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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从幕阜群山之中走了出来，只见横亘在面前的就是蜿蜒曲折的九岭山脉，秀美的群峰之下，一条澄碧如练的江水奔流而下，径直地朝着鄱阳湖欢快地飞奔过去……
这时，我仿佛看见一叶扁舟从江流的上游驶了过来，小舟上站立着的不正是武宁的周应合，敷浅原的夏竦、王韶，建昌的李燔，他们谈笑风生，一副副怡然自得，潇洒飘逸的神态叫人好不羡慕。
夏竦，今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车桥镇，原白水街乡人。北宋时期的宰相。
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以父夏承皓死忠，录官润州丹阳县主簿，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为国史编修官，后与王旦等同修《起居注》，并参与编写王钦若主编的千卷本《册府神龟》，真宗天禧年间出知黄州，又知邓州，转徙襄州，遇大饥，劝令大姓出粟，得二万斛，救活贫者四十五万人。宋仁宗天圣年间知寿州，又徙安州，再知江西洪州，勒令从业的巫觋一千九百余家还其农耕，毁其淫祠，天圣五年，为枢密副使，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加官参知政事，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进兵部侍郎、兵部尚书左丞，仁宗景佑年间知青州，任青州时，他支持守城的卒子修建青州的南阳桥，后被大多数科学家认定为我国最早出现的彩虹桥，后又迁刑部尚书，仁宗宝元年间转官户部尚书，仁宗康定年间兼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知永兴军，又改判河中府，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大名府，直到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方召为宰相，一段时间以后，因谏官、御史等人认为夏竦与陈执中政论不合，不可使两人共事，遂改任枢密使，封英国公，次年又复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仁宗皇佑元年，公元1049年进郑国公，仁宗皇佑三年，公元1051年奉诏监修黄河堤决，躬冒淫雨，以疾归京师，遂不起，农历九月薨。
夏竦是以文学起家的，自经史、百家、阴阳、律历、至佛老之书，无不通晓；为文章，典雅藻丽;治军尤严，敢诛杀，对疾病死丧者，则抚循甚至。
夏竦好学勤读，他在担任宋军高官期间，不管战事、军务多么繁忙，他也没有停止过看书习字，就连就寝等休息的间隙时间里，还用手指在身上比划研究古文奇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夏竦编著了古文字的字汇《古文四声韵》一书，按韵编排，是现代人研究战国文字的重要参考资料。宋神宗时宰相王珪在《夏文庄公竦神道碑》中写道：“祥符中，郡国多献古鼎、钟、盘、敦之器，而其上多科斗文字，人多不识，公乃学为古文奇字，至偃卧以指画侵肤，其勤若此。”
夏竦有文武才，政事、文学都有建树，是一代名臣、学士，宋人杂记、笔录中记夏竦事迹时，对夏竦多尊称为夏英公、夏郑公、夏文庄、宰相夏公等。但夏竦是个典型的保守派，在“庆历新政”的实施阶段，他对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石介等改革派设置了很多的障碍，使得一年零六个月的“庆历新政”无果而终。
夏竦一生著有文集百卷、《策论》十三卷、《笺奏》三卷、《古文四声韵》五卷、《声韵图》一卷，其中:《文庄集》三十六卷等收入在《四库全书》之中。
周应合，自号溪园先生，晚年辞官后取名“洪崖处士”，他是在考取进士于朝堂面见皇帝时，宋理宗赵昀赐其名“应合”的。他是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鹤溪，也就是老县城北门外，现在已沦为水域那块地方的人。他生长在诗书门第，官宦世家，其祖父周友贡，宋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进士，官至敷文阁学士，是一位“立朝劲直敢言，然不为矫激沽名”的耿直之士。叔祖周友直，宋光宗时任东宫侍讲，周友仁宋宁宗时任兵部尚书，其父周汝翼为荆淮宣抚使，可以说得上是一门显赫。
他出生在南宋淳佑十年，公元1250年进士及第，曾任江陵府教授。因文才出众，享有盛名而被召为实录院修撰，是为其接触史实编撰工作之开始。景定年间，大约在公元1260年前后，又被调至江南东路安抚使司任职，并兼任明道书院院长。时任建康知府的马光祖主修《建康志》，便请周应合担任总纂。周应合接受任务后，便将乾道、庆元年间两次编纂的《建康志》找了出来，对它们加以完整的补充和修正，他各取两书之长，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大胆的创新之举，另外增加纲目，“略者详之，阙者补之，谬者正之”，“井井有法，志乘家皆宗之”，是当时编撰较早、体系较完备的一部志书。编成后曾进献朝廷，宋理宗大加赞赏其书为“玉音嘉焉”。
《建康志》刊刻发行之后，在社会上流传较少，仅为少数人收藏。经元、明、清三朝更替，志书后来毁于兵燹，濒于失传，清康熙时仅残留部份。朱彝尊为修《明史》时，多方收集资料，为找《建康志》，他历经三十年而未得，后来，他终于在康熙四十六年，公元公元1707年9月，在曹寅家的书架上发现了《建康志》，借回去抄录之后再行刊刻，并写了《景定建康志跋》附在其上，就这样，一部四百多年前的志书在沉寂之后复又流传于世。《四库全书总目》称此志为“授据总洽，条理详明，凡所考辨，俱见典核。”现被南京图书馆收藏。
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这部《建康志》成书后一共50卷。首部为留都宫城图录4卷，次部为地图、年表、10志、10传，凡45卷，末为拾遗1卷，图之后为地名辨。成书后，又撰修志本末，总结修志工作。马光祖评价此书“博物洽闻，学力充赡”。《四库全书提要》中赞其说“援据该洽，条理详明。凡所考辨，俱见典核。”此后明、清两代修志多沿用这种体裁。后世的许多史志学家们，都一致称赞《建康志》为“志乘圭臬”。
宋度宗时，大约公元1265年间，周应合被征为御史。其时，贾似道身居要职，操揽朝廷大权，独断专行，军政大事均在西湖葛岭私宅内裁决，隐匿重大军事不报。周应合目睹此景，深为痛恨。他上疏参奏，历数贾似道误国罪行。当时度宗正宠信贾似道，因而一怒将周应合贬谪为饶州通判。贾似道并未就此罢休，不多久，又将周放至华州云台任有职无权的观察使。周应合经此挫折后，便辞官返乡，深居简出，以教儿孙诗书自娱。宋恭帝时，公元1275年，贾似道势败被诛，周应合再次被起用为直贤院学士，但还未去赴任，便去世了。他一生著有《洪崖集》《溪园集》等，可惜早已散佚。
旧志中仅载有其作品《叶处士墓志》一篇以及《望江楼》诗一首：“澄江如练正高秋，一馆吹秋上此楼，有客乘风来纵酒，长歌远送下滩舟。”
王韶，号敷阳子，江州德安县人，北宋名将。
王韶足智多谋，富于韬略。宋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进士及第。先是授新安主簿，后迁建昌军司理参军。后因考取制科失败，转而游历陕西一带，专事采访西北边境的风土民情。
宋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王韶向神宗皇帝献上了《平戎策》三篇，详细陈述了攻取西夏的策略。其大意认为：“要想攻取西夏，应当先收复河、湟二州之地，这样夏人就有腹背受敌之忧。夏人近年攻打青唐，未能攻下，万一攻打下来，它必定会挥兵南下，大肆掠夺秦、渭二州，牧马于兰、会之地，切断古渭交通，征服南山落后的羌人，西面构筑武胜城，时常派兵骚扰洮、河，那么陇、蜀各郡就都会受到威胁，瞎征兄弟他们能自保吗?就目前情况来看，唃氏的子孙中，只有董毡稍能自立，而瞎征、欺巴温等人，他们的势力范围都不超过一二百里，他们如此弱小的势力，能与夏人抗衡吗?武威以南到洮、河、兰、鄯，都是过去汉代所辖的郡县，所谓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等地，土地肥沃，很适合羌人各部生存。所幸的是现在各羌分裂，互不统属，正好将他们割裂开来，各个击破。一旦各部都臣服了，唃氏敢不归顺吗?唃氏归顺了，那么河西李氏就成为我掌中之物了。再说唃氏子孙中，瞎征的势力相对较大，受羌人各部畏惧。朝廷如果予以招抚，并让他驻扎在武胜或者渭源城，以纠合宗党，统治部族，习用汉人之法，到那时夏人虽然强大，而不为我统治的也不过只有延州李士彬、环州慕恩罢了。如此行事，则对大宋有肘腋之助，而又可以使夏人各部相互孤立，不能连结在一起，这应当算是上策了。”
由于《平戎策》既正确分析了熙河地区吐蕃势力的状况，更提出了解决北宋统治者最急迫的西夏问题的策略，其目的与神宗、王安石等变法派“改易更革”的政治主张相一致，因此得到北宋朝廷的高度重视和采纳，王韶被任命为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之职，主持开拓熙河之事务。从此，周应合以一个文人的身份执掌军事，担负起了收复河湟的任务。
他一个文人，竟然率军击溃了羌人及西夏的军队，并同时设置熙州，主导熙河之役，收复了熙、河、洮、岷、宕、亹六州，开拓边境二千余里，对西夏形成了包围之势。在开拓熙河的过程中，王韶采取招抚、征讨、屯田、兴商、办学相结合的战略方针，取得了“凿空开边”的重大胜利。在此期间，他“用兵有机略”，“每战必捷”。熙河之役，恢复了安史之乱前由中原王朝控制这一地区的局面。并生擒了木征，将他送往了京师。熙河之役的胜利，是北宋王朝在结束了十国割据局面之后，八十年来所取得的一次最大的军事胜利。这对于饱受外患的北宋王廷是极大的鼓舞，也使大宋对西夏形成了完整的包围之势，达到了使西夏具“有腹背受敌之忧”的战略目标。
后来，王韶累进观文殿学士、礼部侍郎等职，官至枢密副使，以“奇计、奇捷、奇赏”著称，被时人戏称为“三奇副使"”。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王韶被贬知洪州，再迁知鄂州，直到元丰二年，也就是公元1079年，再拜观文殿学士、知洪州，封太原郡开国侯。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王韶去世，时年五十二岁。
王韶著有兵书《熙河阵法》一卷，亦著有《敷阳子》七卷、《王韶奏议》六卷，今皆已散佚。《全宋诗》一书中录其诗四首，另有断句若干在列。
李燔，江西建昌人，南宋教育家。宋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进士及第。他把自己的大半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在他考中进士后的 42年里，有35年的时间，他都孜孜拳拳于教育第一线，业绩非凡。
李燔曾经在白鹿洞书院讲学，他的身边学者云集如潮，影响了当时全国众多的书院。他是被老师朱熹认定的衣钵传人之一，去世后，被朝廷授予“文定”的谥号。
朱熹去世后，李燔曾经联合同门，依旧在白鹿洞讲学。宋嘉定九年，公元1216年，黄干经过南康探访同门诸友后，感慨地写道：“先生去世后，门徒失去了敬畏，讲学几乎断绝。惟独在南康，李燔和余宋杰、胡泳、蔡念成他们依然带领自己几十个最优秀的学生在继续传播老师的学问，这算是最兴盛的一件事了。”
李燔和朱熹的很多学生一样，不求功名，放弃官爵，推崇“格物致知”的书院精神，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在他们影响带动下，很多学子“不远千里而聚首执简”。他们依靠自身的人格感召力，凝聚同志，布衣粗食，朝乾夕惕，相互砥砺，探究学问。
李燔极力反对汲汲名利，寄心于下层人民。他提出“人生在世，不一定非得做了大官、担任一定职务才算是建功立业，只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大小，做一些实实在在有利于他人的事，就可以说是有了功业”。他还说“就算是做官做到卿相的高位，也不可以失去寒微朴素的本色。不追求就无所得，让困难磨灭自己的骄气和奢心，不至于因环境和饮食改变自己的气质与体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