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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开始了“二甲”的评审工作，是市里人带队，一位省专家评审委员会的领导、同时也是专家的人物也亲自来现场初评。说是要对着那本厚厚的书逐条打分，院长就特别重视。连续开了好几个会，各个科室都做好了最充分的思想准备。
应该可以做到万无一失了。
那一年的医院都是这样，不像是现在。现在医院多牛逼呀，只要够点儿规模，没一个缺钱的。那一年不行。
那一年医院领导也基本上都傻，还会不好意思。医院总有一些交不起费偷着跑的患者，这其一。其二，医院里还对那些我们现在都口诛笔伐的“奸商”讲信誉，基本没有咋欠钱的。
那一年领导再困难，都会说：“医院是个救死扶伤的单位，还能真见死不救？”不像现在，你第一分钟没钱第二分钟就得滚蛋。
那一年领导还会说：“你们做生意也不容易，不像我们。我们公家单位还能让你们太为难？”而不是像现在，现在这样说：“钱都让你们挣去了，你们也别太贪了。公家单位还能黄了？就欠你们这俩钱，还能不给你们？”实际呢，该不给肯定不给。
我认识的一个朋友跟一个特别大的“三甲”医院做生意还把个公司弄破产了，就是这道理。
现在欠他半年都不算啥，我所知道的某一个医院光欠账就有好几个亿了，职工多少有点儿脸面的每个月工资都要发一万多块。就是这道理。
那一年，因为傻，还就在个硬件身上出了点儿问题。
这不能算做是作风问题，可院长是这么说的。并且提起来一个副主任代替主任负责全面工作，这个事发生在检验科。
医院钱紧，就没法按照“二甲”要求把硬件落实彻底。死心眼子的院长也想不出好办法，要是换到现在这就是笑话。那些卖设备的不给钱都想给这些大爷下跪，还能因为没个设备就弄虚作假？
就偏偏作假了。
那么多的准备工作付之东流。
专家说这是态度问题。
那么多的准备工作呀，连我都被利用起来了！
我的任务就是陪领导们喝酒。除了我能喝，还有另一个因素，是因为市药检所来的领导中有我的师哥师姐。他们也检查其中的某几项嘛，又不是蹭饭吃。我就被重视起来，陪他们喝酒。
还有一点，我因为极少喝公家的酒，就不能掩饰内心里的兴奋和激动。态度也就因此端正，上桌时很自然地能够非常积极地为领导同志们服务。并且，我还亲领了我们县卫生局长的教诲。
要是在平时，这个局长根本就不可能认识我，还能亲自教我怎么倒啤酒？
局长教我倒啤酒的口诀是“歪门邪倒，杯壁下流”，因此我倒啤酒再也不撒得哪儿都是了。
我们看硬件已经是下午了，喝完酒。都是卫生口的，还有某位某位是同学或者什么，应该会网开一面。
考试成绩也都看了。
院长本来是全程陪着的，没想到来了个急茬的手术。院长手术做得好，但不是最好。患者非点名要院长做，患者也是个有头脸的。院长大意了，没分出个轻重缓急。
临时弄下来一个副院长或者让书记陪着也行呀，他是真大意了。
估计这也和中午喝酒有关。
因此现在各单位都不让中午喝酒，真是英明。
只有办公室小林主任陪同，其中省里的领导就不高兴了。这我都看出来了，可这帮子各科室的陪同人员还全都兴高采烈呢！
那一年，人们是真傻，还犯这个低级错误。
到检验科，检验科有个什么分析仪没有，书上写着应该有。检验科主任事先也准备好了，弄了个大空的纸箱子放在那儿。主任说是因为做的人少下午不开机，这会儿就装箱放着，省得落尘土。说完这个事儿其实也就过去了，转了一圈大家就往外走。其中一个领导就去摸了一下纸箱，主任的脸刷一下就红了。
要是换现在，连雷政富刚开始被询问时脸都不红呢，还能出这个事儿？
领导，还是省里来的，就说：“把箱子打开看看，不是不能用吧？”
像这个你小林就该打个岔给糊弄过去呀，可他刚上任没多久，就光顾得出汗了。僵在那儿傻乎乎地看着，不知道说啥。省里领导更生气了。
唉!中午这顿饭白吃了。
这就像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打呼噜，态度过分。
这一次就没过，还得准备。
院长气坏了。我还从来没见过院长这么生气。
晚上开了个医院职工紧急大会，半个小时就听院长一个人说。说完了决定第二天下午开全院正式大会，就是说说这个事儿！
下午开会时院长带着气，首先让大家评议哪个科主任不合格。结果把个财务科老王给评议下去了，他这个科长立即就靠了边。
这也难怪，蔡名花就出在他们科。
但我明白还有一层，就是很多人看不惯这个王科长。
院长本来是想让大家把检验科的主任评下去。他给医院捅得篓子太大了，耗费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全白瞎了。院长以为检验科主任肯定惹了众怒，他自己这么一尊重群众意见可以说是一箭三叼：那一叼是院长早就有心思把那个人提起来，那个人是个女的。
院长更生气了，就从医院这一年的事情说起，说无论怎么说也没有改掉遗留下来的坏毛病！他还说为什么让郑高和蔡名花这样的人混进来，忘了蔡名花报到时他已经上任了。院长虽然是个高级知识分子，有高级职称，但他文科肯定不行。反正，他说话也就只能听出个大概齐。
俩字：作风！
强调的是七个字：作风也是大问题！
由工作作风谈到生活作风，又由生活作风谈到男女作风。从刚解放谈到四人帮，又从四人帮谈到改革开放。天黑了，肚子饿，院长还有说不完的话。
谁也不敢走呀，就让他说吧。最后，又宣布了一个决定：检验科提了一个副主任负责全面工作，主任只负责技术指导。
散了会我就躲着姚姐，这个事儿不能这么草率。
我寻思了，就医院这种单位，挣这么俩钱，姚姐跟我那生活水平就得是直线下降。
我要是能有诸葛亮那两下子就成了，有司马懿那两下子也能凑合。问题是我也是个傻瓜，哪能预想到现在医院会这么吃香呢？
要是知道现在医院这么吃香，就算是身败名裂我也认了。
娶了姚姐，连孩子都不用生，直接就当爸爸。
再说，那个孩子我一看相片就像我，糊弄糊弄他也不是问题。还少抚养了两年。
我要是能够预见到医院的将来，能预见到我们雨泽县一个因为搞破鞋身败名裂的准大人物现在已经成了名符其实的大人物，我这点儿破事还能把我影响到哪儿去？
我好歹也是个大学毕业，随着阅历增加再会来点儿事，也不一定就真的没前途。
实在不行还可以把局长套牢了，溜溜须弄到卫生局先混着，将来说不定也能弄个局长啥的。
可我没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只剩下两点：不好意思和发愁。
检验科这个事儿一出，我就更不敢做“坏人”了。这给了我太多的压力。那天姚姐跟我说的要离婚，我啥也没说。可我心里一方面真想跟她说离就离吧，反正一年也见不了几面，反正也没跟他谈过几天恋爱，反正你搞我这个破鞋也没有什么负疚感。
是呀，没负疚感甚至觉得解脱，可能就是没啥感情，离了也不能说就不道德。
这一点是我从以后的时间里看出来是对的，在我离开雨泽县的第二年姚姐就跟她丈夫离婚了。但我依然没有去找她。
为什么呢？
仅仅是时过境迁吗？
当然不。
因为，我也跟她的丈夫一样开始了飘泊。
我不能让她刚离开一种飘泊马上就陷入另外一种飘泊，这不公平。
如果我决心娶她，我就肯定得留在雨泽县。
即使觉得别扭，也不会像个逃兵。俩人的智慧咋也比一个人强些吧，未来也就能多少做一些规划。那也许就是·我刘兴平幸福生活的真正开始。算了，扯这些蛋又有个屁用。还是让我继续往下咧咧吧。
于姨没有死掉，她让人扶着可以走路了。
于姨没有坐轮椅，康复一段还有可能自己拄着个拐杖走，已经是万幸了。于姨应该高兴才对，可于姨自从手术完了之后就爱哭。
于姨从来不爱哭，手术完了之后逢人就哭，弄得我们都不咋敢去看她了。我们医院里的专家就说这是手术的缘故，是碰着什么神经了。
也许。
大家说虽然已经判了蔡名花和周春风，但还得过段时间才会执行。没想到这一天竟来得那么快。
我也许忘了时间为什么会这么快，在那一年。
数九是哪天开始的不清楚，怎么一下子感觉到那么冷还是不清楚。
那一天，我穿着棉袄，裤子没穿棉的，就冷得不行。
主任就说今天零下二十二度，才把我吓了一跳。我赶紧回宿舍换上棉裤，又把棉袄换成了羽绒服。然后下楼经过水房时，看着他们都在蒸饭。
就看见了姚姐。
姚姐招呼我：“刘兴平过来！”
我就过去。她一点也不避讳，抻了抻我的袖子。我羽绒服是堆着放的，这会儿刚穿，就全是褶子。那一年羽绒也没有啥好羽绒，得穿上一两天见着风一吹才能板生。
我没说话，就走。她说：“等我把饭盒放进去一块走。”
边上一个同事就说：“小姚是不是想给刘兴平介绍对象？刘兴平被蔡名花这个事儿刺激得够呛，连梁祝都不放了。那些天整个宿舍都整天放梁祝，哪能一点都听不着了呢？小姚，你别管他，你管他他也顾不上。他对蔡名花有没有意思咱不知道，但老蔡跟他好。这小子挺重感情的，这时候你就是介绍个天仙他也顾不上。他魔魔怔怔好几个月了，连酒都不咋喝了。除了早晨去练什么太极拳，就是晚上跳舞。这些天连舞都不跳了，只是一个劲儿的在屋里看书。小姚你别管他，他刚毕业就闹过这么一段。你得等他缓过劲儿来再给他介绍对象！”
这么连篇累牍的一大堆话，要不是我不走，估计姚姐都会被气疯。他刘兴平咋样关你屁事儿，你咋知道刘兴平想啥？
都误以为姚姐给我介绍对象，也就没有人跟我俩一起走或者听我俩都唠啥。我走在前面，她紧跟着，只能加快点儿脚步。我们身边没人，可我以为整个医院的人都在包围着我们俩看，听我们俩这两个所谓的知识分子怎样在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听我这个自以为最正派的、打过郑高那孙子、怕误解声明自己不在医院内处对象的多少年了的真君子，怎样跟这个同样稳重、文雅、轻声慢语的未来专家勾肩搭背。
并且还要商量着修到一家去！
我就恶心我自己，跟姚姐就不能只是快乐。
姚姐说：“兴平，咱们俩是不是挺谈得来的？”
我点点头。
姚姐说：“那天我说的话的是认真的。”
我回答她说：“知道。”
姚姐说：“那你是啥态度？”
我看了她一眼：“你结过婚就应该务实，过日子也没有那么简单。我知道有句俗话，宁愿没了有，不能有了没。你过的日子我给不了你。姐夫的收入是咱们俩人的几倍你算过没有？咱们医院一个月挣几百块钱你算过没有？不说我一辈子在制剂室会是啥德行，就是现在。你一跟我，生活立即就会一落千丈。这年头，小姑娘争先恐后的想傍个大款都傍不上呢！你不能生在福里不知福！”
姚姐，拽了一下我袖子，让我看着她的眼睛。虽然这是医院，我也没怕。因为，我把眼睛磨成了刀子。
我看着她：“我说的不对吗？”
姚姐坚定地说：“告诉你刘兴平，我也是从农村考出来的，这点苦又算什么？我没有那么势利，我跟你姐夫也是因为他长得像你，而不是他的钱！刘兴平你别那么没良心。你嫌我就说嫌我，别整那些没用的！”
我说：“没用就没用吧！我回制剂室了。”
她想拽我再说几句，没拽着。我就走了，走出去十米远才回过头来。
姚姐站在那儿，怕医院人看见就不敢哭。她只是低着头也不肯走，用眼睛瞄着我走的方向。她看见我回过头才抬了一下头，迅速看了我一眼。然后，就急匆匆地走了。
我五内俱焚，坚持到制剂室。我感到胃部巨大的不适，就想要吐。这种要吐的感觉根本没法遏制，我捧着垃圾桶干呕呕不出来。
借着呕的机会，我痛痛快快的把眼泪又流了个干净。
终于我折腾完了，也该下班了，我就以为主任该发个话让我先走。因为，从我开始干呕开始，主任就一直站在我身边张着个嘴。我就知道，主任肯定要说话。
主任果然有话说。不过，这个话一说出来，我就像又挨了一闷棍!
主任说：“后天枪毙周春风和蔡名花，就在老虎沟沟里！办公室来电话说明天可以去看看蔡名花，谁想去谁就说一声。这也是人道主义嘛……”
我的耳朵嗡嗡的，因为我害怕这一天。医院开始了“二甲”的评审工作，是市里人带队，一位省专家评审委员会的领导、同时也是专家的人物也亲自来现场初评。说是要对着那本厚厚的书逐条打分，院长就特别重视。连续开了好几个会，各个科室都做好了最充分的思想准备。
应该可以做到万无一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