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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焦急的等待中输完液体，妻子精神状况并没有好转多少。诊所大夫和护士均说：“病人的症状的确有些严重，最好到有住院条件的大医院，边治疗边诊断，小打小闹的看，未必起作用。”
我听的心中七上八下，也有些烦躁。妻子喃喃自语地说：“快些回旅馆吧，我想躺下休息。”
外面人声鼎沸，接近车水马龙的上班高峰。我试图搀扶着妻子走完诊所到旅馆这段并不长的一段路，希望藉此让她恢复一些精力。然事与愿违，她根本没有一点力气，背着她我也有些吃不消，还是拦辆的士。永康的士当时起步价好像八块钱。
妻子在床上躺下，安静地闭上眼睛。阵阵困意袭来，我也忍不住连打好一阵哈欠。看看时间，早上七十三十分。酒店行政上班较晚，还有一两个小时，忙里偷闲眯顿一会，我很快进入梦乡。迷迷糊糊的，突然听见奇怪的声音，由不得睁开惺忪的睡眼。看看身边，妻子不在。再瞅瞅室内，她居然躺在地板上！
我大吃一惊，睡意顿消，连忙起身将躺妻子扶到沙发上坐下，问道：“想干嘛？上卫生间？叫醒我呀，摔痛没有？”
妻子慢吞吞地说：“想洗个澡，这两天身上粘粘的，好难受。”
我说：“那你给我说一声呀，非常时期，自身不能做的事不要勉强。”
到卫生间淋浴器上调好水温，在搀扶着妻子进去。虚弱的她几乎无能为力，基本由我服侍。考虑到她的体力，简单擦洗一番后，依然扶她到床上躺下。时间已经上午九点十二分，该去酒店，鉴于能否找到相关工作人员有不确定性，旅馆房间暂时还不能退。半搀半扶着妻子到了旅馆楼下马路边，暴戾的阳光令她不寒而栗，我由不得返回房间取出伞来撑着。酒店在斜对面一千米外，正常人十来分钟可走到。现在，还是打的吧。
妻子说：“省几块钱吧，步行过去。这几天活动量很小，腿脚都不灵便，正好锻炼锻炼。”
继续搀扶着她。她轻轻推开我的手，步履沉重地前行。走出几米远，她额头汗如雨下。尽管温度较高，也不至于如此这般呀。我摇摇头，赶紧伸过手，扶、握住她的腰和手。半个多小时，走完这一千米路。
她浑身被汗水湿透、近乎面无人色的惨样，终于引起酒店人力资源部员工的同情，一位女文员越俎代庖帮助办理有关手续。人都到这地步，酒店一点也不含糊，培训费、服装费等照扣不误，相应的奖金、补贴、绩效考核工资等统统没有，三下五除二仅结算六百多元工资，还被告之不能领现金，两小时之后用工资卡到银行去取（中国银行）。如此一来，今天很有可能还得在旅馆待一晚。
离开酒店后，妻子的精神状态略微好转。我们牵着手来到永康火车站查看车次。从这里回老家，一般都是永康到汉口，汉口到汉中，没有直达车次，加上转车、候车的时间，需要整整两天。下午四点半有趟温州到汉口的火车，如果工资没有问题，可以乘坐这趟车。
其实，现在的工资卡都是银联卡，在全国各地的自动提款机上可以自由提取现金，在老家取也行的。然则，我们担心酒店不讲信用，人走后工资没有打进来，千里之外在跑回来交涉，得不偿失。回到旅馆，空调的凉爽真的舒服。然而，退房时间已临近，要不要续房？
妻子说：“火车是下午四点半的，现在才十一点，距酒店承诺的两小时之后取工资的时间还有个把小时，再住宿一晚没有必要。先退房，把行李提到火车站候车室，届时留一人看行李，另一人去银行取钱。附近就有中国银行，你也看见过的。”
这样计划没有什么不对。下午十三时，我急匆匆赶到广场东侧十字路口右侧的中国银行。因为要连余额也全部取出，必须到柜台销户。工作人员查看身份证后，让我输入密码。第一次，被告之密码错误。再来一次，还是不行。连续五次，均以失败告终。不对呀，密码是唯一的，不可能记错！柜台服务小姐说：“还是让银行卡的主人来操作吧，否则卡会被冻结的。”
我听出弦外之音，只好回到候车室。妻子接过银行卡、身份证，步履艰难地在暴戾的阳光下艰难行走。半个小时过去她还没有进入我的视野，我心中那个急呀，真是无以言表。想过去一探究竟，可看看一大堆行李，摇摇头。
收拾她的行李时，我们闹过别扭：我的意见是除稍微好点的衣服外，其余水桶、脸盆、被褥、凉席等统统扔掉，轻装从简，毕竟几千里路。可她偏不，将一应物品全部打包，一样也舍不得丢弃，仅她的行李就是三编织袋，两手提包！
四十分钟之后，还不见妻子的身影，我准备弃行李不顾过去一探究竟。走出候车室大厅，看见广场阳光下，妻子慢慢挪动着脚步。每走几步她就要歇息一会。我赶紧跑过去扶住她。回到候车室坐下，她说：“钱到账，都已经取现。肯定是银行工作人员见一个大男人拿着女同志的身份证和银行卡取现，有所怀疑，故意以密码错误为由婉拒。”
车票已经买好。按照妻子目前的身体状况，硬座肯定不行，可卧铺买不到。永康火车站原本是个小站，也不见倒票的黄牛，打定主意上车后第一时间去登记候补卧铺票。八月份，出行的人不多，车厢空荡荡的，几乎一人坐一排座位，躺上面睡觉都行。喇叭里播放着“需要卧铺票的旅客请到九号车厢乘务员席办理卧铺手续”。售票窗口明确告知卧铺已售完，列车上却在兜售，难道真是外界所说“铁路老大哥是为多收几块钱的手续费？”
我说：“我去补个卧铺，这样你可以舒服一些。”
她说：“卧铺票多少钱？”
我说：“硬座票是106块钱，卧铺加手续费，翻一倍，220块钱。”
她说：“你看我们现在坐的位置原本可以坐六个人，现在却只有我俩。假如过一会还是没有人来坐，我躺下，也等于睡卧铺呀。”
想想也有道理。她晕车，而且很严重，连火车也会晕。此番几千里路，我提心吊胆。列车开出永康车站不久，她将头趴我腿上昏昏睡去。有惊无险，次日早上六时到达汉口车站。从这里下车，转乘汉口到成都途径汉中的车，此趟车中午十二点始发。进出四川的车任何时候都很挤，连硬座票都没有。幸运的是到退票窗口碰运气时，分别买到一张硬座、一张卧铺票。
在候车室坐下，妻子说浑身痛的实在难以忍受，要我去外面药店买止痛药。其实，永康中医院和诊所给开的药里面就有止痛药，还有两盒没有拆封。明白妻子期盼有一种特效药，能起到绝对的消除痛疼的作用。
汉口火车站广场正在装修，不少地区围栏隔着。右侧有不少药店，我走进有些规模的“同仁堂药店”，拿出永康中医院的诊断书，营业员看半天，给推荐两款药。看外包装，我们已买有这两款药。问有没有特效的止痛药，比如杜冷丁等。营业员摇头。出来一趟什么药也没买，担心妻子误以为我小气怕花钱，再三权衡之下，买下武汉某药厂生产的“奇效止痛片”。妻子就着纯净水，抓住救命稻草般贪婪服下“奇效止痛片”。也不知道是该药真的有奇效还是心理作用，服下药一会儿，妻子居然精神一些，嚷嚷着饿，吃下一桶泡面。她要求听MP3，并就着音乐哼唱“两只蝴蝶、丁香花。”
等候本次列车的人实在太多，而我们的行李更是超乎寻常的多，要在这浩荡的乘客中冲到前面抢先进入车厢占据行李架，根本不可能。车站内部的“红帽子”有偿服务队来来回回招徕生意。
我灵机一动对妻子说：“咱们就花上十五元钱，让‘红帽子’把你和大部分行李先送上车，我正常进站上车，到卧铺车厢找你，否则很麻烦。”
妻子明白眼前的形势，点点头。卧铺车厢在本趟列车的后面，妻子的卧铺在第三节车厢，我的硬座票在第十一节车厢，根据车票上的编号上既定的车厢，是最基本的规定。进站，我并没挤进该进的车厢，而是先跑到三号车厢。卧铺车厢的窗户关闭着，看不到妻子的身影。陪上笑脸给检票员说好话，言明有重病号需要适当照顾。列车员是位年龄较大的女同志，一脸严肃，严词拒绝。我掏出永康中医院的诊断书请她看，依然无动于衷。在油盐不进的恼火中，我们争执起来。
一位袖标上写着“值班站长”的年轻女同志过来调解纠纷，她做一番询问，看诊断证明后，说句“上去吧，特事特办。”
我感激不尽，恨不得跪下磕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