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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美、张果富和王英廷对我的一口气到底咽不下去，一直都在暗暗地找机会寻茬子报复我。半个月后，陈绍美突然说我不但把老师伙食上的大米偷了，并且还和历史反革命分子打成了一片。她说她发现我用茶缸子在李文斗的家里煮大米稀饭吃。
陈绍美没有说错，我的确在李文斗家里煮过大米稀饭吃，但煮稀饭的大米却不是老师伙食上的大米，而是母亲从家里给我捎来的。自从我正月十六离开家到学校以后，就一直没有回过家。我一是怕见大哥，害怕我一回家大哥又不让我念书了。二是回去既没有粮食可拿也没有干粮可拿，来回还要走几十里山路，得不偿失，所以我干脆就住在学校里不回去了。每逢礼拜天，别的同学都回家了，我就翻山越岭地去寻找可以吃的东西。春天正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可以吃的野菜野草都长得十分旺盛，只要用心找，每天都能填饱肚子。所缺憾的就是没有油、没有盐、不能煮熟吃，生的野菜野草吃到肚子里常常令我的肚子翻江倒海，有时候甚至屙不出屎来。
除了上述的两个原因之外，我还要学习。我别的本事没有，就是很要强，在学习上始终不甘落后。尽管我吃得没有别人好，穿得也没有别人好，还常常饿肚子和生病，但在学习上一直遥遥领先，每次全公社会考我都是第一名。
我不回家，别人自然不关心，大哥常常到公社开会，也不到与公社只有一河之隔的学校里来看看我。关心我的只有母亲，在人类世界里，只有母亲才是最伟大的，也只有母亲才把心长在儿子身上。母亲见我到学校念书没有带粮，就一直放心不下，也一直想给我弄点儿粮食送到学校来。但是，家里的粮食都是大嫂子受大哥之命控制着的，母亲要给我弄点儿粮食谈何容易？幸亏大嫂子不做饭，于是母亲就今天抓一把，明天捻一撮，终于给我弄了半升大米捎到了学校。
半升大米才只有两斤，是没有办法拿到学生伙食上去上伙的。何况一上伙就要交柴，每个上伙的学生每个学期都要交四百斤柴，不交柴，即使有粮食也上不上伙。我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家里又没有人管我，我哪来的柴交呢？因此，那半升大米我就得自己想办法煮着吃了。
在学校旁边的大榔树底下搭着两间茅草棚子，茅草棚子里住着一户人家，那户人家就是李文斗。李文斗没有儿女，只和老伴儿两个人过日子。李文斗的老伴儿姓什么叫什么我不知道，但我一到仁河学校就认识了李文斗。因为李文斗和他的老伴在个子上悬殊很大，叫人一看就想发笑。李文斗的个子很高，高得大约有一米八五左右，而他的老伴儿个子却很矮，矮得大约只有一米五左右，两人走在一起时，就象是一个大人领着一个孩子。我不是一个多事的人，但学生中爱多事的人有的是。每每李文斗和他的老伴儿走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人指指点点，说李文斗和他的老伴儿实在是太不相配了，不知道睡觉的时候李文斗是如何把他的老婆压在身底的。我从来不说那种对老人大不敬的话，也从来不想那种乌七八糟的事，见了李文斗和他的老伴儿我总是恭恭敬敬地叫他们爷爷奶奶。李文斗和他的老伴儿见我对他们很尊敬，就常常喊我到他们的茅草棚子里去烤火。我也不客气，起初是喊我我才去，后来不喊我我也去。
李文斗和他的老伴儿都不是一般的普通农民，在旧社会都是风云人物。李文斗在旧社会曾经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团长，曾经率领千军万马打过日本鬼子也打过共产党。他的老伴儿也当过团长，不过不是军队的团长，而是文工团的团长。现在两个老人都已经很老了，大约都超过了“古来稀”的年龄。他们不到生产队去干活儿，好像也没有人要求他们到生产队去干活儿。尽管他们都是专政对象，但在对他们的管理上却仍然是人性化的。平日里老两口儿就在公社旁边的旬河面上驾着一条木船接送来往行人。
旬河是一条大河，河面宽阔，滔滔八百里才汇入汉江。坐李文斗的木船过河，坐一次二分钱。李文斗夫妇就靠收一点儿过河钱来维持生活，生活过得倒也平静而又滋润。
无论春夏秋冬，他们的茅草棚子里都烧着一火塘火，天冷的时候用来取暖和做饭，天热的时候就只用来做饭。他们没有搭灶，做饭就架在火塘上。
因为我常常到他们家里去烤火，所以就和他们熟悉了。尽管他们都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但在我的眼里他们似乎并不坏。每次我去烤火的时候他们都把火架得大大的让我烤个够。他们所烧的柴不是从山上砍的原生柴，而是从河里捞的浪渣子柴。他们捞了很多浪渣子柴，有大柴疙瘩，也有细柴，房前屋后到处堆积的都是。李文斗很和蔼，和蔼得真像个爷爷。我每次去烤火的时候他都要烧个红苕或者烧几个洋芋给我吃。李文斗的老伴儿就更和蔼了，去年冬天我去烤火的时候，她见我打着赤脚，竟给我找了一双破烂的布鞋送给了我。那一次她还哭了，哭得泪雨婆娑的。我也不知道她是为她自己哭还是为我哭。但她说我可怜，大冬天竟还打着赤脚。末了，她就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唉，我要是有你这么个聪明伶俐的孙子就好了！”
也就在那一次，我才知道李文斗和他的老伴儿过去也是有过孩子的，只是在战争年代把儿子给跑丢了，所以他们就成了孤寡老人。我虽然死犟死犟，但因为常常要去烤火，所以嘴巴就很甜。我也不管他们是不是国民党，反正我见他们都很慈祥，就一直把他们称作爷爷奶奶。每次我把他们称作爷爷奶奶的时候他们都很高兴，都要给我找一点儿吃的东西。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点儿关系，所以我才把那半升大米拿到他们家里去煮。我向他们找了一个茶缸子，每天下午放学后就到他们的茅草棚子里去熬大米粥喝。只有两斤大米，我自然不敢多吃，每次就估摸到抓一两米放进茶缸子里熬。当熬成糊糊的时候我才慢慢地喝，慢慢地品。一天下午我正在喝大米粥的时候，陈绍美突然到李文斗的茅草棚子里来了。她借故说向李文斗借一把筛子用用，可当她发现我在喝大米粥的时候，筛子也不借了，当即就去找雷老师，说我偷了教师伙食上的大米，正在李文斗的茅草棚子里熬稀饭吃。
雷老师一听，立即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和颜悦色地说：“我知道你很饿，但你不能偷啊？更不能到李文斗家里去煮着吃啊？他是啥人？是国民党，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你咋能到他那里去呢？”
我说：“我没有偷老师伙食上的大米，我的大米是我娘给我捎来的。”
雷老师说：“你连包谷糁子都没得拿的还有大米？别说谎话了，这也不是啥大不了的事，偷了就偷了，吃了就吃了。我知道你是饿急了才这么做的，你是个好学生，你不是饿急了会这么做吗？我也不批评你，只要你以后不偷了就行了。”
雷老师的言下之意已经认定我偷老师伙食上的大米了，还真把我看成贼了。
要是别的什么事也许我就容忍了，但说我是贼，我就受不了了。我真想去找陈绍美论理，但想想又忍住了。我无计可施，就哭着对雷老师说：“我吃的大米真的是我娘给捎来的，不信你去找水泉坪二队的陈俊汉问，我的大米就是他给我捎来的。”
雷老师是一个对工作认真负责的人，当时没有再说什么，第二天就真的跑了几十里山路到水泉坪二队去找到了陈俊汉。当证实我吃的大米的确是母亲托陈俊汉捎给我的时候，他就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和颜悦色的说：“我已经调查过了，你吃的大米的确是你娘捎给你的，你没有偷老师伙食上的大米，是我冤枉你了，希望你不要记在心里。”
说完这话，雷老师就把陈绍美叫了来，当着我的面严肃地批评陈绍美说：“你一个成年人咋老和一个孩子过意不去呢？房山鹰明明没偷老师伙食上的大米，老师伙食上的大米也并没有丢，你咋能说房山鹰偷了老师伙食上的大米呢？”
陈绍美强词夺理地说：“他就是偷了老师伙食上的大米，我明明看见他在李文斗家里熬稀饭吃。”
雷老师说：“这话你再不要说了，难道就兴我们吃大米，就不兴他吃大米吗？他家住在水泉坪，正是产大米的地方。我已经调查过了，他的大米是他的娘托人捎给他的，根本就与老师伙食上的大米无关。这件事情虽然不大，但却关系到一个人的名誉问题，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再在学校里扩散这件事情了，如果你再扩散这件事情，那我就要对你不客气了。现在，你当着我的面给房山鹰陪个礼，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
我见雷老师让陈绍美向我陪礼道歉，心里就乐得直想笑。
陈绍美的鼻子差点都被气歪了，但雷老师的话她又不得不听。吭哧了半天才对我说：“对不起，房山鹰，是我弄错了！”
我这时却得理不饶人了，我用恶狠狠的目光盯着陈绍美，气烘烘地说：“你以后再诬赖我，你小心着！”
当着雷老师的面陈绍美不好发作，就让我占了一个上风。
雷老师的水泉坪之行，不仅弄清了我用大米熬粥吃的事实真相，还了我一个清白，而且还亲自把六十斤包谷扛到学校，使我吃上了饭。
原来雷老师找到陈俊汉，详细地了解了母亲托陈俊汉给我捎半升大米的事实经过以后，就不辞山高路险上了大黑沟。雷老师以一个校长和一个教师的身份亲自动员大哥，叫大哥给我供应粮食支持我上学。
雷老师到大黑沟的时候大哥正好在家，见雷老师亲自上了大黑沟，就慌忙接进了屋里。雷老师坐下问候了母亲之后，就开始与大哥谈话。雷老师起初把话说得很委婉，甚至饱含着恭维大哥的意思。他说：“你这个当大哥的能在家庭情况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送弟弟念书可真是不错啊，房山鹰长大以后一定是会感激你的。那孩子聪敏、刻苦、好学，是个可造之材，将来一定能上大学。”
大哥在鼻子里哼一声说：“还上大学？只怕连高小都上不满呢。”
雷老师说：“这不是你的心里话。我知道你一定是会送他上大学的。那么好的一个孩子，你咋会舍得让他辍学呢？”
大哥叹一口气说：“我当然也想让他念到上大学，可家里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我哪能叫他继续念下去呢？你也看到了，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娘又长期有病；我媳妇又生了孩子；房子建了个半截子也停下来了。我真是头都麻了啊！”
雷老师说：“他能不能上大学倒是以后的事情，可眼下的高小你总得让他上满吧？他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吃饭问题。一个人哪能长期不吃饭呢？实话对你说了吧，我今天就是专门来给他要粮的。他因为长期吃野草野菜，现在已经瘦得不成人形了。要不是家里给他捎了半升米，只怕他早都饿得爬不起来了。”
大哥一听说家里给我捎了半升大米，就惊诧地问：“大米？啥子大米？”
雷老师自知说露了嘴，就忙改口说：“是你们生产队的陈俊汉见房山鹰饿得可怜，就给房山鹰捎了半升大米。人总得吃点儿粮食啊，长期不吃粮食咋活得下去呢？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吃着那样的苦头，不说别人看着心疼，我看着都心疼啊！”
大哥皱着眉头说：“这都是老师的操心，老师的情义我心领了，可房山鹰要吃粮食我们家里哪有呢？我们是借生产队的储备量吃，借一点吃一点，哪有粮食来供应他念书呢？这也怪他自己！我就说家里供应不起，叫他别念书了别念书了，他就是不听，偏要念书。好！他要念我就让他念去，没有粮食我看他咋念？”
雷老师耐心地说：“话虽然这么说，我看粮食还是给他供应为好。供应不了多的，就少给他供应一点。一天给他供应四两粮行不行？如果四两粮还多了，就给他供应二两粮行不行？总要让他沾点五谷啊！”
大哥说：“不行！他要念书我不反对，但要从家里拿粮，没有！”
雷老师见大哥把话说得那么决然，心里就有些火了，他看着大哥一字一板地说：“我原来一直以为你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没想到你却这么无情无义！那好！如果你家里实在拿不出粮食给房山鹰吃，那我就只有到生产队去给房山鹰称粮了。不过，帐要给你记上。”
大哥见雷老师要到生产队去给我称粮，就也生气地说：“你去称你去称，只要生产队给你，我就认！”
雷老师见大哥也不耐烦了，就拗住叮问：“你真的让我去称？”
大哥挥着手说：“你去称你去称，只要你能称得到！”
大哥以为雷老师称不到粮食，所以就放心地让雷老师去称。而雷老师窝着一肚子火，就真的到生产队去给我称粮去了。这时的生产队长已经不是沈幸福而是黄在昆了。沈幸福因为沈支书的“四不清”而受到了牵连，所以连他的生产队长也给撤了。实际上黄在昆也不是一个正经人物，在旧社会曾经当过国民党的保队副，只是没有重大恶迹才没有成为专政对象。黄在昆也有一个孩子在仁河小学念书，和我在同一个年级同一个班。他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也曾经劝过大哥叫大哥给我供应粮食，所以当雷老师叫他给我称粮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不过，光生产队长答应了粮食还称不出来，还得会计和粮食保管员都到场才行。生产队对粮食仓库的管理是极其严密的，一拃厚的木板门上着三把大锁，生产队长、会计和保管员分别管理着一把锁，只有三个人同时到场仓库的门才能打得开。
也真难为雷老师了，为了我能吃上粮食，他饿着肚子，找了生产队长又去找会计，找了会计又去找保管员，硬是把三个人都找拢，给我称了六十斤包谷。把包谷称到手以后，他又亲自扛着，走了三十多里山路，把包谷给我扛到了学校。扛到学校了还不算，又亲自扛到粮管所去换成包谷糁子给我交到了学生伙食上。上学生伙是要交柴的，可也不知道雷老师是替我交了柴还是雷老师授意管伙的老师给我免了，反正管学生伙的老师提也没提柴的事情就让我吃上了饭。
世界上什么是真情？这就是真情！是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的真情！雷老师为了什么？雷老师什么也不为！雷老师为的就是能让一个学生吃上饭，为的就是别让一个好学生辍学了。雷老师也没有得到什么，除了我在心里深深地感激他之外，他什么也没有得到！
雷老师的行动强烈地震撼了我幼小的心灵，我在学习上更加发奋了，似乎在考试中拿不到第一名就是对雷老师的不敬。
雷老师成了我心目中的一尊神，我不仅在写字上开始模仿雷老师，而且在说话的语气上和走路的姿势上也开始模仿雷老师。许多年后当我也当上了教师、也当上了校长的时候，我就把雷老师的那种对穷孩子体贴入微的爱心全盘继承了过来。我不仅用政策来呵护那些穷孩子，而且还慷慨解囊资助那些穷孩子。在我四十年的教师生涯中，我先后资助了三十多名无力上学的穷孩子上学，使他们都成了大有作为的人。当然，这是后话。
雷老师不仅给我称来了粮食让我上了饭，而且还为我的吃菜问题操上了心。吃菜实际上就是吃盐。雷老师说人不吃盐不行，人不吃盐就没有力气。所以他就叫我找野菜，他亲自拿到教师灶上叫陈绍美放上油、放上盐给我炒。虽然他是校长，也有一定的权利，但这种做法仍然是要担风险的，弄得不好，那些老师就会对他群起而攻之。因为每个老师每月才只有二两菜油，哪能让我这个穷孩子长期吃下去呢？
果然，时隔不久，老师们就开始给雷老师提意见了，说雷老师用大伙儿的油盐做人情，并在教师的生活会上把雷老师狠狠地批了一通。
老师们的确很辛苦，白天上一天的课，晚上要备课改作业，早晨学生还没有起床他们就要起来政治学习半小时。
我就是在老师们政治学习的时候听到老师们批评雷老师的，有个喻老师说话十分苛刻，他竟说雷老师是用小恩小惠来收买贫下中农。雷老师听到这话之后拍着桌子说：“喻老师，你说话要注意原则。我家里虽然是地主，但我本人是校长、是共产党员。我关心照顾房山鹰是在履行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你无可厚非！至于给房山鹰炒菜用了伙食上的油盐，我的确做得不对。你们算一下，该我赔多少我就赔多少！”
此时我才知道雷老师家里原来也是地主成分。但我听了雷老师的话之后，眼泪“唰”地一下就流出来了。早饭后，当雷老师又叫我去找野菜他拿去炒的时候，我无论如何都不去了。我撒谎说：“不用找野菜了，我舅舅叫我每个星期到他们家里去拿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