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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等到大家过足了烟瘾，刘长清说道：“你们先在这边休息，我一个人把船划到对面去看一下，再炸一炮，如果有你们就过来捡，如果没有就算了。”
说完，他把炸药一人分了一包，自己把船划过去。虽然好长时间没有撑船了，但刘长清的手臂还是那么灵巧，紧握蒿竿的手臂，柔和自如，富有节奏地摇转着。船在水面上像箭一般往前飞行。
在水深的地方，刘长清又炸了一炮，炮声响后，水面立即恢复了平静。大约半小时左右，水面上浮出了两三斤大的鱼，白晃晃的一片，满河都是。刘长清向其他几只船的同行挥手示意：“快过来捞鱼了。”
几只小船箭一般地向这里驶过来，大家从船上拿出网瓢，握住椭圆形的长柄，动作精准，稳，快地捞了起来。不一会儿，白花花的鱼全都到了船上的鱼筐里。四只船总共三百多斤鱼，还有其他不认识的村民，也凑到深水处，捡了不少。
大家正兴高采烈捡鱼的时候，渔业社的人来了。他们大声吼道：“一个都不许动，通通把渔船没收了！”
渔业社七八个彪形大汉，穿着蓝色制服，开着他们的大船过来，不由分说，把他们连人带鱼，都押到了渔业社办公室。然后拿出大称，一筐筐地一称，足足364斤。带队的负责人非常生气地对他们说：“把船没收了，按斤罚款吧。”
刘长清一听，脑子里“哄”地一声蒙了。在他的记忆中，过去每次捞鱼都没有谁来过问过，怎么这次就这么严重啊？当然，以前每次捞鱼也没有这样顺利，都捞得很艰辛，不像今天这样收获这么多。
刘长清心想：“这下惨了，这些人都是我喊来的，把船全部没收了，我咋赔得起哟。”
然后，他马上灵机一动，心想：不如去找熟人说说情，只收鱼不收船。
想到这里，刘长清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就悄悄溜了出去。飞速跨过蹬子桥，直向县政府招待所跑去，找到姐夫郑州山，把情况如实地讲了。非常幸运的是，姐夫冷静地告诉他：“不着急，那里的负责人是我的一个朋友，走吧，我陪你一起去渔业社。”
当他们走拢渔业社时，360多斤鱼已经被他们卖完了，姐夫直接找到渔业社那位领导，为他们说情，领导也只好说：
“下不为例哟，炸这么多鱼要产好多仔哟，今后，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严肃处理，不讲任何人情和面子了。”
值得庆幸的是：总算按照刘长清的想法，把几只渔船取了回去，才让刘长清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们几个没有损失，也都轻轻地嘘了一口气，然后，一起把船划到下北禅。
最初第一炮炸到的鱼，由奚益清从岸上背到了这里。大家到齐后，由刘长清主持，给每个人分了五斤。剩下不多的鱼，他就背到自己及舅舅家里，煮了一大锅，让亲人们都饱餐了一顿。
虽然这一次遇到了麻烦，鱼没有到手，但是，也是刘长清炸到鱼最多的一次，后来，他成为了夏县坝炸鱼能手，并出了大名。以后，每次看到他出去炸鱼的时候，周边的村民都要来捡鱼。
刘长清为了改善全家人的生活，特别是几个儿女正在长身体的时候，他常常带着儿子刘晓波到涪江支流的大河边炸鱼。这里不是渔业社种养的，而是自然生长的天然鱼。
儿子刘晓波聪明伶俐，跟着父亲，眼睛四处张望，就像刘长清小时候一样机灵，聪明。样子帅气，十分逗人喜欢，所以，每次炸鱼时，总是带着他看他怎么打捞。
孩子站在岸上，带着好奇的目光，背着一个小背篼，兴趣盎然地跟在现场。有鱼浮起时，孩子欢快地跟着父亲一起捡鱼。而且，每次，刘长清的运气都很好，有时候，儿子的小背篼还装不完。
二
回到家里，立即剖好，在铁锅里，先放油，几成热后，把泡酸菜和泡辣椒放进去，翻炒到香味扑鼻。再放进适当的水煮熬出味道。再把鱼放进去，煮熟起锅，最后，撒上嫩绿的葱花，一道美味佳肴满屋飘香。
隔几天，一家人就要饱餐一顿。多余的鱼，刘长清通常先把它们用清水喂养起来。逢场的时候，就拿到桂林集市去卖，还能够赚到不少的柴米油盐钱。
夏季，火热的太阳高挂在天空中，玉米、甘蔗、棉花等经济作物，在强烈的光照下，都在飞速猛长。清晨，趁着温度还没有升高，村民们早早就到了地里灌溉施肥。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它们，尽量让它们不被烈日灼伤，这是决定一年丰收与否的关键时期。
每当刘长清走在烈日下，看到乡亲们干得热火朝天的样子，就会想到1963年毛主席的号召：“农业学大寨，红旗渠精神，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
大寨精神，源于山西昔阳县大寨公社一个贫穷小山村，在实行农业合作化后，全体村民开山凿坡，修建梯田，让粮食产量以几倍的速度增长。《人民日报》刊载了《大寨之路》专题文章，详细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那个时候，刘长清已经从川剧团回到了农村，一边务农，一边活跃在农村文艺宣传队。
宣传队通过说唱等形式的节目，主要宣传一些时事政策。文革前，全国上下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新中国的建设上。号召农业学习大寨人埋头苦干，艰苦奋斗的精神。
大寨，是太行山腹地的一个小山村，沿着虎头山而建。新中国成立之前，人们称它为穷山恶水之地。在一面山坡上，险沟边，祖祖辈辈辛勤开垦了坡地，东一小块，西一小块，共达4700多块，700多亩。
黄土高原险峻恶劣的地理环境，极大地阻碍了大寨农业经济的发展。特殊的气候，导致十年九旱，粮食亩产不到200斤，根本不能解决村民的温饱问题。在旱季，人畜用水紧张。在雨季，如遇数日暴雨，山洪暴发，全村顷刻沦为汪洋。
1953年，刘长清刚到大中坝时，全国人民正在学习大寨精神：大寨响应中央号召，组建农业集体社，在村干部陈永贵和郭凤莲的带领下，全村人民齐心协力，拓荒种地，战胜了天灾。经过十年大干苦干，他们把过去的七沟八梁，建成了层层波浪式的梯田。修建水渠，引水浇地，使过去仅亩产200斤粮食的贫瘠土地，提升到亩产700多斤。终于改变了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
刘长清从小就听过大寨干部，如何促使村民富裕的感人故事。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读书越来越多，特别是自己当了干部后，更加孜孜以求地学习、研究和探索农业发展的新方法，都取得了好的效果，他便开始更多更宏观的思考。
文革期间，大寨依然没有避免一切混乱与批斗。造反派以“左”倾路线，造成严重后果为斗争理由。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说：“对于学大寨出现的问题，中央承担了责任，我也有责任。是我的责任，我不向上推。”
因此，陈永贵副总理职务被解除，定居北京，过起了闲居生活，有了充裕的时间反思大寨和过去的言行。他毫不掩饰地对前来看望他的大寨干部说：“我那几年算是吃够亏了，上面提出九十九，我就能干出一百一。今后可不能再犯了。”
陈永贵趁机给郭凤莲和大寨党支部写了一封亲笔信，希望他们与中央保持一致，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做好大寨各方面的工作。
陈永贵善于反思的精神，令刘长清非常佩服。把村社的工作理顺过后，他投入了更多时间研究大寨精神。尤其是陈永贵，郭凤莲他们的信息报道从不放过，甚至到了痴迷的地步。他特别想知道郭凤莲收到陈永贵的书信后，有什么举动和思考。因为这个时候，他同样在做大队干部，与她是天南地北，同一战壕的战友。
三
学习大寨精神，不能生搬硬套，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虽然刘长清没有学历，但是，他对工作却很认真，一丝不苟，实事求是。他总是要迫使自己走到时代的前沿，总在思考下一步如何突破。毕竟自己还很年轻，不能一劳永逸地躺在功劳簿上沉睡。
从报道中，他读到了郭凤莲的反思：虽然大寨成为了中国农业的标杆，但是，除了响彻全国的荣誉，村民们的实际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相应地提高。即便处在荣誉高峰时期，大寨村民每年每人也只能分配到一斤半小麦，剩下的要上缴给国家。小麦成为当地最奇缺的粮食，即使每年过年包饺子，也只能用玉米面做饺子皮。
目睹这个现实，郭凤莲开始爱上了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经典名著《复活》，她意识到了：大寨必须复活。并努力思考着怎么复活的路子。
刘长清清楚地认识到：大中坝地势平坦，必须根据地域优势，扬长避短。他也抽空到县图书馆，借阅《复活》那本长篇小说，可惜没有借着。那时的图书都比较紧俏，没有广泛翻译出版书籍发行。
刘长清把比他小三岁的女支书耿凤莲的所有报道，作为自己学习目标，对她由衷地敬佩。她的宣传图片并不是 “头戴草帽、肩挑扁担”的农村妇女形象，而是自强自立，面容美丽，眼睛炯炯有神，留着一条长辫子，亲临生产现场，指挥村民唱歌的美丽姑娘。
在学习大寨的特殊年代里，她被称为“铁姑娘”。郭凤莲与大寨人民一道，站到了历史的舞台上。前任村支部书记陈永贵，把为改变大寨的落后面貌的重任和光辉旗子，交给了这位好学肯干的姑娘。
郭凤莲刚刚接过蕴含无限风光的大寨旗子，经历了文革暴乱的洗礼，但她没有被击垮。当文革结束，中央拨乱反正后，她又开始二次创业，重振大寨的旗鼓，挑起了新一轮的改革重任。郭凤莲果断把“全国农业学大寨”转变成“大寨努力学习全国人民。”
她胸怀正义，谦虚好学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全体村民，他们都紧跟着她的步伐前行。她着力推进村办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走农工商一体化的路子。
读了《中国经济周刊》：郭凤莲，从村办小作坊的创立，到规模化、专业化和品牌化发展的转变。如今的大寨，又实现了“小有教，老有靠，病有报”。刘长清深有感触：他建立了酒厂、糖厂、幼儿园、医疗所、加工房、小学校等，也是村民有了好的生活环境和条件。
见贤思齐，学习郭凤莲的典型事迹，使刘长清更深刻地体会农业生产创新的重要性。他自觉自愿地肩负起了振兴农业经济的重要使命。
大中坝的地理与气候等各个方面条件，要比大寨好很多倍。在每一步的实践探索中，刘长清找到了成功的奥秘：就是不断创新，拓展市场，专心致志搞活经济，才是村民和全体公民物质富裕的最佳出路。
大中坝有独特的地理优势，紧依涪江，水资源充足，日照饱满，地势平坦。该怎么走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他脑子里还是一片混沌。突然，又想到了每次都能获得灵感的涪江边。刘长清索性站起来，顺手关上办公室门，迎着斜阳和炎热的空气，信步朝岸边走去。他要去那里寻找突破难关的灵感和贵人。
火辣辣的太阳悬挂在头顶上，气温高得像蒸笼那样热。走在大中坝青翠的菜园中，茂盛的庄稼散发出浓浓的清香味。刘长清发际边的汗水直向下流，但他也不想用汗巾擦。满身的汗水一出，每个毛孔都舒展开了，体内的晦气和污垢都被咸鲜的汗水洗干净了，浑身涌出了酣畅淋漓的快感。
四
刘长清一边走一边向前边眺望，那广阔的耕地之外，就是悠长绵延的涪江。零零星星修建的小型电站，都在沿着涪江桂林这个地段，往下游延伸处。
最早启动的电站建设，在八年前的文革期间，文化馆馆长亲自登门，请刘长清到工地上辅导文艺宣传队、组织策划和现场排练文艺节目，到各个工地巡回演出。那一幕幕感人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历届县委县府领导班子，都在努力解决电力缺乏这个根本问题，但碍于潼城经济实力薄弱，只能一点一滴地攻克难关。集中几千人到涪江边筹备石头和钢材等材料，开启修建大型电站的前期工作。
从1959年到1971年间，潼城相继建成了太安、高肯、二滩水电站，但装机容量仅有2300千瓦，只够白天县城学校和机关单位办公用电需求，晚上城里居民照明。
因为缺电，不能抽水灌溉，全县数十万亩稻田常年干涸，其余近百万人口，依然照煤油灯，碓窝捣米，这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质量，阻碍了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要一劳永逸，就必须建大型电站，才能承载全民的用电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重新走上正规，逐渐恢复了正常生产，各行各业开始有序发展。新来的县委书记何绍兴，副书记李仁守等，通过一段时间的明察暗访，摸清了潼城贫穷落后的根源。
在常委会上，文质彬彬，穿着蓝色中山服的何绍兴书记，挺着高朗壮实的身板，紧锁浓眉，左手插在腰上，右手在空中挥舞，声音洪亮，神情忧虑，态度诚恳地对大家说道：“以前，县党委政府曾多次集中上数千人到涪江边打石头，修堤干。因文革动乱不得不搁浅，这一次我们要保证一鼓作气，一举成功。”
看到书记坚定不移的样子，大家都觉得书记说得对，一致赞同，全力支持，坚决拥护。会后，立即组成了以专家为总工程师，李仁守书记担任第一副指挥长的领导班子。迅速请来了四川水利厅专家组，亲临现场，对涪江两岸的地貌地质，逐一深入细致地进行了勘查。
经过反复测查，认真分析，反复推敲，专家和领导小组一致通过：决定建筑拦河滚水大坝，采用混合式长引水渠的方案。
在决策讨论中，县委县府领导们也曾考虑过坝后式和短引水式发电方案。经专家现场勘查，建坝后式电站，需要洋机器等大型设备，施工专业度要求非常高，成本代价大。而潼城的经济薄弱，既要降低成本，又要保证工程质量和后续力量，不留后遗症，便只能放弃这个方案。
计划鏖战三年，进行人工开挖土石方拦河，建成涪江大坝的人工运河，供电站引水发电。电站起于桂林坝，长15.2公里、宽110米、梯形断面、高10米，最高流量280立方米，自西向东奔流，常年浪花翻涌。两岸村落散布，小桥流水，青山连绵，菜园无边。
如果采用短引水方案，必须要有地形落差，才能达到好的效果，就只能选择在涪江左岸。勘探发现：涪江右岸的地下石膏层，根基不牢固，无法修建厂房。
1976年6月18日，县委形成最后决议：实行县、镇、社合办，在涪江左岸修建三块石建筑滚水大坝，依山修建15.2公里长，约100米宽的引水渠，一直到达莲花寺旁边，在那里修建厂房发电。
先筑河堤拦断涪江，建一个大型的引水渠，水渠也可以兼具航运功能，船只承载重量可达500吨，计划三年内建成。这样，不仅能发电，而且能保证全县人民的用电问题，还能加强涪江河渠的航运能力，缓解每年的暴雨洪水，一举几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