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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梁柏台早在1935年牺牲，周月林也于1997年谢世，但他们1931年寄居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的一对儿女，至今生死未卜下落不明。
如果他们活在世上，伊斯克拉今年90岁，伟列也已89岁。经过这么多年的等待和寻找，要找到他们的希望更加渺茫。但围绕他俩的出生和消失所演绎的一幕幕离合悲欢，本身就是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些故事折射出革命先辈的牺牲精神、家国情怀和无私品质，也表现出他们的儿女情长、舐犊情深。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今天如实地记下这个故事，既是对伊斯克拉姐弟俩的再次寻找，也是对革命先烈最深切的怀念。
寻找两位先烈后人，先得从他俩的母亲周月林说起。
周月林祖籍浙江宁波，1906年12月出生于上海。９岁被送进一家纱厂做拣纱工，17岁进入大康纱厂细纱车间。在那里，她认识了同一车间的记工员张佐臣。
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深深地吸引着这对青年。相同理想产生的崇高信念，并肩战斗结下的真挚情感，终于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1926年10月，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周月林身份暴露，组织决定让她和几位同志秘密转移赴苏学习。
已是无锡独支书记的张佐臣，潜回上海与妻子作最后的话别。大康纱厂那暗无天日的岁月，是张佐臣给了她光和热；情窦初开的少女青春，是张佐臣给了她情和爱。两人从相识相恋到相亲相爱，周月林已经怀上了张佐臣的骨肉。现在却要海角天涯，怎不让周月林肝肠寸断！
“月林，我的爱人！自从我们举手向党宣誓的那一刻起，我们已经承诺将自己的一切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张佐臣轻拥着妻子，安慰着月林。
“月林，我的妻子！要革命就会有分离，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今天的分离和奋斗，是为了我们的后代不分离，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张佐臣轻轻抚摸着周月林已经隆起的腹部。
“月林，我也有过赴苏学习的机会，但工作忙实在走不开。不久我也可能会去苏联留学，那时孩子会叫爸爸了吧！”张佐臣青春的脸上荡漾着幸福的微笑。
1927年6月29日下午，正在开会的上海总工会领导成员被警探包围，张佐臣、杨培生等5位同志被捕。在狱中，张佐臣受尽折磨，但坚贞不屈。他托人给周月林捎去了口信，“我准备豁出去了，把一切揽下来，以保护一起被捕的难友，你不要为我守节了，请找一个革命同志做伴侣吧。”这是他对周月林最后的要求。
1927年7月4日，知道自己即将走上刑场，张佐臣对难友们说：“我已准备好牺牲了，你们出去后一定要继续战斗，将革命进行到底!”临刑时，张佐臣神色自若，带头唱起国际歌，随刑者一起高歌。国民党最后竟残忍地改枪杀为砍头，张佐臣一腔热血，染红了身下的野草。
那年，张佐臣才21岁。
再说周月林，她于1926年11月到达海参崴，留在海参崴党校中国班学习。而此时的梁柏台是沿海省职工苏维埃华工指导员、中共海参崴党支部书记、海参崴党校负责人。
1927年1月13日（农历1926年12月10日），周月林的女儿降生。7月上旬，传来张佐臣被杀的噩耗。周月林看着眉宇间酷似丈夫的女儿，听着女儿似有所感痛彻心扉的哭喊，她病倒了。
梁柏台同情周月林的遭遇。他对周月林开导劝慰，体贴关怀；对她的女儿左哄右抱，百般疼爱。
他们举行了一场简单的婚礼。梁柏台写信回家，向陈莲珠提出离婚。
梁柏台求学浙一师时，认为要救国，要革命，最好独身，了无牵挂，可以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祖国和人民，为此还闹出了“离婚”风波。后来与陈莲珠的结婚为代价，换来的是可以赴俄留学，可以说是对传统的让步和妥协。来到苏联，邂逅周月林，他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爱情观，认为爱情的基础是有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奋斗目标。
当然，梁柏台也有过回国后帮助妻子走上革命道路的设想，但广州之行还未上岸就遭通缉的经历，彻底断绝了这个念头。梁柏台知道自己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不但自己的性命有可能难保，甚至有抄家灭族的巨大危险。在革命的征途上，只有周月林才能和自己经历任何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直至为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他们结成了一对同心同德、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的革命伴侣。
关于那份“休书”，随着当事人的离去，其内容已无从查考。但可以想见，梁柏台肯定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不然陈莲珠不会作出“夫不回家，绝不改嫁”的决定。
梁柏台和周月林，给女儿起了个俄文名字：伊斯克拉（中文名叫忆霞），意为“火星”，希望女儿这颗革命的火种，长大以后继承父亲遗志，去燃起神州大地的燎原之火。
1928年5月5日（农历三月十六日），梁柏台和周月林的儿子降生。当时远东华工中普遍信奉耶稣，崇拜上帝，孩子出生后都要到教堂举行洗礼。梁柏台和周月林为改变这种陋习，就在伯力中国戏院为儿子举行了一次特殊的洗礼。由当地党代表主持仪式，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名字中取出“弗”和“列”作为孩子的名字，译成中文名就叫“伟列”。还给孩子佩戴了列宁胸章。梁柏台兴奋地吻着儿子的脸蛋说：“儿子呀，你真好福气，从小就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洗礼，做了革命战士，不像爸爸，经历千辛万苦，才找到了革命道路。”
新生命的诞生，收获着幸福和欢乐。梁柏台给老家寄去了女儿和儿子的相片，并答应照好了新的相片，再寄回家中。
1929年年底，周月林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8月28日，梁柏台特地给母亲寄去了一张忆霞与伟烈的合照，并在照片背后写下一段工整的文字：“孙女儿忆霞随母赴莫斯科，孙儿子伟烈留在海参崴，姊弟二人离别前摄于海参崴以作留念，特此谨赠母亲惠存。”
1930年下半年梁柏台也来到莫斯科，把一对儿女放进了莫斯科一家幼稚园。幼稚园每月虽要七十元的养育费，但梁柏台告诉母亲，“幼稚园养小孩的方法，比我们自己养得好，饮食起居，都有一定的时候，都有一定的分量。养育小孩儿的人是有知识的人。”所以请母亲放心，“小孩儿一定是养得好的，而且能懂得几国话。”
梁柏台非常喜欢自己的儿女，有时工作回来已是子夜沉沉，梁柏台总要蹑手蹑脚地走进孩子的房间，看看睡梦中露出微笑的一对儿女，轻轻地为他们掖好蹬开的被角，摸摸他们粉嫩的脸蛋，又悄悄退了出来。周月林笑梁柏台有点婆婆妈妈，太爱孩子。梁柏台笑笑说：“小时候妈妈也是这样对待我们。”
1931年3月，梁柏台被批准回国，第三国际东方部的同志问梁柏台有什么要求。
“我自己没什么，只是还有妻子和两个孩子。”梁柏台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带走你的妻子，但必须留下孩子，由我们送进国际儿童院。”东方部同志当场答复并告知，这个儿童院叫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
赴苏已经五年的周月林也早想回国，投身国内火热的革命洪流，但要留下两个孩子又万般不舍。她亲自跑到东方部请求，能否带走孩子，两个不行，带一个也行。
“你是回国参加革命的，又不是去住家带孩子。”东方部同志严肃地回答。
骨肉分离的时刻就在眼前，梁柏台紧紧地拥抱着怀中儿女，喃喃而语：亲爱的伊斯克拉，亲爱的伟列，从此一别，不知何时能再相见？周月林更是搂住儿女久久不肯放开，泪水扑簌簌地掉在伊斯克拉和伟列红彤彤的脸蛋上。伊斯克拉瞪着疑惑的大眼睛，伟列还是那副天真可爱的模样。周月林一步三回头地向孩子挥手再挥手，只有三四岁的儿女还是像以往那样，快乐地向父母挥手再见。梁柏台将周月林拉上车，当关上车门的一刹那，周月林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她一边哭泣，一边从车窗探出头来，向自己的儿女拼命摇着手，直到听不见儿女们的呼唤，看不见儿女们的身影。
路上周月林还被离情别绪缠绕，眼泪不时地涌出来。梁柏台拉着周月林的手安慰道：“你不用太难过了，应该把孩子交给革命。我们现在回国去干革命，将来他们长大了回国搞建设，这样不是很好吗？”
列车驶过滔滔的伏尔加河，巍巍的乌拉尔山，进入亚洲大陆，但是周月林却把思念留在了莫斯科，留在了两个儿女的身上。
旅途漫漫，周月林不时取出照片来看。一张是周月林与伟列的合照：自己剪着短发、穿着对襟衣衫、脚着方口布鞋，微笑着坐在一个台阶上，左手揽着身穿白色短袖连衣裤、脚蹬一双白凉鞋的小伟列。母子俩神态安详、亲情宛然。另一张是伊斯克拉和伟列的照片，姐弟俩都身穿风衣相拥而立，伊斯克拉多了一份坚定与自信，小伟列则显得有点茫然和拘谨。再一张就是伊斯克拉的单人照，短发上有个展翅欲飞的蝴蝶结，两手拿着洋娃娃和玩具，一幅稚气可掬的模样。看着看着，周月林的眼泪滴落在孩子的照片上。“孩子是母亲心头的肉呀，留下孩子岂不是要了母亲的命。”
可是谁能想到，伊斯克拉和伟列从此再也没有与父母见面，成了遗失在俄罗斯的两颗“红樱桃”（《红樱桃》是一部反映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国学生生活的电影名）。
1931年9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夕，梁柏台和周月林历尽艰辛，辗转到达红都瑞金。梁柏台立即投身宪法等起草工作，周月林则忙着“一苏大”的各项筹备。
“一苏大”后，由于司法人民委员（部长）张国焘未到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梁柏台为中央司法委员会委员，主持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任弼时为组织部长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任命周月林为妇女部长。1933年4月，在张闻天的提议下，周月林担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长。同月，人民委员会任命梁柏台为司法人民委员部副部长。7月1日，任命梁柏台为内务部副部长、代理内务部长。“二苏大”上，梁柏台和周月林双双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中央执行委员。大会还任命梁柏台为司法人民委员部部长。
1933年6月24日，梁柏台和周月林的第三个孩子降生。因为出生在沙洲坝，就取名为梁沙洲。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苏维埃只好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战略转移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为了坚持中央苏区的斗争，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分局，由项英担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陈毅任主任，梁柏台任副主任，周月林也留了下来。
这时中央明确规定，行军打仗不许拖家带口，小孩儿一律送人！那些被珍重托付的小孩儿，那些留下来的革命后人，随后的遭遇各异、命运不同……
为了革命，梁柏台夫妇已经把一对儿女寄养国外！行军打仗当然不能拖家带口，现在既然留下坚持斗争，因此有人建议柏台夫妇暂时不要将沙洲送人。
梁柏台坚决地说，“党有决定，我们不能例外！”他和周月林商量后，忍痛将沙洲送给了东坑村一位妇女干部。
母子分别前的那个晚上，周月林一次次看着熟睡中的小沙洲，沙洲是那样甜蜜，脸上小小的酒窝盛着浅浅的笑，胖乎乎的手脚在梦中不安稳地摆动。周月林轻轻地吻着孩子粉嫩的脸蛋，几滴晶莹的泪水掉在儿子的脸上，让小家伙微微地一惊。周月林的眼泪和着窗外的绵绵秋雨，一直流到天亮。
天亮了，那位妇女干部早早来接沙洲。周月林递过沙洲的一刹那，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哭声。儿子好像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情，突然爆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喊。那位女干部含泪接过孩子后，只哽咽着说了一句，“周部长，梁部长，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把沙洲培养成人……”说完很快地消失在绵绵秋雨中。
随着哭声的远去，周月林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号啕大哭起来。梁柏台一时找不到安慰的话语，只是喉头涌起一片咸潮，心头升起一阵酸楚。
梁柏台喃喃地安慰着周月林，“别哭别哭，我们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和人民。”
“当初为了革命，我把两个儿女留在了苏联。现在为了革命，又要把儿子留在苏区。我要革命，也要自己的儿女……”周月林发出了痛彻心扉的呼喊。
那柔肠百转却又坚毅决绝的身影，那泪流满面而又挥袖作别的转身。
主力红军一离开中央苏区，敌人就如虎狼般扑来，白色恐怖弥漫着整个苏区，残酷的军事围剿和政治清乡，害得那位收养沙洲的女干部，丢下自己的家不管，背着小沙洲昼伏夜出，转移隐蔽。最终还是让“还乡团”发现，被国民党抓入监狱，孩子染病夭亡了。
1935年3月，梁柏台突围时重伤被俘，不久就被秘密枪杀于江西大庾。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何叔衡、周玉林、张良转移途中被俘，何叔衡当场牺牲。同年6月18日，秋白在福建长汀就义。同年9月，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以“共匪坚定分子”罪名，判处周月林和张良各10年有期徒刑。
1937年9月国共第二次合作。在共产党的一再要求下，国民党开始释放政治犯，周月林和张良被保释出狱。
出狱后的周月林先来到梁柏台老家，但没有梁柏台的任何音讯。后又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接待人员向周月林要组织介绍信。万般无奈的周月林，只好回到上海。
1955年8月24日，周月林因出卖瞿秋白的“叛徒罪”被捕入狱。直到1979年年底，周月林终被平反昭雪。这时周月林已经73岁，渡过了长达25年的冤狱生涯。
1983年10月，周月林被安置回梁柏台的故乡—浙江新昌。周月林自然更想念自己的儿女。那种刻骨铭心的思念，如毒蛇般缠绕在她的心头，有时使她窒息，甚至精神失常。
为完成老人最大的心愿，新昌党史办展开过苦苦的寻找。除了证实小沙洲确实在敌人的监狱中染病夭亡外，留在苏联的一对儿女却是杳无音信。
瞿秋白女儿瞿独伊、苏兆征儿子苏河清、沈志远与李汉辅儿子沈林、陈昌浩之子陈祖涛、蔡和森之女蔡转，等等，都给新昌县党史办写来回信。有的说，与伊斯克拉是同学，1941年前一起学习生活在国际儿童院；有的说伊斯克拉是卫国战争期间（1941—1945年）离开国际儿童院，但不知去向；有的说，我们同学都不知道伊斯克拉还有个弟弟。就是伊斯克拉最好的同学，一直生活在远东的王南，也不知道伊斯克拉的住址，更不知道去了哪里。
最后党史办收到了郭亮烈士之子郭志成寄来的三张照片，张张都有伊斯克拉。照片上还有毛泽东和杨开慧之子毛岸英、朱德之女朱敏、刘少奇与何宝珍之子刘允斌之女刘爱琴、李富春与蔡畅之女李特特、蔡和森与向警予之女蔡转、沈泽民和张琴秋之女张玛娅、林伯渠之女林林、王一飞烈士之子王继飞、张太雷烈士之子张芝明和赵世炎烈士之子赵世格，等等。
看见女儿的照片，周月林喜出望外，兴奋不已，仿佛女儿已经回到身边。
周月林产生了这样的幻觉：伊斯克拉带着弟弟伟列从莫斯科回到新昌找母亲诺云丝卡娅（周月林的俄文名字），但县政府的同志无奈地回答，新昌只有周月林而没有诺云丝卡娅，伊斯克拉不知道诺云丝卡娅就是周月林，只好留下三张照片走了。老人逢人就讲述这个故事。此时周月林眼中闪着神奇的光彩，人一下子显得年轻和精神。
1997年12月28日上午9点50分，已过完了92岁生日的周月林，永远地合上了眼睛。她的脸色是那样安详，笑纹在她的脸上荡漾。几天前，她一直做着美梦，梦见佐臣，梦见柏台，梦见沙洲，梦见伊斯克位和伟列，梦见一家团聚其乐融融的场景。参加告别仪式的人都说，老人的面容微笑而安详。
伊斯克拉和伟列，你们到底在哪儿？
你们尚在人间？还是已在天上，与父母团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