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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我刚打开门，立即就有一股强劲的风雪冲进了我的办公室。
我打了一个寒战，又急忙把门掩上，忙坐下来写日记。
我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写日记。无论哪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我都要在日记本上记下来。昨天晚上三十一个人被带走是一件大事，我必须在我的日记本上留下痕迹。
写完日记，我就准备去看炉子是不是还燃着。煤矿什么都缺，就是不缺煤。入冬以来，每个办公室都用煤炉子燃烧着熊熊烈火。睡觉时，因为害怕煤气中毒，所以我就把煤炉子放在了门外的屋檐下。
可就在我准备起身去看煤炉子时，门却“吱扭”一声被人推开了，一群人不由分说地就涌进了我的办公室。那些人，有的搓着手，有的跺着脚，直喊着冻坏了、冻坏了。我定睛一看，来者不是别人，竟是昨晚被带走的那三十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
我说：“哦，原来是你们回来了。没事了？”
一个年纪较大的工人说：“没事了。”
我说：“没事了就好。”
那个工人说：“他们把我们带到赤岩派出所问了一下情况，又把我们批评了一顿，就把我们放了。”
我说：“那就好。回去好好工作，千万别再出现什么事情了。”
他们唯唯诺诺，一窝蜂走了。
他们刚走，电话铃就响了。
电话是工业局打来的，说有几个大学生被安排到赤岩煤矿劳动锻炼，时间是两年，叫我们矿上安排好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我把这个情况连忙汇报给刘开厚，没想到刘开厚却说：“这事情你安排吧，别让他们累着，但也别让他们闲着，让他们有事情干就行。”
我说：“让他们住哪里呀？矿部已经没有房间了。”
刘开厚说：“河对岸的大队部不是还空着吗？你今天安排后勤组的人去打扫一下，就让他们住大队部吧。”
河对岸的几间房过去是中心大队的大队部，赤岩煤矿成立后，大队部就被赤岩煤矿征用了。虽然那个地方有点儿偏僻，但房子却是新的，也很安静，让那几个大学生住在那里，倒也没有亏待他们。
三天以后，他们果然来了。他们一共六个人，全都是清一色的男子汉。从他们的介绍信看不出什么，但经过了解，他们一个个都是咬铜嚼铁的厉害人物。陈嘉容毕业于西北大学，杨启元毕业于四川大学，王绎龙毕业于湖北大学，蔡玉峰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林玉山毕业于地质大学，毕春生毕业于航天工业大学，他们各有所长，都是“老三届”的高材生。
我按照刘开厚“别让他们累着，也别让他们闲着，让他们有事情干就行”的指示精神，别的不让他们干，就让他们给厨房砸煤。矿部食堂才四十多个人吃饭，根本就用不了多少煤，让他们六个人全都砸煤，实际上是在照顾他们。
放礼拜天时，他们没地方去，要么就聚在一起喝酒，要么就聚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胡吹。不过他们都很谨慎，从来不说有悖于政治形势的疯话，大不了发泄一些怀才不遇的牢骚罢了。
他们对工人敬而远之，对刘开厚敬而远之，对我也是敬而远之,无事根本就不进我的办公室。
我依然我行我素，除了收发文件、书写文件、办黑板报和墻报，就是看书，看初高中教材。
不过，我毕竟是一个连小学都没毕业的初中生，要把那些教材看懂、学会实在太难了。一天晚上，我正为不懂的问题急得抓耳饶腮的时候，政工组长突然来了。政工组长知道我要复习上大学，就恳切地说：“我看你还是笨，矿上有那么多大学生，你咋不去请教他们呢？”
一语惊醒梦中人，是啊，矿上有那么多大学生，我为什么不去请他们给我当老师呢？
这么一想，我立即就向河对岸的大队部走去。
我走到大队部的时候，那六个大学生正都坐在各自的床铺上谈论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也谈论着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见我去了，就都警惕地住了口，一齐跳下床来迎接我。有的给我让座，有的给我装烟，还有的给我泡茶，都显得十分热情而又十分礼貌。屋里只点着一盏煤油灯，火苗摇摇曳曳，光线一片朦胧。陈嘉容掏出火柴给我把烟点燃，然后近乎谦恭地说：“房文书深夜来访，一定有事吧？有什么事你尽管说，我们几个绝不推三阻四。”
看来陈嘉容在他们六个人中有一定的位置，每次出面说话办事都是陈嘉容出头。平常他们对我就这样谦恭，从来都不摆大学生的架子。从不因为我年轻、学历低就看不起我，一直都对我客气有加。我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因为他们的命运都掌握在我手里，将来他们离开煤矿时，全要我给他们写鉴定。如果鉴定写的不好，不但会影响给他们安排工作，而且还会影响他们一辈子的事业，所以他们对我非常尊敬。
实际上他们大可不必担心，就是他们不尊敬我，我也不会在他们的鉴定上做手脚。人嘛，得有良心，得有爱心，落井下石那还叫人吗？
我也给他们发了一圈儿烟，然后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我是来请你们的，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答应我？”
“请我们？请我们有什么用？”陈嘉容看着我，似乎有点儿受宠若惊。
我毫不隐瞒想法，直愣愣地说：“我想复习上大学，想请你们给我当老师。”
“你想上大学？”
这回轮到他们真正地吃惊了，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因为他们早就知道我小学都没有毕业，也知道我那个初中毕业证是假的，根本就不具备上大学的条件。所以我的话一出口，他们的脸上就出现了各种表情。有的鄙视，有的嘲讽，有的摇头，有的冷笑，陈嘉容是个直性子，话说得直接了当：“房文书，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你当文书还凑合，但要上大学，我劝你就不要做那个梦了。我说话你别生气，你这简直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嘛！你是什么文凭？初中！可六八届的初中文凭有用吗？你在初中学到什么没有？这只有你自己知道，可能你连最简单的方程都不会解吧？所以我劝你还是安分守己地当你的文书算了，别再想那些不可能的事情了！”
陈嘉容说的虽然是大实话，但却使我的自尊心无形中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尴尬了一会儿，就有点儿温怒地说：“你也别在门缝里看人，把人开扁了。不会的，我可以学；不懂的，我可以问你们。知识都是通过学习得来的，我就不相信世界上还有学不到的东西。凭着我的天赋，凭着我的自信，凭着我的刻苦，你咋就能断定我上不了大学呢？你越说我上不了大学，我就越是要上大学，这个大学我是上定了，不信你们就等着瞧！”
陈嘉容说：“你的勇气可嘉，但我们却帮不上你的忙。你那么个文化程度，我们在一年时间内能把你教会吗？”
我立即说：“这个你们放心，我已经跟刘开厚商量好了，以后你们再也不用干活儿了。你们的任务就是给我当老师，一直把我送进大学为止。”
实际上，我还没来得及跟刘开厚商量，那些话都是我临时应变出来的。因为那几个大学生就归我管，我不让他们干活儿，刘开厚也不会说什么。
陈嘉容见我那样说，眼睛就亮了一下。但接着又说：“不行不行，我们不能收你这个学生。一来，你是我们的领导，我们没办法教你。教得好了，皆大欢喜；教得不好了，保不准你会给我们小鞋穿。二来，我们不知道你的基础究竟如何，到时候你上不了大学，我们几个不就成了千古罪人？万一你用黑笔头子在我们的鉴定中涂上几笔，我们不就全都完了？”
这家伙，想得倒也周全。但他们这几个老师我是请定了，如果请不动他们，那我上大学的美梦想就真的要落空了。古人说“白首北面”，就是说年老还要拜师学业。我小时候就爱读书，我知道南面为尊，北面为卑。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就请他们都在南面坐好，然后我在北面跪倒在地，一个头就磕了下去。
他们都被我的举动吓得跳了起来，忙七手八脚地把我往起拉，一边拉一边说：“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搞的是封资修的那一套呢？快起来，如果你不起来，让别人知道了，我们可就要倒大霉了！”
但我没有起来，我执拗地说：“你们不同意给我当老师我就不起来。我还可以说，是你们让我跪的，害死你们！”
陈嘉容“噗嗤”一笑说：“没想到你都当干部了还这么孩子气，起来吧，我们答应你就是了。”
见他们答应了，我才从地上爬了起来。爬起来后，我又给他们鞠了一躬：“谢谢你们，太谢谢你们了！”
那天晚上从大队部回来，我激动得一夜都没睡，一闭上眼睛，无数所大学的影子就在我的脑海里显现。实际上我并没有见过大学是什么样子，那都不过是我的猜想罢了。
第二天一早，那六个大学生果真都来了。坐下后，陈嘉容就毫不客气地说：“既然你请我们给你当老师，那我们也就不把你当做我们的领导看待了。在学习上，你必须全部都听我们安排。昨天晚上你走以后，我们几个也商量了，大致地分了一下工，由我给你当语文老师，由杨启元给你当数学老师，由王绎龙给你当物理老师，由蔡玉峰给你当化学老师。林玉山虽然学的是生物，但他的英语也学得好，就由他给你教英语，毕春生虽然学的是地质专业，但却是全才，什么都懂，就当后备老师，如果哪个老师有事耽搁了，就由他顶替。还缺少一个政治老师，我看就算了，你多看看报纸，把那些重要的事情记下来就行了。我们还给你安排了一个课表，我们按课表给你上课。如果你真想上大学，那就要准备吃苦，把一切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如果你不能按时完成作业，那我们就不教你了！......”
说着，就把课表交给我，叫我贴在授课室的墙上去。
授课室，实际上就是矿上的会议室。有两间房子那么大，里面有桌子有板凳，如果安一块黑牌，就还真像一个教室了。不过黑牌也不难，工人中有的是木匠，矿上有的是木板，我安排两个工人只用了半天时间，黑牌就做起来了。
要说腐败，那时我就腐败了。为了我一个人，不但给工人放假为我找书，不但动用六个大学生给我当老师，不但用矿上的工人和矿上的木板给我做黑牌，而且还用矿上的会议室为我做了教室。也许刘开厚和工人们都希望我上大学，所以我那么胡来都没有谁揭发我。相反，他们都很关心我。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习，他们竟放弃了唱歌，放弃了高声喧哗，甚至连走路的脚步声都放得轻轻的。
那六个老师真是认真到家了，把教我这个学生当成了自己的神圣之责。一律都按部就班的为我授课，从来都不迟到早退。
在所有的老师中，只有杨启元老师最厉害。自从担任我的数学老师之后，脸上从来就没出现过笑容。他总是十分严肃地对我说话，十分严肃地为我上课，十分严肃地给我布置作业，十分严肃地批改作业，哪怕一个符号、一个小数点弄错了，他都要把我教训半天。他布置作业十分独特，我会做或者我勉强会做的题他都不布置，专门布置我不会做的题。时间要求也非常严格，叫我一个小时完成，我绝不敢拖到一个小时零一分完成。在他的时间内，他一直守着我，半步也不离开。一次因为我没有在他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作业，他竟扬起巴掌狠狠地抽了我两个耳光。打了也就打了，老师打学生天经地义，谁让他是我请的老师呢？
陈嘉容虽然没有杨启元厉害，但对于我的学习也是极其负责任的。在给我讲初中语文时，他着重培养我的语文实践能力、整体把握能力，重视培养我良好的语感。而在给我讲高中语文时，他注重培养我的语文应用和审美探究能力。作文，是少不了的，他每周都给我布置两篇作文任务，而且每篇作文都要求写八百字以上。有时候他命题，有时候他不命题，但不管是命题作文还是自创作文，都必须以写八百字以上为标准。
物理课程较少，每周只上三节课，但王绎龙却讲得生动活泼。他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把教学能够利用上的东西全都利用上了。矿上没有电，他为了给我教学，竟连自己的收音机都拆了。作业照样很多，他每上一节课，都要给我留下很多作业。既要做的正确，又要按时完成。他跟杨启元老师一样，也守着我，什么时候我把作业完成了他才离开。
化学课跟物理课一样多，每周也是三节课。因为没有教学设施，所以每上一节课，蔡玉峰都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除了给我讲解书本知识，还用肥皂、香皂、洗衣粉等实物给我讲解简单的化学原理。他不像杨启元老师那么严厉，对我总是笑眯眯的。但在教学上却很认真，连化学方程式的一个字母错了都不放过。
最难学的就是英语了，记不住都还其次，关键是我的地方口语纠正不过来。林玉山要求我每天早晨读两个小时，晚上再读一个小时，并且每个星期都对我测验一次，按他的话说，非要我达到四级标准不可。
如此严格的老师，如此沉重的压力，如此严峻的任务，一般人的确是承受不了的，但我咬紧牙关硬是承受下来了。一年的时间，我几乎没有在床上睡过觉。怕瞌睡来了影响学习，我就在农村找了一些干辣角子放在手边。瞌睡来了，我就咬一口干辣角子，辣得泪水直流。我还按照节令找一些酸酸的果子放在手边，瞌睡了，就吃酸东西提神。有时，我还打自己的耳光、捏自己的鼻子阻止瞌睡的来临。实在扛不住了，我就趴在桌上迷糊一下。怕睡不醒，我就用闹钟定时间。闹钟一响，我就醒了，然后用凉水洗洗脸、冰冰头，又开始学习。
一年满了之后，由毕春生监考，那五位老师都对我进行了考试。我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弄来的卷子，都是以往的高考试卷，颜色已经发黄，纸质已经变脆，轻轻一碰，就能碰个窟窿。我被他们关了两天“禁闭”，终于完成了他们的考试。令他们没想到的是，我竟然门门课程都考了八十分以上。
陈嘉容惊呼：“奇了！真是奇了！......”
杨启元也惊呼：“天才！真是天才！......”
王绎龙、蔡玉峰、林玉山和毕春生虽然没有惊呼，但却都对我投来了钦佩和赞赏的目光。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买了一包海河牌香烟、几斤当地农民烧的柿子酒把那六个大学生招待了一番，并请刘开厚和政工组长作陪，一齐喝了个昏天黑地。
接下来，他们又齐心协力地给我补政治、补地理、补历史、补生物，反正高考可能要考的科目，他们都给我补到了。
多亏我的天赋不错、记忆力好，也多亏我能吃苦耐劳，更多亏我锁定了上大学的目标，两年学完了四年的课程，不然的话，要上大学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