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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很会讲故事。
儿时，夏夜纳凉，庄西头老槐树下，祖母的身边总围着一圈小不点儿，一个个争抢着朝祖母使劲摇芭蕉扇，眼神里充满讨好与期待。“从前……”，只要祖母的嘴里冒出这两个字，所有的小脑袋立马就不再晃悠，连最调皮的孩子也屏住呼吸。
其实，祖母的故事并不怎么新鲜，王小打柴啊，九头鸟啊，牛郎织女啊，武松打虎啊，孟姜女哭长城啊，讲了无数遍，大家似乎已熟知了故事情节，但祖母每讲到要紧处，仍有孩子瞪大眼睛问：“后来呢？”“后来”虽然并不出乎意料，可大家总觉得那“后来”从祖母嘴里讲出来才更有味，尤其是祖母讲到恶人当道时会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讲到好人含冤蒙难时会叹息着撩起衣襟擦拭眼睛。
祖母的故事就像那棵老槐树，枝丫越来越密，树阴越来越浓，招引来的鸟儿越来越多，它播撒下的种子也在我们这些孩子的心中长出了小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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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会讲故事，讲着讲着，她也把自己讲进了故事里。——当着我和弟弟妹妹的面，祖母就常常讲那些往事。
那是兵荒马乱的岁月，我们这个庄子一直以来的宁静被打破了。先是“鬼子”来了，后来“国民党”来了，再后来“国共”形成了“拉锯式”，每有“大军”到来，庄上人就到处“跑反”，白天就在地窖里、山墙的夹缝里、野外的田地沟里，夜晚就在西岗上的松林坟场里。
祖父已经去世，父亲与姑姑年龄尚幼，祖母带着两个孩子自然行动不便，往往就近躲在坟丘边的草丛中。她怕蚂蚁或毒蛇什么的叮咬孩子，就用手不停地从头摸到脚，又从脚摸到头，一直摸到后半夜有人发出消息，说“大军”走了，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庄子。一天晚上，祖母刚安顿我父亲和姑姑上床，忽然传来呼喊，“大军来了！”，仓促之下，祖母把两个孩子从床上移到地窖里，上面盖上木板又扣上鹅篮，便随邻居落荒而逃。躲藏在荒野里的祖母，眼睛却盯着家的方向，心里惦记着孩子，终于她忍耐不住，就偷偷返回家中，揭开鹅篮与木板一看，父亲正和姑姑在叽叽咕咕说笑呢。祖母一把抱过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生怕他们会被人从指缝间抠走。
有一回，“大军”过后，庄上人在草堆边发现一个人，满脸污垢，衣衫褴褛，乞丐一般，但从衣服还能辨出，他是一个“兵”。有人走近他，问他话，他一个字也不说，哑了一样。祖母见他还是个孩子，动了恻隐之心，就省下一口饭送给他吃，后来又送给他一双布鞋，叫他回家找父母去。那个“兵”是啥时离开的，祖母不知道，但庄上有人看到，临行前，他双膝跪地，朝我家的方向深深地磕了三个头……
祖母讲这故事的时候，眼圈有点发红，讲完故事长长叹一口气。我们似乎突然明白了点什么，再也没人追问“后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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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的故事很长。
民国时期，官匪勾结，为害乡里，我们家就曾被连抢三次，第一次抢走了祖母辛辛苦苦摘回的几篓棉花，第二次抢走了几袋刚打好晒干的绿豆与芝麻，第三次直接要祖母交出娘家陪嫁的银元。
最惊心动魄的是第三次。
土匪在门外砸门，厉声喊：“开门！开门！”祖母在屋里连连应答“好”，手却把门栓上得更紧。土匪在门外猛踹板门，呵斥道：“快开门！快开门！”祖母用门杠顶着门栓，又骑在门杠上死死抱住。“妈的个巴子，不开，老子铳了你！”土匪边骂边“啪啪”拉动枪栓，祖母疑心他们是吓唬人，正侧身从门边的一条缝隙看个究竟，“砰”的一声巨响震得她的耳朵嗡嗡直叫，眼前金星直闪。
一个瘦弱女子，终究敌不过几个彪形大汉。蒙面土匪砸开门，将祖母反绑着手吊在屋梁上，问祖母可认识他们，祖母摇头，又问祖母洋钱藏在哪儿，祖母仍摇头。土匪恶狠狠地把捆绑祖母的绳子紧了紧，就在屋子各个角落搜索，破箱破柜，坛坛罐罐，甚至连老鼠窟窿都翻找一遍，结果一无所获，只得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祖母好半天才挣脱绳索，赶紧钻到床肚里拽出瑟瑟发抖的两个孩子。
祖母平静地讲述这个故事。“要不是我偏过头瞅瞅，那一枪正打在我的脑袋上！”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我们清晰地看到板门的内侧果真有碗口大的一个坑。“土匪把我绑起来问我可认得他们，我要说认得，也就没命了。”祖母又补充道。
其实，祖母是认得他们的，她亲口跟我提过他们的名字，有一回祖母浇菜园时看到一个扶犁男子用鞭子抽打老牛，竟怒骂他“土匪羔子！”，并拿粪舀子扣他的头，结果被土匪儿子折断了粪舀把，为此还引发了一场“批斗会”。
4
我出生在“大跃进”年代，“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狂热频频升温，把几块田的稻子拔到一块田里“创高产”，遭到的却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惩罚。母亲作为青年团员与妇女队长，不得不饿着肚子带领一帮人在田地里喊口号唱山歌，祖母就在家里照料嗷嗷待哺的我。
家家户户的铁锅都上交被砸烂炼钢铁了，人人都到“连部”（生产队）吃“大食堂”，饭食一律是粥，可以照见人影的那种，就这样吃着吃着也难以开锅了。祖母留了个心眼，藏了一口小锅半袋米，每天抓一把米熬点稍稠的粥，喂我一碗，给母亲留一点，她自己就喝几口稀汤，说自己不干重活可以撑得住。时日不长，家里也断炊了。
当时，父亲在北方搞水务，距家有近百公里，听说他们国家人仍能一天三顿吃饱饭，祖母决定徒步去求助。她五更动身，整整走了一天，路上实在太饿就买了一个饼，咬一口里面全是剌嗓子的粗糠，正感到干渴的喉咙难以吞咽，却被旁边的人伸手夺了过去，她就这样水米未进走了近百公里的路。
在父亲的排灌站里，祖母端着白米饭，心里却惦记着家里的儿媳妇和孙子，第二天又是五更动身，胳膊弯挎着一篮米面往家赶，以防万一，她特意掐了些野菜盖在篮子上面，过河的时候也不敢要别人帮忙，裹布的小脚在水里站立不稳，差点儿就跌倒在河水里……
祖母回忆这段往事时笑着说：“那会儿不知怎么的，一路上一点也不觉着累，也不知道怕，心里就一直在想，这回有粮食了，孙子不得挨饿了。等进了家门，才觉着身子像散了架一样。”
一天，一百公里，一条羊肠小道，一个小脚女子。祖母找粮的故事常在我的脑海里回放，电影镜头似的，黑白的，很老很老……
5
祖母吃斋向佛，人称“老斋公”，后来，我和弟弟妹妹们喜欢往她碗里夹菜，她才渐渐吃了荤菜，不过每年旧历的正月初一到十五，还是绝对素食的，而且每日必焚香叩拜。
家里有一套烟熏火燎的香炉，有一轴旧痕斑斑的菩萨像（偶有一次见祖母展开过），每到年节，祖母就净手后从供柜里把它们取出来，小心翼翼地放到柜顶右上方，然后点燃香烛，轻轻插在香炉里，静静看它们完全燃着，双目微闭，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祷告结束后，又屈膝跪在地上的蒲团上，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逢吃年夜饭时，她还让我们全家人一一跪拜，这一习俗，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没有中断过。
“破四旧”那会儿，家里供柜上的龙图案被挖掉了，被面子上的龙凤图案被剪掉了，几本线装的“四书五经”被扔到火炉子烧掉了，可唯独香炉与菩萨像幸存下来。祖母是把它们藏在哪儿的呢？这一直是个谜。有一回，我偷偷看到，祖母从毛主席像背后拿出了它们。哦，原来祖母发现了这么一个最安全的地方！
祖母见我窥探了她的秘密，嘴角露出有点狡猾的笑纹，随即又严肃起来，暗示我要保守这个秘密。我趁机问祖母烧香时都祷告些什么，祖母语调平缓地回道：“当然是保佑你们都好好的，保佑全家人都平平安安，保佑所有的好人都不要遭罪。”
望着祖母，看她说话时的面相，慈眉善目的，总觉得她很像画上的那尊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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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只是普通的家庭妇女，但她在远远近近的威望是很高的，是因为她的辈分高，是因为她的人缘好，还是因为她明晓事理，我很难下判断。
我只知道谁家缺了什么急用的东西，都会问问祖母有没有，而祖母总会像变戏法似的“变”给他；我只知道谁家有什么大事小事，祖母都会过去照看照看，出出主意，指点指点；我只知道每年正月初一，亲戚邻居们都来给祖母拜年，而且带上两包果子和红糖孝敬她。
印象最深的，就是相邻人家有闹矛盾甚至打架的，都要找祖母来评理。后庄子有一姓窦的，丈夫是杀猪的，妻子又好多事，夫妻俩三句不和就要厮打起来，有时竟打得头破血流，每次打架，他妻子都嚎啕着往我家跑，丈夫也气势汹汹地跟着追来。可是，祖母往他俩中间一站，只语气平平地说几句话，两个人都像小学生一样红着脸耷拉下脑袋。最后，她丈夫朝祖母点头一笑：“不看僧面看佛面，二婶子，我听您老人家的！”
莫非，祖母真的是佛了？！
祖母倒从不这么认为，她常常说那句“老话”：“人心都是肉长的，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人心换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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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集体”时，靠挣工分吃饭，祖母不能下地干活，父亲在外地工作，仅靠母亲一人出工买不回全家人的口粮，我们家成了远近有名的“超支户”，按照规矩，就得把稻子扣在生产队的仓库里。
祖母把养了一年的猪拉到集市卖了，又捎信叫父亲给点钱，终于把“超支款”如数凑齐，可一看领回的粮食，空瘪的，带灰土的，甚至还夹杂着老鼠屎，祖母顿时火冒三丈，拄着拐杖就去找生产队长。
“你摸摸第三个扣子想一想，你们分的口粮就这样吗！你们的良心都叫狗吃了！毛主席也不兴你们这样对待老百姓啊！”祖母指着生产队长的鼻子斥责他。
生产队长自知理亏，——先前分的口粮都是扬场时上风口饱满的稻子，剩余下风口的连同稻场边边角角打扫的稻子就留给“超支户”——就连连作揖打躬说：“对不起你老人家，把你家领回的稻打个折，下年只要讲个交‘超支款’的日期，就不扣你家的口粮了。”
祖母也不是一个得理不饶人的人，见队长都认错了，也就作罢了。
“超支户”帽子不摘，年年都是烦心事。又一任队长给祖母出个好主意，让我给生产队里放条牛，多多少少也可挣点工分。无奈之下，祖母答应了，牵回了一条半大的小牛。谁料想，我这个八岁的牛倌极不称职，第一天就被小牛拖到水凼里从头湿到脚，后来又几次从牛背上摔下来，有一回差点儿摔昏过去。祖母得知后，心疼地抚摸着我的头，牵着小牛就去找队长。
队长一听要退牛，一脸的不高兴：“有人不会用，这辈受穷，下辈子还受穷！”祖母微微一笑，声音不高不低地回敬道：“俺是有人不会用，可有人会用他还没得用呢！”队长是个单身汉，被祖母这句话噎得憋不出一个字来。就这样，我结束了短暂的“牛郎”生活，又安心地到学校读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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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龄十七岁，我高中毕业，身材很瘦弱，是典型的豆芽菜。正在我因干不动重体力农活而惆怅的时候，村里传来通知，让我到学校里当教师。
后来我知道，祖母调动了三重关系为我开一次“后门”，一是她任大队书记的娘家侄子，二是她任公社教育干事的娘家妹夫，三是任区教育组长的大侄儿——我的大伯。祖母没有直接告诉我，这是我自己揣度的，我只是见到她在我惆怅时焦急而怜爱的眼神。
一天，从学校回来，祖母有些严肃地喊住我：“对学生为啥那么凶呢？哪个孩子不是娘老子的心头肉，你对他凶他们能好受吗？再说，你对孩子凶，孩子能好受吗？”其时，我对祖母的话不以为然：不凶你一个半大孩子能镇住学生吗？镇不住学生你还能当老师吗？但是我没有跟她说这话，只是很奇怪她怎么知道我在学校的情况。
原来，祖母“微服私访”了呢。她悄悄躲在教室的窗外听我上课，又偷偷向学生打听新来的小赵老师咋样，学生的回答是，“别看他个子小，可厉害了！”呵呵，祖母真是个称职的“督教”！我问祖母为何这样做，她依然表情有些严肃地说：“当教书先生管的都是孩子，糊弄不得，俺可不能让别人说闲话。”
祖母嘴里说不能对学生凶，但心里还是相信“严师出高徒”的，好几次跟熟人说，“别看俺大孙子个头小，当老师可严格喽！”我知道，祖母是希望我一直在大队学校做个好老师，后来听说我要参加高考到外面上大学，她竟很是不乐意，甚至多次阻止我，到最后只好叹一口气：“翅膀硬了，要飞你就飞吧！”
我心里明白，祖母是要我有出息，成为她和家族的骄傲。
9
那是最悲伤的日子，妻子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
丧期过后，我带女儿和儿子回了一趟老家。祖母躬身坐在门前的矮椅上，一眼望见我们，怔怔地凝视着，干瘪的嘴巴微微翕动，“回回回来，都是一家四口……”，一句话没说完，就把头埋在胸前，嘤嘤地哭了起来，肩膀上上下下地抖动。一时间，我也没了安慰她的话，只得抚着她的背陪她流泪。在老家的那两天里，祖母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好好的，好好的带好两个孩子！”我也只是使劲地点头。临行的时候，祖母背靠在门板上，“一定要好好的啊！”她朝我和孩子轻轻挥一下手。走到拐角处，我一回头，见祖母靠门蹲在地上，正用衣襟抹着眼睛，两只肩膀依然不停地耸动着。
万万没有想到，祖母就在几个月后一病不起。
听母亲说，祖母是在坐着矮椅洗脚的时候歪倒在地上的，扶起来就半身瘫痪，不能言语。医生诊断说，脑溢血，年纪大了，送外地医治恐怕经不起一路的颠簸，就在家里输输水，观察观察病情。可是，祖母一直半身不遂，吐不出一个字，也不能吃喝，完全靠输液维持。父亲和我要送她去外地就医，她拼命地摇头，医生给她打点滴她也拼命拒绝。清醒点的时候，她两眼直直地盯着病床前的我，似乎要说什么，可又说不出来，显得非常着急的样子。我想，她要说的话，一定是“要好好的啊！”，就一遍又一遍地回应她“知道了！知道了！”……
祖母去了，她是带着一个心愿去的。这心愿，我知道。
祖母去了，可祖母的故事已然植入我的内心，融于我的血液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