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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九七零年大年正月初二走的，那天一大早我就背着一个小被卷儿上了路。
因为接到公社的广播通知，叫我必须赶在正月初三那一天到县武装部去报到，所以我一刻都没敢耽搁就上了路。去干什么，通知没说，我不知道。
正月初二的天气并不好，就像死人脸一般阴沉沉的。天上还时不时地飘下来几片零星小雪，就像细小的蝴蝶一样在空中飞舞。寒风一个劲儿地刮着，吹得路旁的树枝呼呼作响......
虽然山路迢迢、山险水恶，虽然我并不知道县城坐落在何方，但我依然毅然决然地上了路。我出了三元沟，就到了水泉坪。那时候的冬天似乎比现在要冷得多，水泉坪的稻田里结满了厚厚的冰块。当我想起那个刺骨的冬日、同学把我扔进水田的时候，我就苦涩而又得意的笑了。那时候，他们没有想到我会到县城去，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到县城去。尽管我还不知道到县城去干什么，但我仍然觉得这是一种荣耀。在我的近百名同学中，都没有享受到这种荣耀，而我房山鹰却享受到了。
我走到公社，公社革委会主任兼党委书记李胜友已经在公社门口等我了。舒德全已不再是革委会主任，仍然当着文书。他将一份早已开好的介绍信递给李胜友，李胜友把介绍信递给我说：“房山鹰，你拿着这个到县人武部去报到。”
我问：“去干啥你知道吗？”
李书记说：“这我不能说，是军事机密。不过对你来说绝对是好事，不是坏事。你要把握时机，不要辜负了我和全公社人民对你的希望。这次叫你到县上去，我们公社内部争议很大。我看你这个小伙子聪敏，也许是个可造之材，所以才力排众议推荐了你。你可千万要给我争气，别给我的下巴底下支砖头。”
李书记四十多岁，当兵出身，工农干部，文化程度不高，说话从不拐弯抹角。但在他的语气中却对我充满了关爱之情和希望之意。我频频点头，表示已经记住了他的话。他又在抽屉里翻了一阵，就拿出一支钢笔和一个笔记本递给我说：“我知道你爱念书，也爱写东西，今天我把这两样东西送给你，希望你能继续学习。”
我接过钢笔和笔记本，心里既感到沉甸甸的，又感到暖洋洋的。千里送毫毛，礼轻仁义重。我知道在钢笔和笔记本里面饱含着一个父辈对我的殷切希望，也饱含着一个党委书记对我的殷切希望。我的眼睛湿润了，忙回过头去悄悄地擦掉了泪水。
这时，他突然把住在隔壁的公社人武部部长老潘喊了过来。他对老潘说：“今天房山鹰到县人武部去报到，就让房山鹰把欧世昌押送到县看守所去咋样？”
老潘看了看我，不信任地摇摇头说：“这怕不行吧？你看他还是个孩子。”
李书记打断老潘的话说：“他虽然是个孩子，可也是基干民兵呢。一个基干民兵押解一个犯人怕什么？”
老潘说：“我是怕......怕这个孩子打不赢欧世昌！”
“他敢！”李书记说，“我就不相信他欧世昌敢反天！”
老潘说：“不怕一万，单怕万一嘛，万一欧世昌在半路跑了咋办？”
李书记说：“不会的。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慑之下，他敢吗？”
老潘说：“不管咋说，我还是不放心。”
李书记说：“可我们公社实在抽不出人送他啊，就让房山鹰把他押到县上算了吧！”
老潘拗不过李书记，只得把欧世昌从公社的禁闭室里带了出来。
欧世昌大约有五十多岁，慈眉善眼，但却很瘦，就像长年都没吃过饭似的。他先向李书记鞠了一躬，又向老潘鞠了一躬，还向我鞠了一躬，接着就低下头、弯下腰等待着发落。
李书记踢了欧世昌一脚说：“今天我们就把你送到县上去，有没有罪你到县上说去。押解你的就是这个小伙子，他叫房山鹰，你可得好好地听他的话。如果你敢在路上对他不敬，或者企图逃跑，那你就得小心脑袋！”
“是是是是.......”欧世昌连忙点头哈腰、唯唯诺诺，表示一定规规矩矩、老老实实。
老潘到底不放心，就征求李书记的意见说：“要不，我跟房山鹰一路......”
谁知老潘的话还没说完，欧世昌就把话接过去说：“李书记你放心，潘部长放心，就让房山鹰把我送到县上得了。我虽然是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但我绝对不会为难一个孩子。听说，房山鹰和我的儿子还是同学呢。”
李书记说：“好！那我们就相信你了。我们也不绑你，就当你去自首。但有一条，如果你敢碰房山鹰一下，我就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就这样，我押着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第一次向县城走去。从公社到县城二百二十里山路，如果不耽搁，两天完全可以走到。当走到公社门口时，李书记又赶出来把一柄梭镖递给我说：“房山鹰，我对你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该我做的我都做到了，今后你脚下的路怎样走，就全看你自己了！这是欧世昌的凶器，你带着。如果他在路上不规矩，你就可以用梭镖吓唬他。”
实际上那根本就不是梭镖，而是一把用来挖药的尖角锄。欧世昌把尖角锄弄直以后，就有点像梭镖了。
我和欧世昌离开公社的时候，已经是快吃早饭时候了。昏黄的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就像一个大烧饼挂在空中。欧世昌见我走得飞快，就告诫我说：“小伙子，你还没有走过长路吧？千万别走那么快，如果你走那么快，不要一会儿你就走不了了。走长路要慢慢来，一步一步地走。这样既不伤人，又能赶路程。从公社到县城二百多里路，我们就按两天时间走，两头都不摸黑。”
我说：“那不行，我明天必须赶到县武装部去报到呢。”
欧世昌说：“那好，那就走快一点儿。既然你明天要赶到县上，那今天就必须赶到赵湾才行。”
从公社出发，一路要经过两河关转运站、塘兴公社、赵湾区、红岩公社、大岭公社、甘溪区、白柳公社，才能走到县上。走到赵湾区刚好是一半的路程。
欧世昌清瘦的脸上虽然布满了皱纹，但看来他的身体却很好，走路快步如风。我没话找话地说：“你干啥不好，为啥要当现行反革命呢？”
他叹了一口气说：“我哪是啥现行反革命啊！造反派造反的时候，把我当公社书记的兄弟欧世坤打死了。我不服，就写了一份儿状子上告到了中央。谁知道不但没给兄弟申得了冤，却把我自己也告进去了。他们说我心怀叵测，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就把我打了个死去活来。那天晚上他们把我关进一间破屋喝酒去了，我乘他们不注意，就撬开窗户逃了出来。我知道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就一溜烟跑上羊山以挖药材为生。但他们的鼻子比狗还灵，竟在羊山把我抓住了。公社的那个李书记倒还仁慈，不但没打我、没骂我、也没绑我，竟还让你这个小娃子送我到县上去。你说你这个小娃子能制服得了我吗？我只要一只手就能把你掐死，你信不信？”
我说：“我信，但你不会。”
他说：“你咋知道我不会。”
我说：“凭感觉。”
他又叹一口气说：“你真是个孩子！”
我对他的遭遇很是同情，就天真地对他说：“既然你能制服得了我，那你就打我吧，你把我身上打些伤，然后你就跑。跑得远远的，永远也别让他们找到。”
“你太天真了！”他苦笑着说，“你以为我不想跑吗？我想跑啊！但我不能跑，我一跑，不但害了你，而且还害了李书记。你知道李书记为啥只让你一个人押着我吗？就是想让我跑啊！”
此时我才明白了李书记为啥只叫我一个人押解欧世昌到县上去，原来是有意让欧世昌跑啊！可他为什么要这做呢？是相信欧世昌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还是知道欧世昌绝对不会对我这个小孩子下手？
我想了一想，就对欧世昌说：“你跑吧，县上问起来，我就说我打不赢你你才跑的。”
欧世昌说：“我跑了你倒脱得了干系，可李书记就脱不了干系了，我更脱不了干系了。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啥现行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一跑，就真的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了！”
我说：“那你咋办，就那么让人家冤枉你？”
他说：“那有啥办法？现在国家就乱成了这个样子。跑是个死，不跑也是个死。干脆不跑了，反正我只有一条命，死了就一了百了了！”
一路说着话，倒也不觉得很累，不知不觉就走了几十里。走到塘兴公社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我对欧世昌说：“肚子饿了，吃点饭再走吧？”
欧世昌说：“要得，我的肚子也饿了。”
于是我们就在塘兴公社旁边的一个小饭馆里坐了下来。小饭馆里只卖馒头和面条，其他的什么也没有。馒头是二两粮票五分钱一个，面条是二两粮票一毛二一碗。我从家走的时候，大哥很慷慨地给了我五斤粮票和三块钱叫我往返县城的时候零花。但还没等我掏出来，欧世昌就抢先买了四个馒头、两碗面条，只喊我赶快吃、别再买了。
接着他又把余下的四斤粮票和六块七毛钱递给我说：“小伙子，你把这些东西都拿去吧，我可能再也用不上了。”
我推辞着说：“这咋可能呢？还是你拿着以后用吧。”
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我有个预感，我这次进去可能就出不来了！”
我说：“你也别太悲观了，你又没有罪，咋就出不出来了呢？”
他说：“你还是小娃子，不知道世道的险恶啊！自古就又一句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尤其是现在，想叫你死，一句话就让你死了，你逃都没地方逃！”
他的话，把我的心情说得沉重起来。事情真有那么严重吗？我不敢想下去了。
离开塘兴以后，我们就往赵湾进发。塘兴公社离赵湾区二十五里山路，虽说这山路是无数人都要行走的官道，但却既狭窄而又坎坷。要越过高耸的老爷岭，要翻过险峻的鹰愁岩，还要跨过一条水流湍急的丫头沟，再走三里羊肠子似的山路，才能到达赵湾区。
我的脚已经走痛了，每走一步都非常吃力。虽说我的脚上包着棕片子，但粗糙的草鞋仍然把我的脚脖子磨得鲜血直流，脚底下也打满了水泡，一走路就钻心的痛。欧世昌倒没事，依然一如既往地迈着大步，不紧不慢地走着。见我落后了，他就等等我。等我走近了，就又不紧不慢地走。似乎不是我押着他走，而是他伴着我走。
我一直叫他走在我的前面，由我在后面“押”着他。尽管我相信他不会谋害我，但我仍然牢记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古训，我生怕把他放在后面乘我不注意他掐死我。
上了老爷岭，天就已经完全黑了。寒冷的晚风簌簌地吹着，刮在脸上生疼生疼。鸟儿归了巢，山路很寂静，只有我和欧世昌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在山路上低低地回响。欧世昌见我实在走不动了，就把我的小被卷儿拿了过去。我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就在黑暗中感激地看了他一眼。他依然不紧不慢地走着，不是闲庭信步，胜似闲庭信步。
自从公社出发以来，我对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既充满了戒备心理也充满了敬畏心理。无论怎么看，我都觉得他不像现行反革命分子。但我又不得不防着他，逃跑是小事，我最怕的是他谋害我。
当走到鹰愁岩的时候，前面突然出现了一溜手电光。其中一束手电光喊道：“前面走的是谁？是房山鹰吗？”
我回答道：“我就是房山鹰，你们是谁？”
手电光说：“我们是赵湾派出所的，是来接应你的。”
走近一看，果然是三个穿着草绿色军装的军人。其中一个军人拉着我的手说：“辛苦你了！路上还安全吧？”
我点点头说：“还好，就是太累了。”
那个军人说：“快了，马上就要到了。我们派出所已经给你安排了房子，你就不用去住旅馆了。”
在路上那几个军人倒没有把欧世昌怎么样，但一到街头就突然变了脸色。他们变戏法似的从身上掏出一根绳子，一瞬间就把欧世昌粽子一般捆了起来。我只听欧世昌“哎呀”了一声，接着就“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脸色紫乌，黄豆大的汗珠子牵线一般从额头上直往下滚。前面又来了几个军人，他们把一个写有“现行反革命分子”七个大字的牌子挂在欧世昌的脖子上，就架着欧世昌游街去了。
真是触目惊心，我吓得心里“砰砰”直跳。我想，如果一个人走到欧世昌这一步，真还不如死了好。
我在派出所里吃了饭就睡了。一天地奔波，我觉得很累很累。但躺在床上以后，却怎么也睡不着了。起初是几只老鼠在屋里蹦来蹦去，肆无忌惮地蹦到我的床上来骚扰我。但刚有了一点儿瞌睡的时候，欧世昌被绑成粽子似的影子又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的。尤其他那句“哎呀”，老是在我耳边经久不息的回响，使我久久不能入睡。他的预感被证实了，他想活着回去怕是很难了。
一夜无眠。
第二天又早早地启了程。
赵湾派出所仍然让我“押”着欧世昌。
欧世昌从派出所里出来的时候，已经完全变了样子。眼睛无神，面色灰黄，头发蓬松着像一个乱鸡窝，脖子上被绳索勒过的地方触目惊心。我悄悄地问他：“昨天晚上你吃饭了吗？”
他说：“饭倒是给我吃了，就是把我打很了！”
他拉起衣服，前胸后背全是指头粗的鞭痕。有的鞭痕已经结了痂，有的鞭痕还在冒着血珠子。我的眼前立即就幻化出了一个皮鞭挥舞、血肉横飞的场面，被皮鞭抽打的人正在地上翻滚、哀嚎。我想，对待现行反革命分子可能就要这样恨之入骨，不然的话，怎么能叫做无产阶级专政呢？ 但我已经不敢再看欧世昌了，一看到欧世昌那个样子我就想哭。我怕别人见到我的哭相说我的阶级立场不坚定，所以我就一直低着头往前走。
经过一夜地休养生息，我又有了力气。脚上的水泡虽然已经破了，走起路来火辣辣的痛。但我想着要到武装部去报到，就仍然走得飞快。我已经不需要把欧世昌放在前面“押”着了，且不说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不敢谋害我，就是他那一副懦弱无力的样子我也不用怕他了。
走到红岩公社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打了一尖。原来李书记给沿途政府首脑机关都打了招呼，叫他们接应我。我刚走到红岩公社的门口，就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问我：“你是房山鹰吧，请到办公室喝口茶再走。”
我从来都没有受过这样的礼遇，突然有点受宠若惊。但是太渴了，我顾不得寒暄，就捧起一大茶缸温茶一饮而尽了。
欧世昌自然享受不到我这样的待遇，他被两个干部监视着站在寒风中、舔着干燥的嘴唇瑟瑟发抖。我看了接待干部一眼，就用征求意见的口吻说：“能给他一点儿水喝吗？”
那个干部说：“按理说是不能让他喝水的，但看在你‘押解’他的面子上，就让他喝一点吧。”
我亲自把一缸子热茶递给了欧世昌。欧世昌感激地看了我一眼，就飞快地喝了。走在路上的时候欧世昌说：“幸亏红岩公社没有派出所，不然的话，我又要遭难了！”
我问：“咋回事，我咋听不懂？”
他说：“凡是有派出所的地方都要把我捆起来游街，这是他们的老玩意儿、也是他们自己立的规矩，目的就是为了震慑其他反革命分子。”
走到大岭公社的时候，大岭公社竟然准备了早饭。我们是清早上的路，马不停蹄地走了三十里，肚子早就饿了。见大岭公社叫吃饭，我也就不客气地吃了起来。
欧世昌也吃了饭。虽然他是犯人没有资格和我坐在一起吃饭，但我却仍然让他吃饱了。
吃罢饭，我掏出一斤粮票、两毛四分钱放在饭桌上，算是给的饭钱，然后又和欧世昌一起向甘溪区进发。
到了甘溪区，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刚走到街头，几个穿着草绿色军装的年轻人就围了上来。
欧世昌似乎对这样的事已经司空见惯，当那几个军人一拢身，他就自动的反剪双手让那几个军人绑他。
我悄悄地对一个负责人似的军人说：“绑松一点好不好？我们还要赶路呢。”
那个军人向其他几个军人挥了挥手说：“不用绑了，就让他打锣游街吧。”
于是，那几个军人就给欧世昌的脖子上挂上“现行反革命分子欧世昌”的牌子，让欧世昌手里提着锣，一边敲一边喊：“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欧世昌！……”
一圈儿游结束后，就又上路。欧世昌说：“今天多亏你了，让我少挨了一绳子！”
走到县城时，我就找不到东南西北了，我一边走一边问才找到了看守所。当我把欧世昌交给看守所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想到要去武装部报到，我就急忙走了。这时欧世昌已被带进了看守所，我知道，我永远都不会再见到他了。
因为是第一次到县城，又是在夜间，所以根本就不知道武装部座落在什么地方。我懵懵懂懂地离开看守所以后就走上街道，想找个人问问路。但家家都关门闭户，街道上连一个人都没有。时不时的还有几条野狗从我身边窜过，吓得我战战兢兢。我生怕野狗把我咬了，一听到野狗的奔跑声我就靠在别人的房檐底下躲藏。用鹅卵石铺成的街道既乱又窄还曲里拐弯，叫人很难摸到它的头脑。街道上又没有路灯，到处倒是黑黝黝的，既令人感到神秘，有令人感到恐惧。
我转悠了大半天，竟又回到了进县城的那个老地方。那个地方叫炮台，是进县城的必经之路。我见一个老者出门解手，就忙拦住他客气地问道：“老人家，到武装部咋走啊？”
黑暗中，老人不耐烦地说：“下到河街向北走！”
我沿着古炮台那麻石铺成的街道走到垭子口，又沿着垭子口的麻石台阶下到河街，再沿着河街往北走，又上了一道慢坡，走了一节街道，才找到了武装部。
武装部自然已经下班了，幸亏有门卫背着枪在门口站着。我惶惶不安地走上前去，把公社开的介绍信递给门卫说：“同志，我是来报到的。”
门卫扫了我一眼，接过介绍信就在昏黄的门灯下看了起来。看完后就说：“你等一下，我去汇报一下，看能不能接待你。”
门卫刚进去几分钟，就有一个军人走了出来。那个军人个子很高，红五星在头顶上闪闪发亮。他操着江西口音说：“房山鹰同志你好，我叫王文玉，今后我们就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你先跟我来吧，其他的事明天再说。”
“同志”这个名字我很熟悉，但“战友”这个名字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觉得我一下子就和王文玉拉近了距离，竟跟在他的背后一点都不觉得累了。
走在路上，王文玉又说，“房山鹰同志，你的胆子不小啊，竟敢一个人押着现行反革命分子进县城。对！就应该这样。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很显然，我押解欧世昌进城的事，公社也给武装部说了，不然的话，武装部怎么会知道呢？
王文玉把我领到一座砖木结构的楼房前，又领着我下了几十步台阶，才进了一间大房子。那间大房子才真叫大，五间房连成的大通间。五个昏黄的灯泡并排等距离悬挂在楼板上，能使人看清楚大通间里面的全部情景。两溜大通铺靠墙铺着，大通铺上躺满了人。五颜六色的被子在灯光下闪着千奇百怪的光亮，两排黑色的人头就像两排黑色的西瓜整齐地摆放在大通铺的两边。各种不同的人体气味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奇怪味道，呛得我险些咳嗽了起来。王文玉指指门边的一个空位子对我说：“夜深了，你先睡这里吧，明天再调整。”
王文玉说罢就走了，我打开被卷儿躺了下来。我感觉很冷，半天都睡不热。虽然我很疲惫，但躺下后却迟迟睡不着了。大通铺上磨牙的、放屁的、说梦话的此起彼伏，形成了一种叫人无法形容的交响曲。电灯仍然昏黄地照着，给人一种神秘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电灯，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发光，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用桐油做的燃料？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终于睡着了，一直睡到天亮了才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