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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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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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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一条河》连载

第三十章 母亲的背

母亲的背越来越弯了,弯成了一张拉满的弓。

母亲原本挺直的背何时渐渐弯曲的呢?很难确切地说清楚。也许是在她和祖母艰难地支撑这个家的时候,也许是在她将六个儿女拉扯长大的时候,也许是在她伫望着孙辈们一个个成家立业的时候,也许是在她笑迎重孙辈一连声喊“太太”的时候。

母亲十六岁嫁给父亲,新婚不久,父亲就外出工作,成了家里的“稀客”,母亲便和祖母操持这个家庭。祖母主内,母亲主外,积肥、插秧、浇灌、锄草、收割、打场、挑粮,田里、地里、场里的活儿,她样样都干,而且样样都干得出色,——她是十里八乡出名的能干人。

其时,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快车道,“多快好省”“超英赶美”逐浪高涨,作为共青团员、妇女队长,母亲从不惜力,奋勇争先,满腔热情地带领青年突击队展开劳动竞赛,鼓动三八突击队顶起半边天。即使在只能喝上野菜粥,走路都能“飘起来”(母亲的话)的日子里,母亲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依然汗流浃背地走在劳动队伍的最前边,领着大家把歌声唱到最嘹亮悦耳,把口号声喊到最振奋人心。现在想来,仍觉得不可思议。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让她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是她作为妇女代表出席全县的劳模大会?是她胸前佩戴的鲜艳的大红花?是她肩头搭上的“劳动光荣”的白手巾?——我知道,这是母亲年轻时获得的最引为骄傲和自豪的荣誉,虽然她从来没有提起过,就像轻轻擦去额头上的一滴汗,就像悄悄拂去掉落在衣襟袖口上的一根白发。

母亲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除了在生产队干农活,回到家里还要帮助祖母做家务。祖母年幼时就缠小脚,干不了承重的活,母亲每天一清早得到庄前的土井里挑满一缸水,经常要挑着稻子到一里多地的加工厂去碾米,有时候还要到近十里地的街上去磨面、卖柴草——这在其他人家都是男人们干的活。一次,五更天被母亲喊醒,陪着她去街上磨面,我背着半小口袋麦子,母亲挑着笆斗,深一脚浅一脚地直到日上三竿才赶到街头粮站加工点。那一天加工面粉的人很多,排成了一条长龙,母亲和我随着“龙尾”缓缓朝前移动,等加工好面粉走出来,四周已漆黑一片了。母亲挑着面,我背着麦麸子,踢踢绊绊地往回走。肚子叽里咕噜地叫,我咬牙忍耐着,我知道,挑着担子的母亲一定比我还饿,她的影子分明已有些摇摇晃晃了。

也许,在母亲看来,这是极其寻常的事儿,她是把所做的一切当作一种责任,义不容辞的。

母亲任劳任怨地承托着这个家。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我在县城读师范,弟弟妹妹们也只刚到读书年龄,仅能做点辅助性的家务,家里田地耕种、扬场、卖粮、砍草主要靠母亲一人。她每时每刻都不闲着,趁着月光在田间拔苗,顶着烈日在地里锄草,冒着暴雨在场上收稻,浸着露水在山上割草……常常都是祖母喊着催着,才拖着两腿泥水来家吃饭,有时候还让祖母把饭菜送到地头上吃。冬闲的时候,母亲也未闲着,修田埂,挖地角,铲草皮,谋划着来年的种植。看到别人家翻盖了新房,母亲便和祖母商议,在老屋的西岗边另起一宅,盖几间房为孩子们长大了备着。地基是母亲亲自开挖的,基石是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弟弟到处捡来的,墙头也是母亲领着我们用泥土垒起来的。挖松岗上硬土,用榔头砸碎,泼上水浸泡透,撒上剁碎的干稻草和红麻根,高挽裤脚用力在上面踩踏,直到把泥土踩和得又黏又稠,母亲抡起铁叉教我们垒墙,垒一层,踩严实,再铺上一层稻草,接着垒第二层、第三层。每一回只能垒一尺多高,待晾晒干了之后才能继续垒。记得那年初冬赶在上冻前,墙头已垒到一人多高。母亲常常手持铁锹,在土墙的四周里左看看右瞧瞧,脸上漾着笑纹,——她是在欣赏自己的“杰作”,就像端详着自己一天天长高长壮的孩子。

母亲全身心地经营着这个家,当孩子们一个个像鸟儿一样离巢,建立起自己小家庭的时候,她又承担起了赡养年迈祖母的责任。母亲与祖母,与其说是儿媳与婆婆,不如说是女儿和母亲,这种关系,是祖母认可并逢人便夸耀的,也是老家方圆几十里地尽人皆知的。祖母喜欢吃什么,母亲就设法为她备办什么;祖母牙齿不好,母亲就把饭菜煮到极易咀嚼;祖母夜里轻轻发出哼哼,母亲就明白她有什么念想,或者身体哪个地方不舒服了;祖母患有眼疾,母亲细心地用夹子为她一根根夹除倒扎的睫毛;祖母生病卧床,母亲更是寸步不离日夜陪伴。祖母在弥留之际,握着母亲的手,久久地凝视着,嘴里微微叹一口气,眼角滚出一颗泪珠。在场的人都清楚,这份情,祖母难以割舍。而母亲,也扑倒在祖母的怀里,脊背不停地抽搐着,已经泣不成声。

祖母离世之后,我把母亲接到了我所工作的小城,与已经退休的父亲一起安度晚年,让他们这对大半生聚少离多的老夫妻得以团圆。母亲很快适应了城里的生活,每天择菜、做饭、清扫室内室外,模仿市场上小吃摊贩烙糖饼、蒸包子,变着样儿摆放父亲栽花种草的盆盆罐罐,还开辟出楼角的小空地种上葱苗、蒜苗和各类蔬菜。母亲的人缘好,和整栋楼的老太太们都能聊得上家常,谁家有什么事只要招呼一声,她就会放下手中的活儿去帮助人家,腌小菜,套被子,整理婚嫁物品,裁剪婴儿衣服……凡是她做得到的就尽心尽力去做,人家心满意足了,她便满心欢喜。看到母亲生活得充实而满足,我们做儿女的,也感到格外心安欢喜。

然而忽然之间,一辈子自由自在的父亲却执意要回到乡间老家去住,而且说走就要走,由不得任何人劝说。“你爸要下乡,我就跟他回去了。”母亲和我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但是很坚决。我知道,我劝不了父亲,更劝不了母亲,因为她已经把照料父亲看作了自己的责任。

就像当年对待祖母一样,母亲一门心思地伺候父亲。清晨,她会为父亲备好漱口水、洗脸水,挤好牙膏;一日三餐,她会依着父亲的口味,把饭做得硬实,把菜做得辣香;寒暑天气,她会适时地替父亲生起火炉,打开风扇;父亲不喜欢吃水果,她就把水果削了皮,切成一个个小方块,像哄孩子一样摆在父亲的茶杯盖上;父亲的衣服脏了也不愿脱下洗,她就趁他睡觉时偷偷换下来,一件件仔细洗好。由于母亲的殷勤备至,父亲可以说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越来越不爱运动了。有时候,我对母亲说,不要太“娇气”了父亲。母亲笑着点头。可是,习惯已成定势是难以改变的,母亲还是一如往常把父亲服侍得像个孩子。也许,在母亲看来,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是天地赋予她的义务。

在寸土寸金的城里生活了几年的母亲,回到乡间更觉得满野里都是宝贝。看到庄稼地里长着马齿苋,她便挎着竹篮,用小铲子一棵棵剜回,又一棵棵摊在竹席上晒干,说等到过年时给孩子们包馍吃;看到西岗边蒿草长得很茂盛,她便握着镰刀,一捆捆地割回家,像当年一样码放成一垛垛,说柴草做出来的饭更香,还可以烧出孩子们喜欢吃的厚锅巴;看到门口水塘边有几块地闲置着,她便挥起铁锹、锄头,一锹一锹地挖,一块一块地砸,栽上蔬菜,种上黄瓜,插上红薯,经常再三叮嘱我说,城里的菜有毒,抽个空回乡下带些菜回去吃。打母亲电话,多数时间都无人接听,改打父亲电话才知道,她不是在菜园拔草、间苗,就是在猪圈或鸭圈投放饲料。母亲,就这样又和她熟悉的泥土打起了交道,忘记了辛劳,忘记了背痛。看到母亲里里外外忙个不停,我总会劝她多歇一歇,那些东西不值几个钱,累坏了身体不值得。母亲却总会笑着回道:“比起盼着吃一碗饱饭的那年头,现在过的可是神仙的日子,干这点活累不着。”

母亲毕竟是上年纪的人了,年轻时劳累过度又伤了身子,很多事情已显得力不从心了。一年冬天,雪后地面结冰,她去菜地时一下滑倒,好半天才被人抱起,送到医院拍了片子,也并没有伤到骨头,可时常会有疼痛感,尤其是在阴雨天来临的时候。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注意到母亲的背日渐弯曲了。每到全家人聚会时,我和弟弟妹妹们喊母亲一道围桌吃饭,她却一再坚持坐到桌边的矮靠椅上,说坐到桌边也够不着菜,坐在靠椅子上还能挺挺腰。是啊,母亲的身材本来是高大的,而岁月却让她一天天矮小了,小到我需要低下身子搀扶她。

父亲大去之后,母亲似乎完成了使命,平平静静地说:“以后什么也不做了,孩子们谁叫我去我都去,到哪儿我都安心生活。”可是,等到孩子们真的要接她外出的时候,她又絮絮不停地说某某孩子有难处,某某孙辈工作很累。说这些话的时候,她握拳狠狠地捶打着自己弯弓一样的背,像是让它重新挺直起来,再承担一份本来不属于她的责任。

老宅前,一棵老树以它佝偻的虬枝指向天空,母亲就躬身站立在那棵树旁。凝视着白发驼背的母亲,我的心头一阵阵涌起热流,不知不觉中也站成了折腰的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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