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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多久，有些手电筒光往廊桥方向来。
我本来也好奇的想知道什么回事，但因为我太虚弱了，所以我依然心有动而身不动的躺着。
没多久，这些手电筒光到廊桥上来，他们把手电筒光全部集中在我身上。我被光束照得两眼发紫，感到十分的惊呀与害怕，这时，蒋爱玲的母亲俯下身子问我蒋爱玲有没有过来找你。
这下我清楚了是什么回事了，我告诉她我没看见过蒋爱玲。
这时，蒋爱玲的爷爷恶狠狠的说:"你要是胆敢骗我，我就把你的另一条腿打断，让你永远出不了这村庄。"他那咬牙切齿的语气似乎对我是恨之入骨，同时也说明他知道我受伤了。
说完，他们纷纷撤走了，分散向不同的方向寻找。
其实，此时的我有一个盼望和一个担心，盼望的是蒋爱玲偷跑出来后躲在哪里，然后会偷偷的过来找我，因为此时的我最需要有人帮助，而这个最有可能帮我的人就是蒋爱玲。而让我担心的是，我怕她出事，因为我知道她脾气倔强，怕她会做出过急的行为。
但不管结果如何，总之，自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过蒋爱玲的任何消息了。
天漫漫地亮了，我一直在注视着膝盖的伤口，但看的不是很清楚，一直到天完全亮了可以清楚地看到伤口时，才发现膝盖的伤口已经变黑了，还有泥土沾在表面，泥土都已经干了，伤口边缘还有淡红色的血清溢出，我知道伤口已经开始发炎了。爷爷曾经告诉我，如果伤口脏，就容易发炎，而发炎无法自愈的话，就会越来越严重，伤口就会越烂越大，越烂越深，后果可想而知。
为了尽可能不让伤口发炎，别无所择的我想到用溪水清洗。于是我又爬到溪边，小心翼翼地用溪水尽量把伤口清冼干净，虽然很痛，然后再把那件昨天已被撕了的夏衣拿出来，再撕下些布条来包扎伤口。
然而，谁都知道这种物理清洗是没用的。两三天后，伤口虽然已经结痂了，但痂面并没有完全闭合，可以看见开裂处的里面有白色的浓疱，有一种带着浅红色的清液体时不时地溢出痂口。
伤口一直很痛，我以前也受过伤，但从来没有这么痛过，好多天过去了，我始终无法站起来，一站起来就有一种撕裂的剧痛。
走不了了，那就只能呆在顶寨，每天从廊桥上爬到溪里去喝水，爬回来时再拔些草根充饥，就这样靠着溪水和草根艰难地维持着生命。
因为没有营养，我的身体十分的虚弱，更可怕的是，几天后我竟然开始发烧，而且这烧一直没退。我清楚地知道，发烧会导致昏迷，但那次在沙坪，昏迷后的我有幸被爷爷救了，而现在在这无人问津的顶寨，我知道，我可能会命殉顶寨。想到这，我感到十分的悲哀与伤心。
我虽然不愿客死他乡，但此时的我只能听天由命。突然间有一种强烈的恐惧感冲击着我，我想我难道就这样等死？我甚至不怕下地狱后的上火山下油锅，但是对"死亡以后人又去哪里"的那种黑暗虚幻与遥远缥缈而感到恐惧。
然而，恐惧归恐惧，无助的我最终还是在第二天的凌晨昏迷过去。
我记得那两天我己没有力气爬下溪去喝水，整整两天滴水未进，感觉连"易如反掌"都做不到，而且我感到十分的寒冷，很想如果那个时候有人帮忙我从军包里拿出被子帮我盖上该有多好。
我想到过自己这次可能就会这样死去，我想像着我死后尸体会被人从廊桥上扔到溪里，或随便扔到山上让野兽吃，或挖个坑埋掉，全身盖的都是泥土，在黑暗中没有呼吸与呼唤，没有过去与将来，然后几年后，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甚至万万年后还在土里，我看不到世上所有的人与景，世上所有的人与景也看不到我……
然而，也许是我命大，每次面临死亡的时候总会有人救我。
救我的是那两个知青。知青告诉我:"蒋书记告戒全村，任何人都不要去理你，否则，就是他的敌人，而他的敌人就是革命的敌人，那就要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所以，没有人敢帮助你。"
知青还说，因为他们救了我，蒋书记还特意找上门来，骂他们革命立场不坚定，但他们说不理我可以，但不能见死不救。当蒋书记听赤脚医生说我膝盖摔裂了，而且还因为感染发烧而昏迷时，又觉得很内疚，一直在埋怨自己，他原以为我是个流浪儿，只是在这边乞讨几天后就会走的，没想到我伤的那么重。
知青说完还用开水泡了个鸡蛋说:"这还是将书记给你带来的。"
我在为蒋爱玲爷爷（蒋书记）态度的巨大反转而感到庆幸的同时，也为我膝盖摔裂而担心，我怕我再也站不起来。然而知青告诉我，赤脚医生给我看过，说只是一丝裂痕，小孩子自我修复的快，不要担心，一段时间后就会好的。
于是，我暂时在知青点住了下来。
虽然知青也是清贫如洗，没有足够的能力帮助我，但时不时的会有村民，特别是年纪大的老爷爷老奶奶，都会经常送吃的东西过来。可以看得出来，蒋爱玲这个当支部书记的爷爷在村里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是绝对的强大，他叫大家不要理我，全村就没有一个人敢理我，他给我送了几个鸡蛋，便会有很多人给我送吃的东西。
用药几天后，伤囗真的不疼了，但赤脚医生告诉我还不能下床，他说，伤筋动骨一百天，虽然只是一点骨裂，但起码也要两三个月。
就这样，我便在知青点住了下来。
我在顶寨呆了不到两个月，但在这两个月当中，是我流浪途中的一段快乐时光，虽然不能下床，但村民们对我很好，隔三差五的给我送吃的，特别是那两个知青。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知青好像没什么干活，天天都比较空闲，因此，他们便会教我很多东西，告诉我很多道理，教我很多的常识等等。
知青就两个人，一个是北京来的，一个是天津来的。北京来的那个姓程，天津来的那个姓陈，我刚开始叫他们程哥和陈哥，但对我们南方人来说，程与陈的读音是一样的，平日里他们分不清我是叫谁，所以，后来我就干脆叫他们北京哥和天津哥。
北京哥比较开朗，话也多。蒋爱玲的母亲拿了一些课本及一些课外读物给我，基本上都是北京哥教我的。而天津哥就不一样，他喜欢钻研一些常识性东西，平时也总喜欢给我讲一些基本常识，比如电是什么产生的，水为什么能发电，铁船为什么不会沉等等。他平日里虽然不什么说话，但他教人的水平很高，像上面这种对我来说十分抽象的东西，他竟然能用通俗易懂的办法让我明白，如"宇宙飞船与宇宙速度″，像这种对一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我来说，是非常抽象的东西，但我至今还能记得很清楚。他首先告诉我地球是圆的，然后说，如果扔一个石头，石头便会在不远处落下，如果再用力扔，石头就会掉到更远的地方，如果有一个大力士能够把石头扔得很远很远，扔到地球的边缘，那么，这快石头就会在地球的边缘落下，但是因为地球是圆的，于是，这个石头就会沿着地球的边缘一直落下，最终也就是没能落到地球上，而是一直在地球边缘落下，也就是一直绕着地球转，他说这个大力士抛出来石头的速度就叫宇宙速度。
他们与我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们十分同情我的遭遇，并告诉我一定要找到家乡。他们说，只要我的膝盖好了，我就应该离开顶寨，并且说，他们自己估计在顶寨也不会呆多久了。
不过天津哥好像很有心计，他会偷翻我军包里的东西。
我的军包是放在枕头边，因为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床上，所以军包从未离开过我。但是有一天大清早，睡梦中的我仿佛听到有翻书页的声音，我被翻书页的声音吵醒后，发现天津哥在看爷爷的笔记本。我不让他看，他一定要看，为此我们争执起来，但他最后还是在我们的争执之下强行看了约有一两分钟。
突然间，他竟然对我瞪着大大的眼睛。他应该推测出我和爷爷的关系，竟然说不可思议。
我求他千万不要把我和爷爷的关系告诉任何人，因为老鞋匠与卫老师都告诫过我，然而，天津哥虽然满口答应，但他还是把这个消息偷偷告诉了蒋爱玲的爷爷。
蒋爱玲的爷爷听到这个消息后，第一时间来找我，并要求我必须马上离开顶寨。
离开顶寨的那一天，只有天津哥来送我，他说，因为他觉得对不起我，所以，就是冒再大的风险也要来送我。
因为他背叛了我，所以我不让他送，但他执意要送我。他只送我到廓桥，他跟我说很对不起我，不该把我与爷爷的关系告诉蒋爱玲的爷爷。他解释说他原来是想把这个消息告诉蒋爱玲的爷爷后，我可能会得到蒋爱玲爷爷的更多帮助，但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现在想想当时他的想法也许是对的。他说他本来还想为此事与蒋爱玲的爷爷理论一番，但无耐逼于蒋爱玲爷爷的威严，最终还是不敢。
他埋怨自己，埋怨自己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他责怪自己，责怪自己太糯弱了不敢与蒋爱玲的爷爷理论，以致于我的膝盖还没完全好就被赶走。
他还告诉我他只敢送我到廊桥，因为他也怕招惹是非。
我离开他时，他连挥挥手都不敢，只以一种非常古怪而又苦涩的微笑目送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