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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背越来越弯了，弯成了一张拉满的弓。
母亲原本挺直的背何时渐渐弯曲的呢？很难确切地说清楚。也许是在她和祖母艰难地支撑这个家的时候，也许是在她将六个儿女拉扯长大的时候，也许是在她伫望着孙辈们一个个成家立业的时候，也许是在她笑迎重孙辈一连声喊“太太”的时候。
母亲十六岁嫁给父亲，新婚不久，父亲就外出工作，成了家里的“稀客”，母亲便和祖母操持这个家庭。祖母主内，母亲主外，积肥、插秧、浇灌、锄草、收割、打场、挑粮，田里、地里、场里的活儿，她样样都干，而且样样都干得出色，——她是十里八乡出名的能干人。
其时，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快车道，“多快好省”“超英赶美”逐浪高涨，作为共青团员、妇女队长，母亲从不惜力，奋勇争先，满腔热情地带领青年突击队展开劳动竞赛，鼓动三八突击队顶起半边天。即使在只能喝上野菜粥，走路都能“飘起来”（母亲的话）的日子里，母亲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依然汗流浃背地走在劳动队伍的最前边，领着大家把歌声唱到最嘹亮悦耳，把口号声喊到最振奋人心。现在想来，仍觉得不可思议。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让她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是她作为妇女代表出席全县的劳模大会？是她胸前佩戴的鲜艳的大红花？是她肩头搭上的“劳动光荣”的白手巾？——我知道，这是母亲年轻时获得的最引为骄傲和自豪的荣誉，虽然她从来没有提起过，就像轻轻擦去额头上的一滴汗，就像悄悄拂去掉落在衣襟袖口上的一根白发。
母亲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除了在生产队干农活，回到家里还要帮助祖母做家务。祖母年幼时就缠小脚，干不了承重的活，母亲每天一清早得到庄前的土井里挑满一缸水，经常要挑着稻子到一里多地的加工厂去碾米，有时候还要到近十里地的街上去磨面、卖柴草——这在其他人家都是男人们干的活。一次，五更天被母亲喊醒，陪着她去街上磨面，我背着半小口袋麦子，母亲挑着笆斗，深一脚浅一脚地直到日上三竿才赶到街头粮站加工点。那一天加工面粉的人很多，排成了一条长龙，母亲和我随着“龙尾”缓缓朝前移动，等加工好面粉走出来，四周已漆黑一片了。母亲挑着面，我背着麦麸子，踢踢绊绊地往回走。肚子叽里咕噜地叫，我咬牙忍耐着，我知道，挑着担子的母亲一定比我还饿，她的影子分明已有些摇摇晃晃了。
也许，在母亲看来，这是极其寻常的事儿，她是把所做的一切当作一种责任，义不容辞的。
母亲任劳任怨地承托着这个家。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我在县城读师范，弟弟妹妹们也只刚到读书年龄，仅能做点辅助性的家务，家里田地耕种、扬场、卖粮、砍草主要靠母亲一人。她每时每刻都不闲着，趁着月光在田间拔苗，顶着烈日在地里锄草，冒着暴雨在场上收稻，浸着露水在山上割草……常常都是祖母喊着催着，才拖着两腿泥水来家吃饭，有时候还让祖母把饭菜送到地头上吃。冬闲的时候，母亲也未闲着，修田埂，挖地角，铲草皮，谋划着来年的种植。看到别人家翻盖了新房，母亲便和祖母商议，在老屋的西岗边另起一宅，盖几间房为孩子们长大了备着。地基是母亲亲自开挖的，基石是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弟弟到处捡来的，墙头也是母亲领着我们用泥土垒起来的。挖松岗上硬土，用榔头砸碎，泼上水浸泡透，撒上剁碎的干稻草和红麻根，高挽裤脚用力在上面踩踏，直到把泥土踩和得又黏又稠，母亲抡起铁叉教我们垒墙，垒一层，踩严实，再铺上一层稻草，接着垒第二层、第三层。每一回只能垒一尺多高，待晾晒干了之后才能继续垒。记得那年初冬赶在上冻前，墙头已垒到一人多高。母亲常常手持铁锹，在土墙的四周里左看看右瞧瞧，脸上漾着笑纹，——她是在欣赏自己的“杰作”，就像端详着自己一天天长高长壮的孩子。
母亲全身心地经营着这个家，当孩子们一个个像鸟儿一样离巢，建立起自己小家庭的时候，她又承担起了赡养年迈祖母的责任。母亲与祖母，与其说是儿媳与婆婆，不如说是女儿和母亲，这种关系，是祖母认可并逢人便夸耀的，也是老家方圆几十里地尽人皆知的。祖母喜欢吃什么，母亲就设法为她备办什么；祖母牙齿不好，母亲就把饭菜煮到极易咀嚼；祖母夜里轻轻发出哼哼，母亲就明白她有什么念想，或者身体哪个地方不舒服了；祖母患有眼疾，母亲细心地用夹子为她一根根夹除倒扎的睫毛；祖母生病卧床，母亲更是寸步不离日夜陪伴。祖母在弥留之际，握着母亲的手，久久地凝视着，嘴里微微叹一口气，眼角滚出一颗泪珠。在场的人都清楚，这份情，祖母难以割舍。而母亲，也扑倒在祖母的怀里，脊背不停地抽搐着，已经泣不成声。
祖母离世之后，我把母亲接到了我所工作的小城，与已经退休的父亲一起安度晚年，让他们这对大半生聚少离多的老夫妻得以团圆。母亲很快适应了城里的生活，每天择菜、做饭、清扫室内室外，模仿市场上小吃摊贩烙糖饼、蒸包子，变着样儿摆放父亲栽花种草的盆盆罐罐，还开辟出楼角的小空地种上葱苗、蒜苗和各类蔬菜。母亲的人缘好，和整栋楼的老太太们都能聊得上家常，谁家有什么事只要招呼一声，她就会放下手中的活儿去帮助人家，腌小菜，套被子，整理婚嫁物品，裁剪婴儿衣服……凡是她做得到的就尽心尽力去做，人家心满意足了，她便满心欢喜。看到母亲生活得充实而满足，我们做儿女的，也感到格外心安欢喜。
然而忽然之间，一辈子自由自在的父亲却执意要回到乡间老家去住，而且说走就要走，由不得任何人劝说。“你爸要下乡，我就跟他回去了。”母亲和我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但是很坚决。我知道，我劝不了父亲，更劝不了母亲，因为她已经把照料父亲看作了自己的责任。
就像当年对待祖母一样，母亲一门心思地伺候父亲。清晨，她会为父亲备好漱口水、洗脸水，挤好牙膏；一日三餐，她会依着父亲的口味，把饭做得硬实，把菜做得辣香；寒暑天气，她会适时地替父亲生起火炉，打开风扇；父亲不喜欢吃水果，她就把水果削了皮，切成一个个小方块，像哄孩子一样摆在父亲的茶杯盖上；父亲的衣服脏了也不愿脱下洗，她就趁他睡觉时偷偷换下来，一件件仔细洗好。由于母亲的殷勤备至，父亲可以说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越来越不爱运动了。有时候，我对母亲说，不要太“娇气”了父亲。母亲笑着点头。可是，习惯已成定势是难以改变的，母亲还是一如往常把父亲服侍得像个孩子。也许，在母亲看来，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是天地赋予她的义务。
在寸土寸金的城里生活了几年的母亲，回到乡间更觉得满野里都是宝贝。看到庄稼地里长着马齿苋，她便挎着竹篮，用小铲子一棵棵剜回，又一棵棵摊在竹席上晒干，说等到过年时给孩子们包馍吃；看到西岗边蒿草长得很茂盛，她便握着镰刀，一捆捆地割回家，像当年一样码放成一垛垛，说柴草做出来的饭更香，还可以烧出孩子们喜欢吃的厚锅巴；看到门口水塘边有几块地闲置着，她便挥起铁锹、锄头，一锹一锹地挖，一块一块地砸，栽上蔬菜，种上黄瓜，插上红薯，经常再三叮嘱我说，城里的菜有毒，抽个空回乡下带些菜回去吃。打母亲电话，多数时间都无人接听，改打父亲电话才知道，她不是在菜园拔草、间苗，就是在猪圈或鸭圈投放饲料。母亲，就这样又和她熟悉的泥土打起了交道，忘记了辛劳，忘记了背痛。看到母亲里里外外忙个不停，我总会劝她多歇一歇，那些东西不值几个钱，累坏了身体不值得。母亲却总会笑着回道：“比起盼着吃一碗饱饭的那年头，现在过的可是神仙的日子，干这点活累不着。”
母亲毕竟是上年纪的人了，年轻时劳累过度又伤了身子，很多事情已显得力不从心了。一年冬天，雪后地面结冰，她去菜地时一下滑倒，好半天才被人抱起，送到医院拍了片子，也并没有伤到骨头，可时常会有疼痛感，尤其是在阴雨天来临的时候。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注意到母亲的背日渐弯曲了。每到全家人聚会时，我和弟弟妹妹们喊母亲一道围桌吃饭，她却一再坚持坐到桌边的矮靠椅上，说坐到桌边也够不着菜，坐在靠椅子上还能挺挺腰。是啊，母亲的身材本来是高大的，而岁月却让她一天天矮小了，小到我需要低下身子搀扶她。
父亲大去之后，母亲似乎完成了使命，平平静静地说：“以后什么也不做了，孩子们谁叫我去我都去，到哪儿我都安心生活。”可是，等到孩子们真的要接她外出的时候，她又絮絮不停地说某某孩子有难处，某某孙辈工作很累。说这些话的时候，她握拳狠狠地捶打着自己弯弓一样的背，像是让它重新挺直起来，再承担一份本来不属于她的责任。
老宅前，一棵老树以它佝偻的虬枝指向天空，母亲就躬身站立在那棵树旁。凝视着白发驼背的母亲，我的心头一阵阵涌起热流，不知不觉中也站成了折腰的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