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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六岁时总觉得不能窝在老家这方小小天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穷其一生；总觉得冥冥中老天在下个十字路口给己安排好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去做！眼下的默默无闻只不过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自然也就嘲笑儿时的伙伴们，你们早早的就讨媳妇背上沉重的家庭负担干嘛？像我这样自由自在多好！人生得意须尽欢呀！
有好男儿志在四方的豪情，自然就把个人问题看的比鸿毛还轻，所以这些年家里介绍的对象有一打，自己谈的女朋友也不在少数，但是总认为手里还没有几个钱，与理想中的生活水平还有十万八千里的差距，还得埋头苦干攒够一笔钱，才能有头有脸地娶妻生子。在这样的思想意识支配下，一个个有过一面或者几面之缘的女同胞们先后另择如意郎君去做贤妻良母，剩孤家寡人的我独善其身。到而立之年的边缘，惊回首看看那些同龄的伙计们，儿女已是成群的叫我“叔叔”。仔仔细细审视自己，经年的打拼和自视清高，还是两袖清风，手里空空没有几个钱，晚上一个人孤零零的被窝也空空！到如此地步，认栽吧，随便找个媳妇摘掉光棍的帽子再说！真恨不得在大街上随便拉一个女同志马上就“洞房花烛夜”！
回想起打工时在广东也卿卿我我地同小女生幽会过，只要稍微用点心，早就连哄带骗弄个媳妇荣归故里也。只可惜那时的猪脑子呀，好多个不错的女孩都搞成有缘无分，凄凄惨惨戚戚分手。如今找个媳妇此等大事，旁则无贷地交由父母操心。
父母积极为我介绍对象。好在我家的基本条件已经得到较大的改善。祖辈居住的两间茅草屋已经换成四间大瓦房，愿意从乡下嫁到县城来的女孩也不在少数。热心人介绍的一个女孩之基本情况令我颇感意外：她两个哥哥与我是初中同学，两家也住的是城南城北很近的，上学时还经常到各自的家中去玩，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她。难道真是传说中的好事多磨，佳偶天成？
有这个前提，我答应见见面。我28岁，她26岁，都属大龄青年。那时她在县城国道边开有一个小饭店，只是生意不怎么好。我们这个县城316国道的两边开有很多路边饭店，靠南来北往过路司机照顾生意，赚钱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介绍人是我的小舅母，那天同来的还有她大嫂。在一来二往的交流中，知道她的一些基本情况，没有想到还很复杂的：
她父亲叫杜老大，上学到小学四年级，相比那时文盲比例很高的农村，算是半个文化人；母亲王氏则来自外地，逃荒到此地后，经人撮合，杜老大和王氏就算是结婚成家。所谓的结婚既简单又寒酸，没有办酒席，也没有几个亲朋好友来恭贺，住的还是两间很陈旧的茅草屋。当时正值政治运动的高峰，农村的日子特别难过，大家的境况都差不多，理解万岁，谁也不耻笑谁。
王氏与杜老大成家后，对自己到底是哪个地方人氏总是简单的两句：“关中的，遭遇大饥荒，家里人没有饿死的，都出来逃荒，自己是和几个村里人走散才稀里糊涂来到这个地方的。”问的多，王氏还要发脾气，声言再喋喋不休地盘问，立马走人。好在那时政策也比较宽松，尽管王氏多少有些来历不明，还是顺利地办好户口等必要手续，组成一个合法家庭。王氏手脚勤快麻利，博得邻居和同村人的接受和称赞。
杜老大家族还有点“反革命”背景：其父辈曾经是国民党军统一类人物，军衔是“少校”，全国解放后尽管没有被镇压，却理所当然是专政和改造对象，经过系列改造被发配回老家种地。杜家是大姓人家，同辈份的兄弟姐妹很多。与杜老大同辈份的，以他为大，另外还有两个亲兄弟，不过都早早的分家另过。由于一家人有国民党官员的背景，自然受的牵连很多，建国后的各项运动都被赶上。杜老大的父亲在特殊时期前的运动中去世，时隔不久母亲也撒手人寰。几弟兄瞬间无依无靠。可笑被运动冲昏头脑的干部们，认为杜老大三兄弟、三个“反革命”分子后代聚在一起，会组成一个什么团伙，荒唐的建议下，三弟兄被强行分开：杜老大和老、二留在一个镇，但是不在一个村，老三被“发配”到另一个偏远乡镇。年龄都不很大的三弟兄，分别接受劳动人民的“监督改造”。也真难为他们，孤零零的三个“和尚”要在生产队上工挣工分养活自己，还要料理一切日常琐事，承受异样的眼光和区别对待。好在物质及其匮乏的年代，人的思想很单纯，行为也单纯。十来岁的小孩子毕竟不能完全独立，到后来老、二、老三分别给所在地农户当“干儿子”，杜老大则守着父母留下的老屋独自支撑着艰难的日子。
由于杜老大上过几年学，在文盲遍地的这方农村，算是个“先生级”的角色。他先是给生产队记工分，再到村办学校当代课老师，拿得是半个劳动力的工分。杜老大和王氏婚后迟迟不见生养。那时医疗设备简单，乡村合作医疗社给诊断的是女方患有不孕不育症，当时是绝症，根本没有治愈的可能。尽管根据民间中医验方，王氏服用不少中药，可时间一天天过去，还是不见有身孕。杜老大夜不能寐，总不能就此成为绝户吧？
王氏的愁不比杜老大差。听说北京上海可以治愈不孕不育症，可那个艰难岁月全国农民基本都一个模式，谁家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怎么会有闲钱有钱去大地方求医问药？千方百计求子女不成，只好商定设法领养一个娃。
这是命，跨不过的门槛！
农村大锅饭时代，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限制和禁止流动，男劳力是农村这片“大有作为”的天地里的顶梁柱，谁也不会轻易把儿子送给别人领养的。所以，杜老大尽管到处托人，费时费力东打听、西打听，很久还是没有激动人心的消息。一年时间过去，领养孩子的事才算出现转机：本队一户人家生下个女娃（该户人家已有两儿两女，第五个女娃自然不想抚养，杜老大两口及时掌握信息并找上门去，一拍即合。
当时民风淳朴，也没有什么钱给，双方家长口头说说，就把婴儿领走。杜老大两口欢欢喜喜，给领养的女儿取名“杜秀珍”。艰难岁月，尽管杜老大两口对领养的女儿百般呵护，平常往日却很难有零钱给买块糖果解馋。大人们吃野菜吃糠，杜秀珍亦不例外。她的到来，这个曾经绝望的家出现勃勃生气。苦命的孩子也在艰苦岁月中顽强成长。杜秀珍三岁那年冬天，王氏却破天荒地怀孕！村邻们都说，是领养的丫头给杜家带来人丁兴旺的好兆头。十个月后，王氏早产生下一个瘦瘦的男孩。对盼望已久，不够月份的瘦男婴，杜老大两口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取名“杜添喜”。一儿一女，是农村最理想的生育观。
杜添喜一岁那年，王氏的肚子再次大起来。杜老大又喜又忧。多子多福虽然是好事，可吃菜咽糠的年月里，多一张嘴巴就意味着多一份消耗，作难呀！公社干部来动员他们做计划生育。那时没有强制性，想多生的话也可以合法地生。自从五十年代人口学家马寅初提出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未被采纳并被打、倒批臭之后，中国开始进入人口快速增长期。无论城市还是农村，一对夫妻生三五个子女很普遍。此时期又是非常困难的阶段，小孩子们贱生贱长，缺吃少穿，人的生命力真够旺盛，食不果腹，却少病少灾。衣不蔽体的小孩子个个长的壮壮实实，健健康康。
王氏按照正常的生育规律生下第二个孩子，没成想还是个男孩。再添男丁，杜老大感慨老天厚爱的同时，也为多张吃饭的嘴巴发愁。不假思索，给“二少爷”取名“杜添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