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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的脚步走过沉重的百年时光，人们刚刚卸下肩头上颇感难以负荷的如山重负，张开口要长出一口气时，突然看见身前的不远处，继元而立的大明王朝，突然在一夜之间将大门彻底地朝人们洞开了。我在下意识里跟随着众人的脚步，恍恍惚惚地朝门洞里挤了进去。当我拢聚眼神，透过历史的烟尘朝大明王廷望去，好像看见从历史的烟尘中走来了以解缙、汤显祖为代表的一大批政治、文化、艺术舞台上的明星们闪耀在历史的灿烂天空里,光彩夺目，分外明亮。他们分别是吉安府吉水的解缙、邹元标、陈诚、胡广、罗洪先、周忱、毛伯温，泰和县的杨士奇、刘崧、胡直、郭诩、郭子章、陈循、罗钦顺、欧阳德，吉安的李昌祺，永新的颜钧；永丰的罗伦、何心隐、聂豹，安福县的邹守益、王时槐、刘元卿，李时勉、彭时等人。
抚州临川的汤显祖、陈际泰，抚州东乡的艾南英，崇仁的吴与弼，金溪的龚廷贤，南城县的邓茂七；新余的宋应星、梁寅，分宜县的黄子澄、严嵩，靖安县的况钟、贵溪的夏言、宜黄县的谭纶，南昌的胡俨、朱权、朱宸濠、刘綎、伍守阳、章潢，丰城的姜曰广、邓子龙，新建人魏良、张位、魏良弼、邓以赞，进贤的舒芬，余干的胡居仁、上饶的娄谅、德兴的夏原吉、铅山的费宏、余江的桂萼、邓志谟，贵溪的徐贞明、邵元节、明代正一派天师张宇初、婺源人何震、信州区的娄妃，南城的罗汝芳、兴国的廖均卿，新淦的金幼孜、峡江的练子宁、清江的杨廷麟，宜春的袁继咸、张自烈，高安的陈邦瞻、黎川的邓元锡、九江的张羽、永修的周颠等人为代表的文化及文学的阵营，正在迎着我走了过来，我赶紧张开怀抱，朝着他们一路飞奔了过去……
面对眼前这些众多的文化名流，我可以这么说，明代应该是在我国历史进程中的又一个学术发达，文化艺术大放异彩的繁荣时期。在明代的那一时期里，长期以来的封建社会制度已经陷入到了渐趋没落的境地，而资本主义制度的胚芽欲萌未萌，广大的文人学子们，他们一方面，既要极力维护腐朽的封建没落势力，而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渲泄内心的不满、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创造，通过自身的变革来改变和影响现状，所以，他们便开始著书立说，讲学辩难，这就在无形之中造成了一种空前活跃的学术氛围和学术风气。纵观明代以来的几百年，理学和心学在整个鄱阳湖流域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对后世的思想界所产生的影响可谓是非常巨大的。
明代禅宗的兴起，应该可以说是在传统佛学界的一次革命，而鄱阳湖流域便是其主要的发祥地之一，对后世最有影响力的临济宗和曹洞宗便双双都是源发于鄱阳湖流域的禅宗两大门派。自唐朝后期以来，在文学上以禅说诗、以禅喻诗、以禅理来指导作家、诗人提高自我修养的例子屡见不鲜，大诗人王维不就是被后世称之为“诗佛”了么？由于禅宗所强调的“守心”、“内静”，和儒家提倡的“内省”功夫想通，因而，它对“理学”，特别是对“心学”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并对二者的发展也做出了极大的补充性作用。等到明代发展到了王阳明的心学时期，儒学和禅宗就几乎是完全走到了一起，甚至可以说是二者合流了。
由于理学及宗教给文学艺术带来的深度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较大地限制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在文学艺术方面作用出来的积极性意义并不大，反而是在文学艺术的消极性方面，它的反作用力倒是挺大的。这就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它一时之间，有力地带动了市民阶层“俗文艺”的勃兴，因为在那个时期里，民间的戏曲、章回体小说、民歌等所代表的俗文艺队伍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壮大。
自元代以来，以关汉卿、王实甫等为代表的“普天下郎君师首，盖世界浪子班头”们登上了戏曲剧坛后，他们不但是和正统的诗文士大夫们唱对台戏，而是发展到了要“浪子”要将“正人君子”挤下台去的境地。在明代，文学艺术界的这种不正常状态依然在得以延续和持续发展。就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刻，明代的文学艺术舞台中央，突然走上来了两位大英 雄，他是们分别是罗贯中和施耐庵两个人。尽管罗贯中和施耐庵两个人的生平习惯罕为人知，他们的名字也挤不进“贤人士大夫”们的行列，这在当时还是被打入了另类的人，但是，他们的作品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却是最为普遍和深远而强烈的。神话小说《西游记》的想象力是何等的丰富啊？在那个时代所表现出来的抗争性，又是何等的强烈呢？
鄱阳湖流域，原本就是理学的故乡，是理学的布道场。鄱阳湖上的学子们自然容易在理学“尊天理，窒人欲”的环境下思想保守。鄱阳湖流域在明代录取的进士额应该是居全国第二位的。居第一位的应该是当时的江南省，那时候的江南省的大致范围包括苏南今上海一带、浙北、皖南、赣东、湖北黄冈、浙江省嵊泗列岛等地，是当时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
由此可以看出，在明代的鄱阳湖流域，进入官场的人就多了。但由此相伴而来的是，在文人学子中造成了另外的“三多”现象，一是大家为应考花在八股、经义上的精力多，研究理学的人多，业余写些应酬性诗文的人们就特别地多。而有思想、真情意、能抒写性灵文字的人，简直就是凤毛麟角了。尽管鄱阳湖流域在明代写诗的人们极多，有如繁星在天，但光照度却是极其微弱的。而汤显祖在文坛的出现，则有如满月在天边升起，使得明代的文学艺术界呈现出一种“月明星稀”、“登泰山而小丘垤”的局面。
尽管解缙在明代的名气很大，诗文皆工，但因为他的文学作品缺乏思想性，文字缺少了思想的锋芒，而不被读者所拥戴。他一生之中最有影响力的文章应该是那篇《上太祖万言书》了，别的作品影响力都不大。其他如黄子澄、危素、胡广、张羽、曾棨、费宏、刘炳、刘崧、夏言、严嵩、刘一燝、何乔新、毛伯温等人，都有几首可读的诗，但总的成绩和影响力不如鄱阳湖流域诗人在元代的影响力。
在明代的哲学史上，出现了王守仁的心学运动，并逐渐形成了“陆王学派”，甚至在后来还出现了王学的左派。由于王守仁长期在鄱阳湖流域做官和讲学，所以陆王学派在鄱阳湖流域的势力就特别大，明代著名的王门三罗，罗洪先、罗大纮、罗汝芳就都是鄱阳湖上人。尽管 从客观的层面来说，王学是在为了维护旧的封建统治，但是他所提倡的“良知”还是多少都有些冲击理学独尊的作用。特别是王学左派的发展，在客观上增添了反抑制人欲的积极作用。
明末时期，鄱阳湖流域的古文运动对中国的文化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汤显祖的四个弟子，他们分别是陈际泰、罗万藻、章世纯、艾南英。他们在一起结成了“豫章社”，被后世称为“江西四家”。他们在场屋之文极度烂腐的情境之下，以自觉兴起斯文为己任，积极提倡和效法唐宋派的散文主张、刻印自己的文章、推广自己的见解和文学观点，一时之间，天下翕然从风，为明代文坛之胜景。
在明代，鄱阳湖流域的文学艺术家队伍中，魏良辅的开拓创新之功，是名垂青史的。他在戏曲艺术中吸收多种腔调创造了舒徐婉转的昆腔，对后世戏曲音乐的发展影响极大。还有一个朱权是多面手，他既是剧作家，又是戏曲理论家，既是乐曲的研究者，又是古琴演奏家，他所编撰的音乐戏曲著作有多种，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著作是他的《太和正音谱》。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明代的几百年里，文化及文学艺术的发展进程，一直是陷入在一种进退失据，缠绵交织的状态中跌宕前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