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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老邪的解释，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算他不说，我也能猜到违约的后果。多年以后，当我开始混迹画坛，目睹许多反目成仇的悲剧，我就一直在审视，老邪行为的正确性。直到我开始转变角色，成为了一名职业书画经纪人，我才找到答案。那就是，站在各自的立场，谁都没有错。
但那个时候，很显然，我是同情老邪的。针对于他当前的困境，我给他提出了一个建议。那就是先安心地为美术馆服务四年，等茶花毕业了，再做打算。老邪听完，一声叹息。他不无愤懑地抱怨：当初若不是你们暴露了我的行踪，我何尝如此不堪！老邪的话让我无地自容，自责的情绪再次涌上心头。
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我赶到宾馆，准备为老邪送行。敲了半天门，也不见有人回应。赶到前台一打听，原来，老邪早就退房了。我赶紧骑上摩托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向长途汽车站。到了之后发现，清晨的旅客很少，远远望去，小小的候车室里，只有老邪孤单落寞的背影。
老邪见到我，面无表情。我静静地坐在他身旁，两人相对无言。我知道，此地一别，等再次相见，又不知道何年何月。想到这，我走到站内小店，买了两桶方便面，几根火腿肠，一包香烟，用袋子装好。回来后，悄悄系在老邪的行李箱上。我没寒暄，老邪也没拒绝。两个人又无声地坐了一会儿，直到听见外面售票员喊：去杭州的上车了…
从此以后，很长时间内，我与老邪没再联系。朋友那边也是杳无音讯，仿佛从地球上消失了。短短二个多月时间，英山那条线，突然之间就彻底断了。这正好给我腾出一个空间，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下，让我进入了电视《鉴宝》节目的录制。
时间转眼就到了第二年的夏天，《鉴宝》节目已经播出了大半年。专家精彩纷呈的点评，动辄上百万的估价，以及现场成交的诱惑，让我心生向往。但那时人微言轻，又久居乡下，苦于没有人脉资源。说来也巧，正在这时，家中一亲戚在北京打工，认识一大学后勤处长，带来小县城游玩。亲戚家在城里没熟人，只好托我帮忙接待。那时候，老婆大着肚子，即将临产。当天傍晚，我与北京处长正喝着酒，聊着聊着，就谈到了收藏。没想到的是，他小舅子就是《鉴宝》栏目制片人，还给了电话，说有事可以找他。我一听特别激动，与处长连放了几个礨子。正在兴奋头上，忽然接到家人电话，说我老婆胎动频繁，怕是要生了。我挂完电话，慌忙向处长解释一番，就急匆匆地赶回家，又马不停蹄地把老婆送到医院。结果到了晚上，仍不见动静，而我却喝多了，酒精上头，竟然躺在隔壁病床上睡着了。
女儿出生后不久，见事情安排妥当，我便抽空与处长小舅子联系了一下。制片人很热情，说处长已经交代过，乡下人不容易，他会尽力安排，到时候会电话通知我。我一听，特别高兴，就选了两件自认为很上档次的藏品，打好包装，放在箱子里，以便随时出发。
就这样，又等了两月，到了秋天的时候，我终于接到制片人电话，让我带上东西来北京找他。挂完电话，我就一直沉浸在兴奋之中，期盼着一夜爆富的神话故事，即将上演。
于是，在某一个清晨，我带着希望，从县城坐上了开往省城的长途汽车。下车之后，又换乘三轮车，赶往火车站。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挤上了火车。当我把箱子放在脚下的那一刻，我心里总算如释重负。然而，火车开出后不久，列车员过来检查，发现了我脚下的箱子，无论我怎么解释，非要我把箱子放在货架上。就这样，我一路不敢休息，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箱子，生怕被别人偷走或者摔了。就连上厕所，也要委托对面一女学生帮忙照看，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希望。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颠簸，半夜时分，我终于抵达了北京西站。为了省钱，我不敢出站，就蜷缩在候车室的椅子上，头枕着箱子，艰难地熬到了天亮。
醒来之后，我到厕所洗了把脸，找到最近的公交站台出站口，按照制片人的指示，转了几趟车，终于在规定时间内，赶到了中央电视台大门。我左等右等，却不见有人出来接我。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不久之后，看见一小伙子急匆匆地走了出来，告诉我说制片人正在忙，让我跟他走。就这样，我跟着制片人助手后面，走进了中央电视台《鉴宝》节目演播大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