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人家都有杀年猪的风俗,每到那天,杀猪人家都会提前喊上亲戚朋友过来帮忙。名曰帮忙,实际上是请来吃杀猪饭的。一来显示主人的富有,二来忙了一年,平时大家都在外面打工,也没啥联络,趁大家伙儿回乡过年,正好杀猪也有菜,把想请的人,统统喊过来,一起热闹热闹。这在以前,是很普遍的事。随着民工潮不断壮大,当下农村,空心村越来越多。人口一少,剩菜剩饭就少,看猪的农户也就越来越少。再加上经济空前繁荣,干上一天,能买一二十斤肉。买肉变得更加容易,也就没那么多人愿意辛苦一年,去看头猪了。这么好的传统习俗,在当下的农村,开始慢慢消亡。
老邪和茶花去买肉的那家,离茶花家不远,属于下山腰,都是属于一个村民组。只不过老邪很少与村民打交道,所以熟悉的人少。不过这条路老邪倒熟悉,因为以前房子的主人,后来盖的房子,就在那位置。从老宅出来,穿过两条田埂,绕过一个山嘴,就到了那里。杀年猪人家,就在隔壁。
到了那里,门口正围着一群人,中间是两个杀猪匠,正在给架在腰桶上的猪刮毛,一刨子下去,黑色的猪毛褪掉,留下一道白色的猪皮,蒸汽在空中弥漫,温暖而热烈。围观的人抽着烟,嗑着南瓜子,有说有笑。在纷飞的大雪天里,空冷的山区小屋,挤进一群人,年味马上就出来了。
茶花认识主人,主动上前打招呼:三姨爹,我老师家来客人了,想买点肉和猪血,中午回去吃。三姨爹是南方人叫法,爷叫爹,叔叔叫爷爷,整个一个乱了辈份。三姨爹是茶花父亲的姨父,按北方叫法,叫三姨爷。其实关系很亲,只不过自从茶花父亲意外去世后,这边亲戚,几乎断了来往。三姨爹见到茶花,很是热情,说好多年没见,都长这么大了。然后问长问短,非要留下来吃中饭。当然,这不过是假客气,俗称叫叫嘴,并非真心邀请,乡里人常这样,要是当了真,就无趣了。
猪还没杀好,茶花和老邪就和其他人一样,站在屋檐下等。这时来了一青年,穿着花里胡哨的休闲西服,在下雪的冬天里,显的很不合适宜。来人径直走到茶花身边,上下打量了茶花一般,然后问茶花:你可认得我。茶花当然认得,他是三姨爹的孙子,比她大几岁,初中未毕业就在外面打工,也不好好混,听说中间因为敲诈勒索,还被关了两年,最近才放出来。茶花说:你不就是大兵哥嘛!叫大兵哥的青年,回头对着身后站着的一个人,狡黠地笑了笑,然后挑起大拇指指指自己:我说的没错吧,茶花还记得我!
那个人茶花和老邪都认识,就是老宅原先主人的儿子,名叫小五子。几乎每年,他都要上门骚扰老邪几次,想要回老宅,老邪当然记忆深刻。小五子和大兵年龄相仿,也不正混。头几年两人在外打工,又不愿意吃苦,小钱也不愿意干,整天吃喝玩乐,又想当大老板,没挣到钱,两人一合计,就干上了敲诈勒索的行当。那年月,正逢着北京大开发,许多新建小区,一开发就是几十幢楼。两个人瞅准机会,不等交房,就在小区物业门口租个办公室,打着挂靠公司的牌子,拉装修的活。接到活,就分包出去,自己先拿提成。所以工价自然比别人就高,施工单位还没利润,就偷工减料。顾主自然就不高兴,上门找他们,他们互相扯皮推诿,最后不了了之。这种事在小区一传开,自然没人找他们干,大家都愿意去外面找,工价又便宜,活又好。眼看生意渐渐不行了,这下他们就不乐意了,就一家一家去找,说这小区是他们包的,你们干可以,得交管理费。人家也不傻,没人理他。他们就纠集一帮人,名曰十八罗汉,上门暴力讨要。北京可不是乡下,当事人一报警,当天夜里,就把他们给抓了。巧的是,当晚小五子拉肚子,去胡同口上厕所,等回来时,看见警察把胡同堵住了,心想坏菜了,也顾不上许多,连夜坐火车跑回家躲了,再也不敢上北京。这不,大兵刚坐牢回家,家里人为了挽回面子,特地邀请了亲戚朋友和村干,借着杀年猪的名义,请大家吃席,这中间自然少不了小五子。
小五子的出现,让老邪很反感,几次想要离开,可一想到中午没吃的,又忍了下来。老邪对大兵不熟悉,看见大兵流里流气的样子,他下意识地拉住茶花的手,往旁边躲了躲。这时,他们就看见小五子和大兵坏坏的笑。大兵凑了上来,对茶花说:我们两家还是亲戚呢,要不做我女朋友吧,亲上加亲嘛!茶花有些生气,直接回了一句:滚,我还在念书呢!她本来是想讲,谁看的上你一个牢改犯啦!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父亲的早逝,让她过早地养成了一个忍让的性格。
大兵并没有收敛,反而与小五子一起,嘻嘻哈哈地笑。这时出来一男的,勾着眼,很凶的样子,一看就是混黑社会的。他趴在大兵耳边,小声地说着什么。老邪觉得面熟,似乎哪里见过,可一时又想不起来。可接下的一幕,让他又气又恨,他在那一刻,终于想起了面前这个人。火,在老邪心底,瞬间就点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