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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0年加入国军的。那时候蒋先生还在坚持反攻大陆，台湾到处笼罩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宣传之下，年轻人都要应征入伍，两岸之间不时地有小打小闹。我父亲原来是个中学教师，后来在东吴大学继续教书。他是1947年带着我们全家被安置到台湾的，说是为了振兴台湾的教育，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大陆，那时我才六岁。当时，台湾光复时间不长，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还很深，他们在台湾推行了整整五十年的皇民教育，想在台湾断了我们中华文化的根。一个知识分子，要在当时的台湾积极传播中华文化，有时候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民国三十八年，就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党政军和各界民众占了绝对优势，台湾的情况才好转了许多。当然，台湾本土也有不少爱国志士，痛恨殖民文化，积极为恢复华夏文化的影响力而奔走，比如澹庐学会的曹容老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曹先生是台湾著名的书法家，在振兴中华文化、恢复文化国脉方面和我父亲志愿相投，最后两人成了至交。我父亲是个很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有感于当时的现状，他从我们小时候起就引导我们远离政治、远离军队，努力学习，将来成为振兴国家的有用之才。但是后来在扩军备战的气氛中，我还是身不由己，加入了国军。我入伍后不久就被派往金门前线，当时金门战事吃紧，双方的炮战还在继续，尤其是那个大功率的广播每天都宣传大陆方面的政策。身处金门，真有四面楚歌的感觉。
在金门前线守卫，那可是真正的煎熬啊。你们想一想，明明对面是朝思暮想的故乡，却是咫尺天涯，无法跨越。这还不算，骨肉同胞却要刀兵相见，炮火连天，自相残杀，眼中还不能流泪，心头却在滴血啊！有两个比我早来一两年的弟兄，都已经升到排长和副连长了，不忍心就这样痛苦地煎熬下去，主动申请去守卫南沙的太平岛。就因为他们是主动申请去的，不但没有按惯例升职，还降职使用。因为在上峰的眼中，他们被看成是有同情共产党的嫌疑和贪生怕死。在我们一起驻守金门的日子里，他们曾私下说过，守卫南沙，虽然是在遥远的几个孤岛上，条件艰苦，音讯难通，但那是在替我们老祖宗守卫中华国土！呆在金门，不论从哪个角度讲，条件都好得多，可是同胞骨肉相残，这种精神上的折磨实在叫人受不了。
当时解放军主要打我们的指挥部、机场、料罗湾码头和靠岸的军舰，是想打乱我们的指挥系统，切断我们的后方补给。国军主要打解放军的大嶝、莲河炮兵阵地和工事，还有我们指挥官最忌怕的那个大功率高音喇叭，怕解放军的宣传动摇军心。
不过，我在金门也看到了我这辈子永远不会忘记、我觉得也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焰火。你们不要吃惊，我真的是这样认为的。那是1961年的2月，就是我们中国人过春节和元宵节的时候。当时解放军有两不打，一个是双日不打，一个是过节不打。你们想想，就窄窄的一水之隔，过年了，金门岛上燃放着焰火，对岸大陆那边的厦门也燃放着焰火，在漆黑的夜幕下，两岸腾空而起的焰火和礼花，在空中尽情的燃烧、绽放，还倒映在海面上，那是多么的灿烂，多么的壮观！有时候，两岸都有意地把烟花斜射向对方，礼花代替了炮弹，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着过年的问候。双方都卯足了劲儿尽情地放，那可真是最激动的过年啊！只有在那种情境下，你才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做不言而喻，什么叫做心有灵犀。我们心里都明白，毕竟都是炎黄子孙，抛开战争，内心其实是相通的。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扯着嗓子向对岸喊：过——年——好——，指挥官一般是不会深究的。大陆这边，在节日的时候，那个大功率喇叭也有向我们祝贺节日的问候。那一刻，两岸的人们，好像都忘记了战争，忘记了仇恨。我多么希望这些美丽的烟花永远绽放下去，永不停歇！两岸的同胞，可以走近，可以握手，可以拥抱！也可以给对方敬上一杯祝福的酒！今天我们坐在这里轻松地吃饭，愉快地谈笑，在你们年轻人看来，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可是在我像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那是比登天还难！随着我在那里驻守的时间越长，我头脑里边有两条线就越清晰：金门和台湾不能分离，金门、台湾和大陆不能分离！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一家人，应该统一成一个整体。
有一次，大陆的一艘渔船因为天气恶劣，误入到我们的射程之内，上峰也下达了炮击的命令，可是，在观察哨里值守的我和另外一个兵友猛然发现，惊慌失措的大陆渔民在情急之下，从船舱里抬出了一尊妈祖神像。炮长责问我们为什么不报射击数据，我们把观察到的情况给他说了，炮长也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会儿，在犹豫之间没有下攻击令。我看得出，他也是能不打尽量不打。后来上峰追查，我和炮长如实报告，此事也就不了了之。我估计，后来我顺利地调回台湾，也多少和这件事有关系。毕竟金门是处在三面包围的紧张戒备状态中，双方还是敌人，上峰对任何一丝一毫的思想松动都很留意。我们的长官李军长就是因为从大陆的大功率喇叭里听到了老母亲的呼唤，热泪长流，面对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磕了九个响头被调回台湾的。
在我入伍两年前的八二三炮战中，连金门防卫司令部的三位副司令都被解放军打死了，金门防卫司令胡琏、参谋长刘明奎，还有正在金门视察的国军的国防部长俞大维都负了伤。三位被打死的副司令里边，其中一位就是我父亲的好友吉星文将军。吉将军是卢沟桥抗战的英雄，和他的叔叔吉鸿昌都是赫赫有名的抗日名将，没办法，炮弹不长眼。他也是刚刚晋升中将，由澎湖防卫副司令调过去的。昔日的民族英雄也成了内战的炮灰，太可惜了，所以母亲整天为我提心吊胆。可是父亲却劝慰母亲说，有什么好担心的，换个角度看，能在金门也好，可以那么近距离地看到大陆，看到故乡，那比什么都幸福。我知道，父亲不是不关心我，一来是没有办法，二来是他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渴望，就是希望两岸和解，能回到故乡祭拜祖坟、看一看亲人。他在给我的信里多次表露了对我能看到大陆的羡慕，也理解我内心的矛盾和痛楚。后来，我父亲的身体越来越支撑不住了，还是父亲在标准草书学会的一个挚友恳请于右任老先生说话，才把我调回了台湾，就在于老先生警卫室供职，一直到于老先生逝世。我侍奉于老先生有将近三年的时间，那也是我这大半生受到教诲最深的三年。那段时间里，老人家精神好的时候，几乎是每天都和我们晤谈。能亲聆于老先生教导，那真是三生有幸啊。
于老先生是国府元老，他早年追随国父中山先生，在军、政两方面都担任要职，后来担任国府的监察院长三十多年，一直到逝世为止。我们当时天天面对的是一个慈祥和善、身体虚弱的老人，很难想象他曾是一位叱咤风云、在好多方面都成就不凡的领军人物，连蒋先生都对他尊让三分。但我感觉他老人家骨子里应该首先是一位文化大师。我记得他给我们讲起一九四一年秋天视察西北的事，他说那一次印象最深的就是在敦煌的经历。他赶到莫高窟的时候，正好是中秋节，又遇上了在这里临摹壁画的老朋友张大千先生。于老伯说，在莫高窟他有四个难忘：一是壁画和雕塑的精美，无与伦比，又规模庞大，令人自豪；二是清廷腐败，洋人贪婪，大量文物流散，叫人痛心；三是洞窟残破，摇摇欲坠，叫人揪心；四是中秋月夜，宝库佛影，文友相聚，终生难忘。在敦煌视察期间，于老先生还写了不少诗篇抒发自己的见闻和感受。大家看，墙上这幅字画里写的，就是其中的一首。视察结束后，一到兰州和重庆，他就大声疾呼，四处奔走，倡导学者们去研究和宣传敦煌文化，建议国民政府重视敦煌文物保护，设立敦煌文物学院。好在国民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在1943年设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派常书鸿先生带领一些人来到敦煌，对莫高窟进行修复、保管和研究。于老先生常常关切地挂念：不知道莫高窟现在怎么样了。他还给我们看过几张他在敦煌时让随行人员拍的莫高窟的照片，洞窟残破的景象成了压在他心上的一块石头。
有一次经国先生来看望他，两人闲聊之中也谈到了敦煌。当时经国先生已经逐步掌握大权。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经国先生说他也来过敦煌，说是跟纬国先生和几个随员一起乘吉普车来的。时间大概是一九四二年的春夏之交。那时候从安西到敦煌还没有像样的道路，只是循着以前的车辙走。在离敦煌不远的戈壁上，车轮陷进黄沙之中，幸亏遇到一位当地的放牧人帮忙，用牛拉人推的办法才脱离险境。经国先生还说，从敦煌回到重庆和赣南之后，他写了一本《伟大的西北》的书，里边有他建设大西北的计划，打算赶走倭寇之后就着手落实。可惜日本人投降后，时局突变，国府很快就搬迁到台湾。如果哪一天反攻大陆成功，他一定把建设和改造西北的计划付诸实践。经国先生临别时，请于老先生给他送一幅墨宝，于老先生当场就写了一幅送给他，我记得写的是这样两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我觉得这是暗示经国先生要为祖国统一而努力。后来听说，经国先生把这幅对联叫人精心装裱，一直挂在他办公室的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