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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了在遥远的四川，有个富商的女儿叫丁佑君。征粮的时候她被土匪抓住了，后来受尽各种惨无人道的折磨，被土匪头子枪杀。我想起这个年仅十九岁的富二代，她没有因为自己的家庭被再分配而痛苦，反而为了那些个她根本不认识的农民，死了。我想到那被扔到棉花地的丁佑君的尸体怎样被野狗吞噬，悲哀就涌上了心头。
那个遥远年代的遥远女孩，绝对称得上美丽的丁佑君，那个富商的女儿。
为什么父亲是被专政的对象，女儿依然要为了那些觉悟还没高到一定程度的农民献身？
这就是信念的价值，她的爱远远超过纯粹个人的体验，她的奉献因为所面对的巨大群体而得到无限的升华。
有着坚定信仰的人才能够坚定，有着最广大的牺牲胸怀的人才能够坦然着面对牺牲。
那一天早晨，我带着这样的思绪，内心郁闷。内心就渴望有一束阳关塞进胸腔，以配合这种清风宜人的好空气。我走出去散了会儿步，数了数从公安局到县医院的距离，端详了一会儿毛主席亲自写的“人民公安”四个大字。这四个大字是用镂空的钢板做成的，涂上了红漆，好像每个字都能随时跑出来，等候一声令下，马上出发。这四个字很动感的调节了一会儿我的心境，我就感觉到了饿。
我一直用着的还是上大学时用的饭盆，都是磁缸的，已经用了九年。我用这东西打饭，就连上了我所的单身岁月。我十九岁那年已经上了大二，有了想要结交个女生的冲动。屈指算来又九年了，我二十八岁，还是单身。
我吃过早餐，就站在那儿跟一个食堂的大师傅聊天。大师傅都干完活了，窗口就剩一个人应付迟到者。这时候太阳已经很足实，还有半个点儿就是八点。
我因为吃饱了肚子心情舒畅，就跟大师傅聊我们医院里的人，谁有才、谁考上了研究生、谁家最近发了财等等。我的眼睛一亮。
蔡名花穿着一身松松垮垮的、有些艳丽的大花套服，走过来。又带着些太空步的痕迹，轻盈而灵动。大师傅还在说，我没了反应。大师傅见此，就走回了厨房。蔡名花很是不好意思，她说：“嗨！刘大叔。你看人咋总是这么直勾勾的？”我说：“小蔡，你还真漂亮。”
蔡名花说：“扯淡！我得去吃饭了。”
我好像这才是第一次清清楚楚看蔡名花。她生着一双杏核眼，微微往里深陷了一点点，使得眼睛在眨起来时有着一种异国的生动。她不胖，但凹凸分明。她走路自然，却有着模特难以企及的风韵。那是一种自己浑然不知的风韵，因为自己不知，也就浑若天成。
我因为面对了面站在这么好的阳光下跟蔡名花说了话，感觉到她的脸色。她走过来是满身香雾簇朝霞，站在那儿就是一枝春雪冻梅花，她的脸真的是白里透红。这一种健康中透出的优雅，加上了她看人的目光。她的目光里有一种坚定，但没有半点呆滞。
蔡名花还长着一个高挺的鼻子，是一张偏欧式脸。她嘴唇有点厚，但还谈不上丰满。她说话有那么点儿的咬舌，就增加了一点儿娇媚。
我目送蔡名花走向窗口，扭身回宿舍。我不能让人看着我在呆看蔡名花，这样会对我引起误解。再说，我不过是感觉到了医院也有的美好事物。
我们看惯了各种各样的患者，又不像串亲戚或者参加婚礼。他们都本真着来，表情痛苦，步履五花八门。虽然也不乏诙谐幽默者，但经常性的病故消息以及患者家属不知道优雅的痛哭声，总不能让人畅意。我本人又不会救死扶伤，却又有那么点儿的多愁善感，加上这么个大块头，就很不和谐。
但我内心也是在追求一种和谐的。
是呀，如果医院里没有那些漂亮的小护士，那些个患者该是多么的令人乏味和沮丧！
如果收费处没有了蔡名花，也该是多么的令人乏味和沮丧！
这大概是，那个大学生随从彻底清除了蔡名花因为很久找不到对象的烦乱，就让她回到了她本该的阳光青春。
她二十出头，正该没心没肺，朝气蓬勃。
看得出蔡名花有着超出她这个年龄的成熟。这也难怪，人家本来就是个高智商，中考考了全县第三。她的朝气被欠儿登政委给整灭火了，老在收费处囚着，确实郁闷。现在，有了个大学生随从，年龄相当，思想接近，观点一致。郎才女也才，女貌郎也貌。金童玉女，天作之合。
就这么想着，我都忍不住乐。
人的心情就是这样，早晨一爬起来就看到了一个写丁佑君的小册子，还有她的十九岁的照片，心情就坏了。这种坏心情保持了一个半小时，被一个叫蔡名花的女孩冲得影讯无踪。
这个蔡名花的大花套服要是换在别人身上，肯定是俗艳无比。可穿在她身上就是洋气中带着点儿中国式的调皮。
我没有回到历史，而是在现实中游荡。
走进制剂室我的心情就非常好了，好得就像根本没有丁佑君那码事儿。我对蔡名花这身并非裙装的大花套服充满了好奇，但我知道，她一穿上白大褂就不能露出这身套服了。
我趁着还有十分钟没到八点，就窜到门诊。我刚站定，蔡名花就走了过来。她见我在那儿站着，就说：“刘哥，你在这儿干啥？”
我撒了一个谎：“主任让我问问药房，今天需要送多少大输液。”这个谎谁都会信，包括药房里的人。
蔡名花说：“刘哥，咱们再组织一次郊游呗。春天那一次，我玩得都没尽兴。”
我说：“上哪儿呀？是不是换个地方？”
她想了想：“也好。你先有着，我再问问别人。《梁祝》这个曲儿，你听得咋样了？”
我说：“哪天你把席慕容拿走吧，腻腻歪歪的。《梁祝》这个曲儿，你没听着咱们宿舍楼都会哼哼了？”
蔡名花就笑：“我知道借给你才能有这个效果。我可不好意思那么大声的放！”
我也开始寻找同路人，征求各方面意见。玩谁不乐意，我觉得我都几个世纪没有亲近大自然了。那次春游我也不满意。
我们登长城。
都是我们医院内部的人，只有蔡名花带了一个随从。那人也算是医院内部的人吧，他代表他妈于姨。
他姓侯，我们都把他叫小侯。
以我二十八岁的老眼光来看，蔡名花根本就没跟这个随从处感情。但这个随从很是兴高采烈的，蔡姐蔡姐一个劲儿喊她。这小伙儿，比蔡名花还小呢，这我没想到。是不是于姨比老侯岁数大就想着让儿子也走老路，娶个大媳妇？我感到于姨的这种一厢情愿的安排确实可笑。我私下里跟其他同志交换了意见，他们也都基本同意我的判断。看来，只有群众的眼睛才是雪亮的。
我们每个个人都拔钱，雇了辆大面包。车停在了离长城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那一段距离，也只有坐驴车了。马车当然也有，只是比驴车贵了五块钱。我们算着，并不能少雇出一辆。换句话说我们坐驴车和坐马车都得雇同样的数目的车，那就驴车吧。
我第一次领教驴脾气，驴车开始的时候跑得飞快。那个车老板狠命控制着。到了后半截，那叫个费劲！驴不爱走了，怎么打它它也不走！车老板没法就讲笑话。
我把那个笑话弄丢了，但有了恐惧。这个恐惧不是登长城那天，而是你看我写这段话的现在。这个故事儿也跑了小半截了，我是不是那头驴呢？
蔡名花带头唱起歌来。这个蔡名花！
那头驴可能被歌声所振奋，就撒开蹄子。这个车老板没注意，差点儿没给甩下去。我看见那几辆还在腻歪着的驴车，幸庆自己跟蔡名花同车。我们大笑着，想起了王蒙的青春万岁。不知谁就朗诵了王蒙的那几句著名诗句。这时候蔡名花的随从就喊：我也想吟诵！
我看着这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家伙，打篮球那么好，身手那么敏捷，这会儿还要吟诵。心里有一些妒意。我说“猴子，算了吧。就你那公鸭嗓。”
蔡名花说：“这个刘大叔，还记仇呢。你的牙花子又不能全怪小侯，咋这么小心眼儿？”
我的脸腾地红了，这辆车顶数我岁数大。
同车的小护士就把话岔了过去，她幽幽地说：“唉，真没劲！上个班真没劲，那些患者，就知道欺负我们。昨天我给个患者扎针，扎了三次，就把我说哭了。她不说自己的血管细，一个劲儿说我技术不好。刘哥，我都想上你们制剂室干活去了。就是整天搬大输液也比老让人家训强呀！你说，患者心情一不好就想往我们护士身上撒。大夫一来，马上脸就变成了一朵花。”
我对她说：“我要是能做主，那还说啥。人容易干一行恨一行，你刚毕业，这可不好。你要是真的去了制剂室，干不了几天你就又会嫌累了，还不如在病房给患者打打针发发药。干吧，爱上这一行，就不会觉得委屈了。患者也不容易，花钱不说，还遭罪。你也得让人家有个发泄的地方，就当做雷锋吧！”
蔡名花一撇嘴：“呆子！”
我们就全都沉默了下来。
但是驴并没有感觉到我们坐在车上压迫着它的这些人类的情绪如何说变就变，显然它还处于人类歌声带给它的欢乐与兴奋之中。
它撒着欢，一步也没歇着的一直把我们拉到了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