们写文件、写毛笔字，就都像癞蛤蟆掉到了古井里——“噗通”（不懂）。说起来十分好笑，政工组本来是刷笔杆子的地方，可那一帮人偏偏都不会耍笔杆子。政工组长是一个退伍军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就因为他是矿领导刘开厚的小舅子，所以就当上了矿上的中层领导。另外五个人虽然都会写自己的名字，也会看报纸、念文件，可要叫他们真枪实弹地写出一篇文章来，那真是比登天还难。可就是这样一帮人，整天还吆三喝四、人五人六，今天找这个谈话，明天找那个审查，好像离开了他们地球就不转了似的。
我被安排到矿部办公室工作，名义上隶属于政工组管理，实际上是给矿革委会主任刘开厚当私人秘书。刘开厚也是工农分子，虽然也能认得一些字，但却不会写计划、写报告、写总结。据说他过去就是干部，只是在一九六二年经不起大挖“四边地”的诱惑而辞了职。这一辞职，也就辞掉了干部身份。尽管后来他把肠子都悔青了，但大势已去、覆水难收，他只得老老实实地当上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见东山再起的机会来了，于是就适时地成立了“农造司”，把他所在地的公社连锅端了。“三线建设”开始以后，上级要求当地政府派民兵参加，所以他就亲任团长，率领一千多民兵到“三线建设”第一线来了。他可真幸运，偏偏这时候县革委会要成立赤岩煤矿，而成立赤岩煤矿又偏偏选中了他那个民兵团，所以他摇身一变就当上了赤岩煤矿革委委会主任，干部身份也随之解决了。
他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不仅要求我在政治上进步，而且给我分派的任务也很重，不仅要代替他制定工作计划、写工作报告、工作总结，而且还要代替他到各个采掘点去检查工作、指导工作。当然，办黑板报和墙报也是我的事。那时候政治运动多，每来一次政治运动，都要接连不断地办几期黑板报和墙报借以宣传。这可把我难住了，因为我写的毛笔字实在太难看了。那么难看的毛笔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岂不是给堂堂赤岩煤矿丢脸吗？
就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政工组长突然对我说：“我给你推荐一个人，你去请他，看他能不能帮你。”
我问：“谁？”
政工组长说：“电工组闫汉伟，我见过他写大字报，他的毛笔字写得还可以。”
闫汉伟三十多岁，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就学了一名电工。
我第一次去请他的时候，他正躺在床上看书，见了我，忙从床上坐起来说：“哦，房文书，你咋来了？”
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闫师，我是来请你的。”
“请我？请我啥事？”
我说：“刘主任叫我办墙报，可我的毛笔字实在太难看了，见不了人！”
他扔掉手里的书，热心快肠地说：“不就是写毛笔字吗？这好办，走，我现在就去。”
半个月后我第二次去请他的时候，他正在帮人修一台电动机，见了我，就淡淡地说：“房文书，又要办墙报了吧？你先回去，我把这台电动机一修好，马上就去。”
他没有食言，两个小时以后，他果然来了。
又过了半个月，我第三次去请他。这一次，他正在配电房里检查线路，我刚喊了一声闫师，他就面都没转地说：“我知道你要干啥了，这样吧，你先回去，我一会儿就来。”
一会儿，他果然来了，在我早就准备好的大桌上开始写起墙报来。不过一边写一边小声咕咕叨叨地说：“羞先人，当文书不会写毛笔字，让我来给他当奴才！......”
我在屋里，他在屋外，他的咕叨声我听得一清二楚。我没做声，也没露面，但我的自尊心却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去请他了。但我并不责怪他，更不恨他，相反，我还非常感谢他，认为他骂得对，骂得有理，骂得正是时候。俗话说：“道吾善者是吾贼，道吾恶者是吾师”，他能骂我，就说明他是希望我能当一个完美的人，不希望我当一个庸庸碌碌的人。是啊，一个舞文弄墨的人，不会写毛笔字怎么行呢？世界上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努力学来的，如果不努力就永远都不会做。真正的修行不是逃离，不是躲避，而是欣然面对，全然接受。只有自己强大起来，才不会被人践踏，也才不会被人瞧不起。
这么一想，我那股与生俱来的倔强劲儿就又上来了。我专门跑了一趟供销社，专门买回了几本字帖和一大把毛笔，就专心致志地练起毛笔字来了。我白天写，晚上也写，常常通宵达旦地写。一个大单位的文职人员，别的没有，时间有的是，墨汁有的是，报纸也有的是。我就照着字帖在报纸上写，写了一张又一张，写了一天又一天，写了一晚又一晚，写了一月又一月，毫不气馁，毫不妥协，毫不松劲，我知道，任何事情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肯下苦工夫，就必须要有坚持到底的毅力。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我的毛笔字终于赶上并超过了闫汉伟的毛笔字，虽然风格不同，但打眼一看，我写的毛笔字要比他写的毛笔字漂亮多了。
不过，我并不满足只“过得去”，我还想“过得硬”。俗话说：“人怕上床，字怕上墙”。意思就是说，人怕的就是躺在停尸的床板上，字怕的就是挂在墙上让人看。当代作家冯志在《敌后武工队》里面写过这样一段话：“刘太生润润手里的麻刷，三笔五画，从东到西把一条长长的标语写出来。然后，倒退十几步远，端详着写在墙上的字，冲贾正说：‘人们都说人怕上床，字怕上墙，我这字拿上去还蛮顺眼的呢。’”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一幅字写得好不好，要挂到墙上才能看出来。很多时候，我们写完一幅字，自我感觉还不错，但一旦挂到墙上，就发现全是毛病，怎么看也不舒服。这里面究竟是什么道理呢？为什么把一幅字从桌上拿到墙上，就能让本来顺眼的字变得不顺眼了呢？这其中的奥秘，就是“距离”二字。从桌面上到墙面上人与纸的距离变了，角度和感受自然也变了，一幅字能不能称得上好，其实就是看它能不能经受住距离的考验。我们在伏案而书的时候离字和帖都比较近，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所以我们在书写过程中对笔画形态的要求也就更高，往往功夫不到家的初学者就会专注于笔画而忽略了结构，而近距离会把结构不到位的地方掩盖过去。但字一上墙距离拉远，笔画的细节看不到了，结构不到位却被放大了，所以字也就别扭了。
为了取消这个别扭，我就不在桌上写了，而在空中写。我把报纸贴在墙上，写一写看一看，看一看又写一写，不从笔画上下功夫，而是从结构上下功夫，这样一来，我的字贴到墙上，的确比原来好看了许多。
当然，我只是习帖，并没有经过严师教我，所以我的字充其量只能“过得去”，不能“过得硬”，不过就是这样，当我以我的毛笔字写出第一期墙报的时候，仍然在整个煤矿都引起了轰动。尤其是闫汉伟，他见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超过了他，就十分羞愧地说：“房文书，实在对不起，我知道那次骂你被你听到了，你一直在生我的气，我今天专门向你道歉！”
我笑着说：“看你说到哪儿去了，我咋会生你的气呢？换一个角度想，你才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你的过去，哪有我的现在呢？”
墙报不仅要在矿部办，而且还要到各个采掘点去办。赤岩煤矿地处秦岭余脉的群山深处，与湖北省竹山县只有一山之隔，但距离我们自己的太极县城倒有二百六十华里。那里山大沟深，人迹罕至，要不是开矿采煤，鬼都不会到这里来。矿部把煤矿分成了五个采掘点，每个采掘点都按照军队的建制驻扎一个加强连，每个加强连都有三百多人。他们虽然由矿部统一管理，但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也有革命领导小组、政工组、财务组、电工组、安全组和民兵小分队，只是人数比较少，除了民兵小分队有八个人，其余各组都只有两个人。
机构虽然十分健全，但仍然十分缺少文化人。我在人事档案中查了一下，全矿一千六百五十二人，高中毕业的只有三个人，初中毕业的只有五个人，小学毕业的只有一百零一人，文盲就占了百分之九十三。这么一算，我心里就悲哀起来，这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啊！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我到各个采掘点去办黑板报和墙报的时候，常常有人请我给他们的家人写信。我写了一封又一封，竟然写出了我的灵感，使我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天我回到矿部，张口就对刘开厚说：“刘主任，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
“啥想法？你说。”
“我想在每个采掘点都办一个夜校，让工人们学点儿文化。”
刘开厚当即否定说：“那咋行！上级给我们下达的采煤任务很重，只怕三班倒都完不成呢，别异想天开了。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抓革命，促生产’，严防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我已经命令民兵小分队到各个采掘点去暗访去了，一旦有风吹草动，我们就要当机立断，坚决把阶级敌人的新动向扼杀在萌芽之中！”
刘开厚就是那样，“左”得要命。煤矿成立时间不长，他就已经抓住了好几个“阶级敌人”。虽然那些阶级敌人在事实面前都证明是无辜的，但仍然在工人当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和恐慌。这次，派民兵小分队到各个采掘点去暗访，不知道谁又要倒霉了。
这天下午，政工组长突然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说他无聊得慌，想让我陪他到河边去走走。这个刘开厚的小舅子、大老粗，对我这个“文化人”一直都很尊重，也爱和我一起闲聊。不过我对他也不错，每次我买酒了，都请他一块儿喝。
我和他一路走到河边，就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冬天已经来到了山里，寒风从河面上、树林里、山沟里刮过来冷森森的。
坐了一小会儿，我就说：“组长，我们回去吧，这冷的天，有个啥逛头。”
他说：“等一下，等一下，把你的指甲刀给我，我把指甲剪一下。”
我的指甲刀在钥匙串上，钥匙串就挂在我的腰间。钥匙串上不仅有指甲刀，还有挖耳爬和一个红穗子。那个红穗子我是用笔记本的胶皮儿做的，十分显眼，也十分鲜艳。
我从腰间取下钥匙串递给他，他就“卡嚓卡嚓”剪起手指甲来。他的手指甲又黑又长，有点儿像鸡爪子。
我笑着说：“你也太不讲卫生了，指甲那么黑。”
他也笑着说：“煤矿嘛，哪儿不黑？你看看，你的指甲黑不黑。”
我一看，我的指甲缝里果然也有点儿黑。
他剪完了指甲，就拿着那个红穗子反复地把玩起来。我见他有点儿爱不释手，就大方地说：“你如果喜欢，就扯下来拿去，这东西不值钱，我回去再做一个。”
他不经意地说：“你这用啥做的？这么精致。”
我说：“用笔记本皮子做的，一个笔记本皮子能做好几个呢。”
他问：“你真的是用笔记本皮子做的？”
我说：“真的时用笔记本皮子做的。”
“我看看。”
他说着，就解开了缠在穗子上面的胶带，把穗子一层层地剥开，仔细地看了起来。
天渐渐黑了，风也大了起来。我站起来，使劲在地上跺了几下脚，又说：“好冷！我们回去吧。”
他把钥匙串上的红穗子揪下来揣进衣兜，然后把钥匙串递给我，压低声音说：“你这个穗子果然是用笔记本皮子做的，我看到上面有笔记本三个字，不过也不要挂在钥匙串上了，挂着危险。告诉你吧，今天晚上就有一个大的行动，专门抓在钥匙串上系有红穗子的人。这些人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极其恶毒地破坏毛主席语录，把毛主席的语录皮剪碎做成穗子挂在腰上。多亏你的穗子是用笔记本皮子做的，不然的话，你也要跟那些人一样被逮起来了。”
我打了一个寒颤，有些担心地说：“可我那个红穗子你姐夫知道啊，他能放过我？”
他说：“这你放心，我回去给他说，你那个红穗子上面有‘笔记本’三个字。”
当晚擦黑时，突然变天了。风，刺骨的寒风，夹带着绿豆大的雪粒子，发出一种沙沙的声音，在空中狂飞乱舞，霎时间，地上就变成了一片白色。光秃秃的树木，就像一个个秃了顶的老头儿，因为受不住西北风的袭击，枝条在风中不停地呻吟。我想着政工组长的话，心里涌进一阵一阵的寒意。我想通知那些钥匙串上系着红穗子的人赶快躲避一下，但时间却来不及了。
半夜时分，一阵尖利的哨音突然“吱吱吱吱”地响了起来，一瞬间就打破了夜晚的宁静，各个采掘点的工人们有的打着手电、有的打着火把从各条山路上蜂拥而至，都汇集到了矿部门前的操场上。操场上人头攒动、黑压压一片，被背着枪的军人和民兵小分队包围得水泄不通。
我的心里七上八下，不知道会不会被牵连进去。
当队伍站好之后，刘开厚才披着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军大衣出现了，他很威严地扫视了一眼黑压压的人群，然后就开始讲话。讲了一通话，就又开始点名。他强调，凡点到名字的人都必须站到队伍的前面来。我心里有点儿忐忑不安，生怕点到了我的名字。
还好，刘开厚一共点了三十一个人的名字，里面没有我。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偷偷地从人缝中瞅过去，那三十一个人的钥匙串上都挂着红穗子。
起初他们还趾高气扬，以为要给他们发奖呢，直到带上了手铐子，他们才懵呆了，有的还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哭也晚了，他们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稀里糊涂地被带走了。
人群全部离去之后，我才到床上躺下准备睡觉。可一躺下，那些被带走的人的影子就在我的眼前晃动，直到天快亮了，我才不知不觉地闭上了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