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玉与霍仲初,是我国历史上中华陶瓷文化的杰出代表人物。
据有关的史料记载,在唐高祖武德年间,昌南镇的瓷业生产已经有了较大较好的发展,当地出了两个有名的制瓷高手,一个人的名字叫做陶玉,另一个人的名字叫霍仲初。
据《浮梁县志》记载,唐武德期间,也就是公元的618至626年间,昌南镇钟秀里人陶玉把自己所烧制的瓷器运到关中去,在唐代的京都长安街上去售卖。由于他的瓷器特色是“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质量非常好,卖出去的瓷器就被人称作“陶窑”了。“陶窑”不仅是为市场购买者所钟爱,而且还惊动皇宫大内里面的人,引起了朝廷的关注。于是,就有人建议朝廷诏命陶玉来烧制瓷器作为地方贡品,献给皇宫大内作为皇家的御用之物。再加上“陶窑”的瓷器本身秀美如白玉,被人称做“假玉器”之故,从而深得朝野上下人等的喜爱,因此,昌南镇的“陶窑”瓷器便就此名扬天下了,昌南镇也从此天下闻名,路人皆知了。
霍仲初也是昌南镇的东山里人,他所烧制的瓷器被称“霍窑”,瓷器的特点是"色亦素,土墡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唐武德四年,皇帝又下诏书,也诏命他制造瓷器进御皇宫,进贡朝廷。由于这两个制瓷能手的技艺高超,他们不仅为自己创下了辉煌的陶瓷事业,而且大大地提高了景德镇地区所产瓷器的声望。
唐代著ming的文学家柳宗元,曾经写过一篇《代人进瓷器状》的文章,他这所“代”之人,就是当时的饶州刺史元崔,进贡的瓷器当然就是景德镇所产的“陶窑”“霍窑”了。
元崔是景德镇当地人,唐朝时任饶州刺史,景德镇名叫昌南镇(,又名陶阳镇,其时,隶属于饶州府管辖。有一年,元崔做了一批上好的瓷器要进贡给朝廷,他就特地委托当时的大文学家柳宗元,代他做了一篇《进瓷器状》,在文章中提到了瓷器“艺精埏埴,制合规模。禀至德之陶蒸,自无苦窳;合大和以融结,克保坚贞。且无瓦釜之鸣,是称土铏之德。器惭胡琏,贡异砮丹,既尚质而为先,亦当无而有用”。这就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唐代时景德镇地区的瓷器已经是相当的不错了。因为其一是中称道所制的瓷器质量非常好,声色俱佳。其二是可作为进奉皇帝的贡品,因为质量不好是不能作为贡品的。就这样,景德镇的瓷器终于成为了全国瓷器中的翘楚,应该说,这与唐代陶玉、霍仲初两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发明创造是分不开的。
杨筠松,唐代窦州人,中国古代著ming的风水学宗师。唐僖宗朝国师,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掌灵台地理事,为唐朝著ming的地理风水学家。
杨筠松幼年聪颖过人,饱读诗书,十七岁便登科及第。唐广明中期,由于黄巢造反,攻破了京城,杨筠松便无奈地弃官离京出走,先是入昆仑山隐居,后来又到了虔州,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江西省赣州市,他以高深的地理术行走于人世间,被民间称其为“救贫先生”。
杨筠松在虔州期间,偶于崇贤里的黄禅寺内遇到了曾文辿。其时,幼习诗书的曾文辿,已经可说是熟读了天文地理以及各种的经史典籍,尤其是以《黄帝内经》为主的诸般名经典籍,隐居在黄龙寺内。曾文辿在跟杨筠松的唔谈中,被杨筠松非凡的风水学知识所吸引,对杨筠松甚是仰慕,当下就拜杨筠松为师,并朝夕跟随在他的身侧,竭尽弟子之礼,终于成为了杨筠松的第一个高徒。
杨筠松的风水理论,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和平相处思想基础之上,在堪舆学的理论上,他力主峦头形势为上,强调因地制宜、因龙择址。主张抛弃方位本身既有吉凶的信条,因地制宜,因形选择,观察来龙去脉,追求优美意境,特别是要看重和分析地表、地势、地物、地气、土壤以及行走的方向,尽可能使基址位于山灵水秀之处,逐渐演化发展并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水形法理论——“峦头之法”。
历史是最好的证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杨筠松的风水学不仅是一门专门业的学问,它更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同时,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种较好的方法。在几千年来的风水学实践过程中,建筑是体现风水文化的重要载体,许多的牌楼、桥梁、庙宇、宗祠、住宅及坟墓以及皇宫、寝陵都烙有风水文化的痕迹在那里。
大量的事实证明,杨筠松的风水术是中国堪舆学的主流和旗帜。堪舆文化的传播与大量的建筑实践,使杨筠松的风水学在无意中,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杨筠松一生著有:《撼龙经》《疑龙经》《青囊奥语》《天玉经》《都天宝照经》《龙脉经》《二十四山》《画夹图》《四大穴法》《立锥赋》《一粒粟》《拔砂图》《胎腹经》《望龙经》《十二杖法》《葬法倒杖》《金刚钻》《三十六龙》《天元乌兔经》等书,给研究中国的古代地理留下了大量详实的文字资料和物质遗产。
站在鄱阳湖上来反观唐代的鄱阳湖地域文化及其鄱阳湖地域的文学现象,由于我们手头上的资料的有限性,使得我们在还原鄱阳湖地域文学史的细节中,变得有些难以企及其真实的一面,但其结构的真实,却是可以让我们去追求的。个人认为,鄱阳湖地域文学结构的真实,是需要落实到构成历史链条上的那些基本单位上去的,融入到,比如那时候的文化个体、文学个体以及文化的群体、文学的群体、文学的时段、文学的范式等。在盛唐那样一个诗坛才俊辈出的年代,就全国而言,形成了以李白的风骚独胜,多个才子诗人群体交相辉映的壮丽繁荣局面,从而不仅诞生出了静逸明秀之美的山水田园诗人群体,也诞生出了清刚劲键之美的豪侠诗人群体,同时,还创造性地诞生出了以慷慨奇伟之美著称的边塞诗人群体。但是,纵观唐代鄱阳湖流域的诗坛上,如果缺少了像刘昚虚、綦毋潜、卢肇、王贞白、吴武陵、熊孺登、陈陶、来鹏、来鹄、这些诗人的表演,鄱阳湖诗坛的气象肯定就会黯淡逊色得多。虽然刘昚虚他们不如李白那般的wei大,那是因为诗仙李白早已远远超越了盛唐这个wei大的时代,达到了无所不包的集大成者境界。而刘昚虚、綦毋潜他们的成绩,综合在一起就更加典型地代表了一个地域的文学成就。故而,当我们在有限的文学资料中去还原鄱阳湖流域的这些中小诗人的生活与创作情况时,是非常具有地域文学史意义和富有挑战性的一项工作。对于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刘昚虚以及同时代的诗人生活与创作状况来做此番的论述,便是我们对于鄱阳湖地域文学探究做的基础性探索。
通过对以上这些鄱阳湖地域文化人物的表述,我们不难从中看出以上的这些人中,既有鄱阳湖人文历史人物的代表,也有像许和子一样的歌唱艺术家,像杨筠松他们那样的堪舆学家,还有像陶玉、霍仲初他们那样的陶瓷工艺美术大家、企业家们蕴含在其中,而更多的则是鄱阳湖流域在唐代涌现出来的一大批像刘昚虚、綦毋潜等诗人、文学家的代表人物。他们这些人足以代表盛唐一代,那一时期里的鄱阳湖文化及文学的发展现状,而刘昚虚、綦毋潜等代表人物,是继陶渊明、谢灵运开创了鄱阳湖文学的第一次高峰之后,在鄱阳湖流域再度开创的鄱阳湖地域文学的又一个新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