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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第一大佛为何诞生在这里？
两晋高僧名士缘何聚居在这里？
佛教天台宗为何缘起于这里？
唐诗之路为何形成在这里？
让我们回溯蒹葭苍苍的历史长河，停靠在1700多年前的时光码头，漫步于两晋南北朝的剡溪两岸，徘徊在名士麇集的沃洲山上。
白居易在《沃洲山禅院记》中记下当年盛况，宗教文化一代名流，在此风云际会；王谢大族才人集团，几乎网罗无遗。晋时剡东，高僧云集，名流荟萃；星光璀璨，云蒸霞蔚。既是社会因缘的撮合，又是时代思潮的支配，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聚集到这片山陬之地，使得这里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
沃洲山开创的佛宗道源，成为天台山文化的先河。就佛宗而言：以东晋雅集于沃洲的十八高僧为代表，以支竺等般若学大师为翘楚，以石城山、沃洲山寺为据点，形成了江南早期的佛学中心。
罗汉僧白道猷一生云游四海，到了沃洲，放慢了脚步，目光不再游移，从此“驻锡于沃泉溪沙洲”之上。据梁释慧皎所著《高僧传》卷第五记载，白道猷曾写信给另一名高僧道壹，既表达了住锡东岇的优哉游哉，又流露出未能同游的深深遗憾。他在信中说：“始得优游山林之下，纵心孔释之书，触兴为诗，陵峰采药，服饵鹢疴，乐有馀也。但不与足下同日，以此为恨耳。”并在信后附写一首诗，题目为《招道壹归沃洲》，白道猷可能不知道，自己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山水诗！
稍后的咸和年间，般若学本无异宗的创立者竺潜（285—374），又名竺道潜，竺法深，出生于东晋王氏显族，他的亲哥是掌控东晋武装的大将军王敦，而丞相王导则是他的堂哥。竺潜厌倦宫廷的纷争及官场的嘈杂，率徒众涉钱塘，渡镜湖，扬帆剡水，深入岇山，在水帘洞边占地栖居，立寺行道，研究佛学，创立般若学本无异宗。
永和年间，般若学即色宗的创立者、庄子学说的研究者支遁（314—366），爱慕此地的清幽，沃洲的山水，派使者向竺潜求买沃洲小岭，潜答曰：“欲来当给，未闻巢、由买山而隐。”意思是“你想隐居就来吧，从未听说远古贤人许由、巢父是通过买山来隐居的。”“买山而隐”的典故就把支遁和沃洲山水联系在一起。支道林到沃洲山后，建精舍，研佛学，与好友王羲之等人探讨学问，跟随他的徒弟有百余之众。沃洲山中敲响的晨钟暮鼓，招引来更多的同道之士，共同构筑了“江南佛学中心”的大致轮廓。
就这样，一批批才华横溢的佛界人物，从全国各地迤逦而来，在剡东组建起一个个佛教僧团。以竺潜为首的东岇山僧团，驻足于今天的水帘尖下面；以支遁为首的沃洲僧团，聚集于今天的沃洲山一带；以于法兰及弟子于法开、于道邃为首的元化寺僧团，驻锡于新昌石城山的元化寺即今天的大佛寺千佛禅院。三个僧团地处毗邻，交往频繁；共究佛典，同辨义理。
当时印度佛教典籍开始在中国广为流传，特别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般若经》影响更是巨大。“般若”意为佛的智慧，属大乘空宗，又称“无相大乘”，倡导“四大皆空”“无所有相，无生灭相”“假号不真，不有不无，不着两边”。这是一种非常精微深奥的思辨哲学，也是佛学精义所在，故《般若经》又称“佛母经”。概其要义有三：事物均由因缘和合而成，其名称只是区别其他形相的一种假名，并无不变之实体；法是镜中缘，法生于心，譬如水月镜花，露珠映日，皆是幻象；有为之法，无得久停，一切事物都在成住坏灭中流转，故物不可得，心无所住。三大僧团承继三国以来研习般若学的风气，将佛教般若与中国本土玄学结合起来，开创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般若学派。
般若学引进之初，译出的经典并不完备，且多错讹。“《道行》颇多格碍，《放光》言少事约，《光赞》辞质胜文。”因此众解纷纭，莫衷一是，形成了对“空”义的不同理解，产生了不同观点的学术流派，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六家七宗”。他们钻研般若，畅玄探幽；结合老庄，进行解读。对空的解释提出不同的说法。
般若空义存在众多歧义，于法兰深感经文不足，抱着“大法难兴，经道多缺，若闻一圆教，夕死可也”的宏愿，率徒于道邃远适西域，成为我国最早西天取经的高僧之一。惜其“至交州，罹患重疾，卒于象林”（今越南境内）。未能像唐僧一样取经而归，但比唐僧取经早了百年。
由于多位高僧在此研究与传播佛法，剡东沃洲俨然成为全国佛教研究基地。高僧名士，互相结交，过从密切。既谈佛理（主要是般若）、又谈庄老（即玄学），将道家的“无为”与佛家的“般若”冶作一炉，你唱我和，形成思辨性的宗教哲学。这种佛玄合流的哲学思想，代表了时代精神，打下了文化印记。
“六家七宗”中的“即色宗”创立者支遁，于东晋建元年间入剡，先后在沃洲和石城山建寺说法10多年；“识含宗”“缘会宗”的创立者于法开、于道邃，均是名僧于法兰的弟子，他们在石城山创建元化寺即今天的千佛禅院；“本无异宗”的创立者竺潜，隐迹剡东岇山讲经说法30多年，直至东晋宁康二年（374）圆寂；“心无宗”创立者之一的竺法蕴是竺潜的高足，一直跟随竺潜左右；“幻化宗”创立者竺道壹在绍兴嘉祥寺为僧首时，曾游学说教于石城，沃洲、石城山等三个寺庙曾是他开讲经论的重要场所。“六家七宗”中只有“本无宗”创立者道安没有到过剡东，其他“五家六宗”的创立者均与剡东有关，或驻锡建寺于沃洲，或游学说教于石城。
他们各抒己见，思想自由，相互尊重。东岇竺潜创本无异宗不碍其弟子竺法蕴倡心无义；元化寺中于法开、于道邃，同为于法兰弟子而各立一宗，师徒无间；元化寺于法开虽一度与沃洲支遁争名，而支遁晚年归石城却为于法兰、于道邃作了铭赞；“昙光比丘，与晋世于兰，同时并学；兰以慧解驰声，光以禅味消影。”并处石城山中互不干扰。于法开认世情为一场大梦；竺潜讲学时“或畅方等，或释老庄”，佛玄并重；支遁也以佛解玄，注《逍遥游》，被称为支理。这种兼容并蓄的包纳宽容、综合贯通的学术风尚，为后来的天台宗立教作了前导，使其“教观总持，解行并进，破斥南北，融会三教”，形成了集百川以归海的局面。
除了六家七宗，还有南山宗唐道宣律师以及元俨、大义、神楷、智威、普岸、皎然、灵澈、灵一等，还有宗密、立公、就师、道契、不思、普门、隐空、贯休、昭、坚、微、晏、择、中、禀、觉、旻、详、惠、简等等。他们或驻锡于沃洲山及其附近，自开山门；或似社燕秋鸿，寻觅佛根。像白寂然、慧朗那样，一定要在支道林的旧址上挂锡的，却是少数。
如今，东岇山下，一洞天开，门悬飞瀑，喷薄而出，光彩夺目。水帘洞顶有潜公台，片石凌云，传为竺道潜说法处。据《高僧传》，竺道潜風姿伟岸，相貌堂堂，“年二十四讲法华大品。既蕴深解，复能善說。”想当年，士僧跋山涉水成群结队，来到这里听其讲经。“觀風味道者”跟随他，仰慕其风度，品味其所说的人，“常數盈五百”。竺潜在一块巨石上盘坐弘法，哗哗水声仿佛他顿挫的话语，金色阳光恰似他灿烂的笑容。岩下的人们仰观静坐如听天人布道，个个如醉似痴泥塑木雕……
竺道潜于晋咸康六年（340）左右入剡山隐居。“优游讲席三十余载，或畅方等（般若学），或释老庄，投身北面者莫不内外兼洽。”竺道潜隐居东岇水帘洞侧三十三年，主“万物本形空无”，创“本无异宗”。如今，瀑布下方还存断壁残垣，据说是竺道潜的住宅遗址；一片树林里有圈石基座，据说那是竺道潜的墓基。
从水帘洞出来，寻觅支遁的小岭寺，已找不到任何遗迹。但是这位高僧的风流轶事，还在剡东流传：支遁追随竺潜到剡东隐居，对沃洲山水情有独钟。他赴剡路过吴地，谢安时任吴兴太守，写信给支遁：“……我等待着我们的会面，等一天就像一千年那样漫长。这里多有山水，环境幽雅，可供疗养，各方面都不比剡县差。望能前来，以解思念之苦。”经过会稽，王羲之索看支遁注释的《庄子·逍遥篇》，洋洋千言，惊世骇俗。于是宽衣解带，依依流连，不忍离去。但谢安的苦留，羲之的盛情，都未停止支遁赴剡的脚步。他先到沃洲，建小岭寺；再在石城，筑栖光寺。一次别人送给他几匹马，他精心饲养，有人因此笑话他，他回答说：“我是爱它的神骏，随便养着罢了。”又有人送他两只鹤，他倍加爱惜，不久便对鹤说：“你本是冲天之物，怎能作耳目玩物呢？”于是将鹤放飞。现在的沃洲东岇一带，还有不少支竺两人的遗迹行踪，如“放鹤峰”“养马坡”“支遁岭”等。
竺、支、二于是佛教入浙的四位解义之祖，他们研究传播的是“般若学”，可以说是佛教的理论基础，当然也是天台宗的理论基础。
般若“六家六宗”的出现，表明般若性空理论的确立与传播，从而对现实世界和心灵世界的认知，可以用般若智慧加以烛照观察。而只有用般若智慧对不断发展的、不断变化的、不断流动之中的现实世界和心灵世界加以观照，才能真正获得对世界的本质、本元、本体的认识。这就是说，对现实世界和心灵世界的认知，要有发展的观点、变化的观点，而不是墨守成规的观点、一成不变的观点。这是极为深刻的思辨。
又过了一百余年，又一位生活在这一带的大师，掀起了佛教史上一个新的高潮，这就是天台山国清寺的智者大师，也叫智顗（yǐ）大师，南朝陈、隋时代的一位高僧，是中国天台宗的开宗祖师。智者融合当时中国南北方的佛学，创立了中国佛教的第一个民族化宗派—天台宗。天台宗以般若学理论为借鉴，创立了“一心三观”和“三谛圆融”的认识论。这是一种不执着于两个极端的认识方法。般若学认为，人的认识来自于三个方面，一个是世俗的一切认识；一个是超越了世俗的认识，近乎真理的唯一认识；还有一个是达到了最高的认识，即佛的智慧，是最高的智慧。这三种认识皆来自于一心或者说是一念，所以一心或一念之中即可观察到这三种智慧。智者大师根据一心三观的理论，提出了三谛圆融的认识观，强调整个世界没有一样是不变的。认识世界既要看到事物的两面性，更要把握它们的整体性。
石城大佛寺山门口立有“石城古刹”牌坊，上有对联：“晋宋开山，天台门户；齐梁造像，越国敦煌。”前两句既是对般若学在宗教史上崇高地位的肯定，也是对天台山佛教文化渊源的追溯。
其实，从新昌到天台只有60公里，而这六十公里中间就是沃洲，沃洲既是天台石城的连接点，又是般若学向天台宗的转捩地。据《天台山志》卷三：“沃洲山黄坛潭有佛教天台宗祖师智者放螺处遗迹，知他经沃洲溯剡溪去石梁方广开山。”就是这短短的60公里，一二百年间不断地出现佛教大师级人物，把中国佛学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从诠释般若学开始，到天台宗创立，中国佛学的建构过程似乎就浓缩在这60公里当中。更令人惊叹的是，智者大师建构了天台宗理论之后，就离开了天台山，圆寂在新昌大佛寺的弥勒佛脚下，给佛教般若学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般若花开引佛来，也结出了早期佛教文化的伟大成果，这就是南朝齐梁间石城山雕凿的江南第一大佛及小千佛龛像，一时震惊当世，至今名闻遐迩。石城造像是汉传佛教龛像雕凿南传之终点，石城大佛则与大同云冈、洛阳龙门鼎足而立，并列为早期石窟造像的代表作。梁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碑》称赞它是鸿姿巨相、旷世之宝。他还阐明了造像的原因：“般若炽于香城，表刹严于净土。”意谓沃洲山是般若学说昌炽的地方，所以建造起这宏伟的佛寺。
原来新昌雕凿的 “江南第一大佛”，就是为了纪念东晋时期剡东的佛学文化活动，体现了信仰、思辨相结合的时代特征。而智者大师选择在剡东大佛前圆寂(597)，也缘于“般若炽于石城”的缘故，最终他要到这里认祖归宗。那么到了唐代，诗人们承先辈嘉言遗风，继前贤懿德亮节，最终走出一条唐诗之路，也就不难理解。
《浙江通志稿·浙江佛教肇始考》载：“浙江省佛教究应以何人为始祖乎？历观书传所载，此则先应推竺道潜、支道林、于法兰、于法开、帛僧光、竺昙猷等六人，膺斯玄匠之选矣！而以道潜、道林、法兰、法开四师为解义（即大乘般若学）之祖；以僧光、昙猷二人为习禅（小乘）之祖。可见浙江佛学自肇始即定慧双宏，禅智并运，故后来名德犹罕有单轮只翼之失。”
佛学史专家汤用彤先生的考证也进一步证明：“六家七宗”中本无异宗竺法深、识含宗于法开、缘会宗于道邃、即色宗支道林、心无宗竺法蕴等五宗的代表人物都在沃洲岇山一带。原新昌大佛寺大殿挂的“支竺遗风”匾，意思大佛寺是支道林、竺道潜遗留下来的风尚。大殿内蔡元培先生题的楹联上联“理哲家言，同源西对”，指的也是这个意思。由此可知沃洲在佛学上的特殊地位。
据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云：中国佛学走上独立道路，是以两晋之际掀起的般若学思潮为标志的。该书也引证汤用彤这一成果说，般若在佛学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沃洲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已昭然若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