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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宋期间，在鄱阳湖的东岸不仅只走出来了“婺源二朱”以及一个由富饶之州——鄱阳，走出来的洪氏一门，那名闻天下的“鄱阳四洪”之外，还出现了另外一个文化及其文学的方阵。他们是一个集政zhi、经济、文化、科技、文学艺术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地域性方阵。他们这些人是鄱阳的彭大雅、余干的赵汝愚、德兴的铜冶工程师张潜、鄱阳的姜夔、张辑、弋阳的谢枋得、德兴的汪藻、广丰的徐元杰、乐平的马廷鸾等人组成的地域文化及文学的阵营。
彭大雅，南宋鄱阳人。嘉定进士，官朝请郎。宋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蒙古遣使来议配合夹攻金朝之事，后南宋遣使报谢，彭大雅为书状官随遣使偕行。将亲身的见闻写成了《黑鞑事略》一书，详细地叙述了蒙古在立国、地理、物产、语言、风俗、赋敛、贾贩、官制、法令、骑射等方面的事件，内容详实，简明扼要，是后世研究蒙古历史的珍贵史料。彭大雅曾经带人修筑重庆的城防，在历史的进程中有效地遏制和滞缓了蒙古军队亡宋的进程。
在重庆的古代史上，曾经有过三次筑城的过程。第一次修筑重庆城，是在战国时期，公元前的314年，秦朝设置巴郡，以那时候的江州，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市为郡治，在秦国名相张仪的指挥下，修筑了古代的江州城，当时是以泥土为城墙夯筑而成的。重庆市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规模筑城行动是在三国时期，公元226年，蜀国大都护李严为了加强江州城的防御能力，再次大力修筑江州城。而第三次筑城则到了南宋的末年，也就是公元1238年，蒙古大军开始他们世界性大规模征伐的那一时期。
彭大雅，是当时的重庆知府。他虽然知道重庆城的地理位置易守难攻，但是用泥土筑成的城墙却是防守敌人进攻的致命弱点，他深知战斗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此。由于他在出使北方的时候，已经亲眼见识过蒙古铁骑的风驰电掣，这让他非常担心蒙古大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南宋，因此，他在回到重庆之后，便趁战时的空档，下令加固重庆城防，由于之前的城墙都是用泥土砌成的，脆弱非常，不堪一击，因此，彭大雅下令全城军民用砖石砌墙，并扩大了整个重庆城的规模，将其延伸到了通远门、临江门一带，这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重庆古城”。
当时，当地的百姓和朝廷的官员们都对此十分地不理解，特别是对彭大雅在这个经济困难时期，大兴土木感到非常不满，他有的人就走到衙门里去大声责骂他，彭大雅却一点也不生气地解释说：“不把钱做钱看，不把人做人看，无不可筑之理”。由于时间紧迫，彭大雅顾不上向大家多做解释了，照旧带领部下不分日夜地修筑城墙。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因为有了彭大雅在关键时刻的“一意孤行”，这才使得蒙古大军的十万铁骑也没能攻下重庆这座城，并使得蒙古军在南下时，多次在重庆城这个地方遭遇了败仗，使的摇摇欲坠的南宋政权在风雨飘摇的又多延续了40几年。到这时，官员和百姓们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彭大雅修筑重庆城防的重大作用，继而大表彭大雅的功劳。可惜的是，就在彭大雅筑城竣工与敌人鏖战之时，他却因为功高遭人妒恨，被皇帝贬为庶民，最后带着忧愤和遗憾永远离开人世。
关于对鄱阳词曲家姜夔的论述，我已在之前的《鄱阳湖上一扁舟》一文中有过较为详尽的叙述，在这里我就不再过多地赘言了，接下来，我说一说鄱阳的另一位词家张辑先生。
张辑，字宗瑞，江西鄱阳县人。在学诗填词上，自行效法于鄱阳乡党姜夔姜尧章先生，他与都昌的冯去非，冯可迁先生一世交好，并时有唱和。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十年之间，习隐事业，略无可记，而江湖之号凡四迁，视人间朝除夕缴者，真可付一笑”。张辑曾作《沁园春》词一首：东泽先生，谁说能诗，兴到偶然。但平生心事，落花啼鸟，多年盟好，白石清泉。家近宫亭，眼中庐阜，九叠屏开云锦边。出门去，且掀髯大笑，有钓鱼船。一丝风里婵娟。爱月在沧波上下天。更丛书观遍，笔床静昼，篷窗睡起，茶灶疏烟。黄鹤来迟，丹砂成未，何日风流葛稚川。人间世，听江湖诗友，号我东仙。
张辑在词前曾加上自序说：“矛顷游庐山，爱之，归结屋马蹄山中，以庐山书堂为扁，包日庵作记，见称庐山道人，盖援涪翁山谷例。黄叔豹谓矛居鄱，不应舍近求远，为更多东泽。黄鲁庵诗帖往来，于东泽下加以诗仙二字。近与冯可迁（都昌冯椅长子冯去非）遇于京师，又能节文，号矛东仙，自是诗盟遂以为定号。据此，我们便一望知张辑先生曾经使用过四个这样的名号，一称“庐山道人”，二曰“东泽”，三号“东泽诗仙”，四谓之“东仙”也。可见，张辑最后确定自己使用“东仙”之号，始于可迁先生之故也。
后来，张辑又作一词《月上瓜洲·南徐多景楼作》说，“江头又见新秋，几多愁？塞草连天何处是神州？英雄恨，古今泪，水东流。惟有鱼竿明月上瓜洲”。张辑这首词的大意是告诉人们，在他的内心里，对于半壁江山的悲愁苦恨，完全寄托在了早日统一中原的愿望上，这是当时许多爱国词人在诗词创作中的主题。张辑的这首词，便是他登上多景楼后，面对滔滔的长江水，见连天的衰草，感念祖国山河的破碎，心中不免充满了悲苦愁绪。此情此景，让他不由得追怀起历史英雄人物们的遗恨来，吊古伤今之余，不禁潸然泪下，徒恨自己空有报国之志，却叹报国无门，只能在这冰冷的江边手持渔竿，看着秋月从瓜州深处慢慢地升起来的无奈心境。
宋代的黄升在《中兴以来绝妙词选》的卷九中说：“张辑有词二卷，名《东泽绮语债》，朱湛卢为序，称其得诗法于姜尧章，世所传《矣欠乃集》，皆以为采石月下谪仙复作，不知其又能词也。其词皆以篇末之语而立新名云。”故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张辑乃姜夔的门生，可自行归于姜白石一门。
张潜，字明叔，江西德兴银城吴园村人。北宋天圣三年，也就是公元1025年出生，崇宁四年，亦即是公元1105年去世。张潜是我国冶铜史上著ming有湿法炼铜技术的发明者和理论的创始人，他编撰的《浸铜要略》虽然已经失传了，但他创造的冶铜技术，至今却仍然在应用之中。张潜虽一生为布衣，但是他博通方技，深谙胆水(即硫酸铜溶液)浸铁炼铜技术。胆永浸铜，即利用硫酸铜溶液浸铁，使其产生化学反应，将铜析出，其法堪称我国冶金和化学史上的一大发明。张潜根据前人和自己的长期实践经验，探明德兴兴利场的32泉、138沟盛产胆水，可浸铁取铜，并总结出一整套比较完整的胆水浸铜工艺，于绍圣年间。公元1094至1098年间写成了其湿法炼铜的专著———《浸铜要略》，然后，命其子张甲献给了朝廷。朝廷因“用费少而收功博”，下其法于诸路。自此，信州的铅山场、韶州的岑水场、 潭州的永兴场和德兴兴利场等矿场，均全面推行其湿法炼铜技术，获得很大效益。
到了元朝的至正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352年，张潜的后裔张理又献《浸铜要略》给朝廷。张理对此法达到“讲之精，虑之熟”的程度。当朝宰相因有益于经费，复置兴利场，并奏请朝廷“命理为场官，使之董其事。”明人危素曾著《
汪应辰为江西玉山人。他既是我国南宋时期的一名官吏，同时，也是一位诗人和著ming的散文家。
汪应辰，自幼被人称为神童，五岁知书，属对应声语惊人，多识奇字。家贫无灯油，拾柴点火读书。从人借书，有过目不忘之能。十岁能诗。宋高宗见他的对词，以为老成之士，直至见面，才知是刚入少年，赐以御诗，并更名为应辰。他好贤乐善，尤笃友爱。少从喻樗、张九成、吕本中、胡安国等人游，又与吕祖谦、张栻为友。为朱熹从表叔，常与往来研究学问。他为人刚方正直，敢言不避，又多革弊事，所以遭到胡迁许多人的侧目，为人所陷。但他接物温逊，遇事特立不回，坚定不移。虽遭秦桧排挤，流落岭峤十七年之久，且“蓬蒿满径，一室萧然，饮粥不继，人不堪其忧”，但却是“处之裕如也，益以修身讲学为事”。
汪应辰的学问具有渊源，作品有不少是巨制鸿篇。他的诗作基本都体现了“好贤乐善，尤笃友爱”的思想品格和个性。如《挽宣扶吴郡王》：“节义家传久，艰难始见忠。一心惟殉国，百战竟平戎。环列周庐肃，管仪道路同。细看麟阁上，谁得似初终?”他一方面歌颂了吴郡王忠精殉国的品格和战功，另一方面是对那些不能特立不回，坚定不移，始终如一的两面人的辛辣嘲讽，诗人的品格再次便可见其一贯性。他的另一首《分韵送胡丈归健康》也表现了诗人与朋友间的至诚至深之情：“先生高卧武夷巅，一旦趋朝岂偶然。报国自期如嗷日，归田曾不待来年。怀铅共笑扬雄老，鞭马今输祖逖先。册府风流久廖落，送行始复有诗篇。”这并非一般迎来送往的应酬之作，而是主客思想共鸣的产物，所以读来给人以真挚诚恳之感。
由于汪应辰还是朱熹的从表叔,朱熹早期思想的形成和仕途的进步离不开汪应辰的帮助。在学术上,朱熹与汪应辰有过多次的思想交锋,在汪应辰的《文定集》一书中，就存有与朱熹往来的书信十五封,二人通过书信往返,论学辩难,从儒释之辨到苏学的邪正之辨以及围绕《西铭》展开的论战,最终成就了朱熹的《杂学辨》,帮助朱熹完成了他早期理学思想体系的初步建构。可以说，汪应辰应该是朱熹仕途的领路人,思想的交锋者和人生中不可或缺的好朋友,朱熹对汪应辰亦是内心充满了深深的敬意的。
汪应辰一生著有文集五十卷，今只有传《文定集》中的二十四卷遗世。由《四库全书》据《永乐大典》及明代宏治年间程敏政的摘抄本中辑出，收于集部别集类。汪应辰待人温和，遇事有主见，为官刚毅，正直敢言，不避亲疏远近，好贤乐善。世人称其为“玉山先生”。
从对以上几方面人物的简单阐述中，我们不仅可以明显地感知到，在鄱阳湖的东岸，活跃着以下的几个文化及其文学的阵营：一个是以朱熹、朱弁为代表的朱氏方阵；一个是以姜夔、洪皓、洪适、洪遵、洪迈、张辑、彭大雅为主的鄱阳文学方阵；一个是以谢枋得、赵汝愚、汪藻、徐元杰、汪应辰、马廷鸾等人为代表的广信文学方阵；还有一个是以张潜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方阵。由此，我们可以想见，鄱阳湖东岸在两宋的那一时期里，就已经产生了政治家、诗人、散文家以及科技工作者，这说明鄱阳湖东岸已经成为了一个在科技、文化的发展方面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地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