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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末的白天不会冷，所以我的衣服穿的不多。可在这绵绵细雨的深夜(也许应该是凌晨了)，我被冷的咬牙切齿，连坐都不敢坐，必须不断地以走的方式来取暖。因此，我又是只能漫无目的，拖着长蹆走过一条又一条的街，拐过一个又一个的街角。很多街角好像都重复过好几遍。
我的体力己经透支到了极限，以致于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眼睛模模糊糊，头脑却空空荡荡。绕过了那么多街，我没有见到过一个人影。寂静的夜，不时地能听到商铺里(有的是一层商铺的后屋，有的是二楼)有人说话声、小孩哭闹声和楼板脚步声。
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发现街的中间凹进去的部位有一座小庙，小庙的墙边是一棵树，树下是一堆干草与落叶。在平时，像寺庙这种场所，我是很畏惧的，生怕那些张牙舞爪的面孔，但更怕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会出现。但是，这时的我己经顾不上那些了，径直地走向草堆，整个人一下子就瘫软了下来，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草堆表面有点湿了，意识中抓了一些杂草盖上，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睡梦中我梦见自己躺在小溪边的草坡上，下半身侵在冰冷的溪水中，溪水夹杂着流沙，不断地冲刷着我的小腿……
朦朦胧胧中我听见狗的叫声，刚开始我还无所谓，因为经常早上起床前赖在床上都会听到狗叫声。突然间我意识到，我家没有养狗，这狗叫声离我也太近了。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头脑一下子清醒了许多，这时才发现自已的整个头竟然全扎在了草谁里了。
我赶紧地拨一拨草坐了起来，发现狗就在面前的不远处。狗看见我坐起来后叫的更凶，眼睛直盯着我，尾巴不停地甩动着。
我感到十分的紧张，全身哆嗦着，无助地坐在那一动都不敢动，有一种听天由命任由狗处置的感觉。
没过多久，狗叫声渐渐的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渐渐的低下了头，发着一种低沉的“亨亨”声，好像要随时准备攻击的样子。又没多久，狗自动转身离开，好像知趣的样子。
虚惊一场的我渐渐地回过神来，我回想起了昨天的一切，感觉好像很久很久，似乎像做梦一样。
父亲会回来找我吗?父亲一定会回来找我的。如果父亲骂我为什么从座位上离开，我就说父亲为什么那么晚不回来，然后告诉父亲我是被红布图赶走的，我想。
我必须回到医院去，回到我昨天下午坐的木排椅的位置去。
我从凹处走向街道。街道已不再是昨夜的街道了，有挑担子喊叫的人，有骑自行车匆匆赶路的铃声，有“乒乒乓乓”的打铁声……一位老妇女拖着一辆木板推车，手里提着一个小铃铛一路吆喝过来，推车上是一个长方体的大木罐，大木罐上有一个口子，时而停下来接受红木桶的倾倒。
我无暇顾及这一热闹的场面，一心想着往医院走。和昨晚一样，依然走过一条又一条的街，拐过一个又一个的街角，很多街道街角似乎都已经很熟悉了，但就是找不到去医院的那一条直街。好几次看到和去医院一模一样的直街，但当我满怀希望走到了尽头时，却发现并不是那条街。我觉得悲观、失望、沮丧，但我不知所措，只能和昨天晚上一样不断重复地走着那些街道。
我又饥又渴，精疲力尽，但我依然没有放弃去医院的信念。于是我想到向路人打听。
因为我只知道这个医院大概是怎么样子的，具体叫什么名称却不知道。也许县城的医院有很多，所以我问了好几个人，确始终没能问到昨天下午看病的医院，害了我又转了好几圈。有一位年纪偏大，戴着一副眼镜的老伯，还帮我认真地分析会是哪个医院，但是到了目的地，却不是我要找的医院。
这样几个来回，我己是困苦不堪。
应该是晌午时分，有的店铺里开始摆上桌子吃午饭。一个十来岁的男孩端着一个烟雾缭绕的碗，蹲在店铺的门槛上吃着。原来男孩吃的是滚烫的白汤圆。男孩“呶”着嘴巴，轻轻地吹着汤匙中的汤圆，然后慢慢地吸了一颗到嘴里。对于我来说，这汤圆一年当中只有冬至早上才能吃到几颗。我看着直流口水，似乎忘记了什么叫礼貌，傻傻的瞪着那个男孩，喉咙里不断地咽着口水……
这时，一位戴着老花镜的老奶奶，从屋里摇摇摆摆地走到男孩身边，轻轻的拍着男孩的脑袋说:“吃没有吃相，坐没有坐相，不成样子，端到里面去吃去”。
我感觉这老奶奶应该比较有素养，和蔼可亲的样子，便上前询问老奶奶去医院的路。我认真地描划着，但老奶奶似乎听不清楚也不明确我所能表达的情景。但到最后，她有问及医生有没有开药，如果有什么药单的什么的，就可以看出医院的名称，也就可以知道是什么医院，她也就可以告诉我医院怎么走。
经老奶奶这么一说，我恍然想到父亲塞在我口袋的两张纸。于是，我把手伸进内衣口袋，掏出了那两张纸。当我打开那两张纸的时候，突然间看见一张“工农兵”(十元的钱)从两纸间滑落下来。这钱在空中旋转着、翻滚着缓缓而落，虽然是阴天，但中午的云层依然透着光曦，旋转的钱可以见到它明灭相见的滚动而下。虽然整个过程只有短短的两三秒，但我感觉它掉的好久好久。这一幕我记得很久很久，可以说是刻骨铭心。
工农兵”是当时最大面额的钞票，在那个极端匮乏的年代，十元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在农村，一百个家庭能直接拿出十元现金的恐怕一家都没有。有的人打了一年的工，到过年时回家也顶多带个小几十元钱。那个时候的打工，男主人一般都是在秋季农忙之后到隔壁乡镇或隔壁县去做木工、织棕衣或当土水(方言，即泥瓦匠)，而且大多是给个人家庭打工的。我记得很清楚，去年过年的前一天早上，家家户户都在打扫卫生，做红团、白粿等过年的用品。外出的男人回来后会相互窜门，然后东一堆西一伙的聊天拉家常。离我家最近的阿莲家门口聚集了几个人，这时，阿莺的老公辉打工回来，当面交给阿莺十多元钱。辉是去阿莺山上婆家的村庄，听说是给一个小孩要结婚的做木工，做了几个月，过年的时候回来给了阿莺这些钱，阿莺接过钱，可以说高兴的眼泪都掉下来，几个邻居看得眼睛都睁得大大的。这时，大伙都在谈论阿莲老公还不回来。阿莲老公金典原来是生产队长，听说队长当得好，被破格招工到东南地质队。大家正说着，金典回来了，因为他在外地，所以有时一年都回不来一次。他一到家，给所有在场的人一块饼干和一颗糖果，他的几个小孩早就把他的大包小包往家里搬。在在场人的怂恿之下，金典无耐的当场交给阿莲五张崭新连号的“工农兵"，让大家看了目瞪口呆。
这张十元的钱，背面有三分之一被染成红色。我记得很清楚，这是去年家里卖小猪的钱。在老家有一个习俗，那就是要卖出的小猪都要用染料在它头顶上“点红”，意即平平安安到人家去，平平安安地长大。这张十元的钱就是不小心掉到染料的碟子里，还是我捡起来给正在给小猪过称的母亲。
我未曾拥有过整一张五角的钱，更别说一张十元的钱。我清楚这张钱的份量，所以小心翼翼地把钱捡起来，小心翼翼的把它放进内口袋。我内心在埋怨父亲怎么这么不小心，竟然把钱当成纸一起放进我的回袋。
因为面额太大，我起初不敢花这钱，怕父亲骂。后来在流浪的路上，即使再艰苦，就是到了生死边缘，我还是没有花这钱。再后来，我渐渐的明白了这钱的含义后，就倍感珍惜，因为这是当时父亲给我的全部家当，是我未来的所有，是唯系我与家的唯一。所以，那钱翻滚掉落下来的那一幕我永远难以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