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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庐陵地区，文学的创作阵营较之于鄱阳湖上的其它地区，队伍宏大，人数较多，他们除了有以解缙、罗洪先、陈诚、邹元标、胡广、毛伯温为代表的吉水文学团队之外，还有以大文学家刘崧、小说家李昌祺，以及李时勉、杨士奇、罗伦、罗钦顺、聂豹、欧阳德、颜钧、何心隐、练子宁、金幼孜、陈循、王时槐、刘元卿、彭时、郭子章、胡直、郭诩等一批为代表的吉安文学方阵。
刘崧是我国元末明初时期的文学家，江西泰和县塘洲镇人，字子高，号槎翁。在当时，是为“江右诗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歌温柔典雅，但内容清浅，是偏重于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的。
杨慎曾经在评论“明诗”时，以刘崧为当世第一。明史则盛赞刘崧“善为诗，豫章人宗之为‘西江派’也”。明史中的“西江派”指的就是人们常说的“江右诗派”。徐泰在《诗谈》中称刘崧的诗为“如冬岭孤松，老而愈秀”。胡应麟则在《诗薮》中称道：“当明之初，吴中诗派，昉于高启；越中诗派，昉于刘基；闽中诗派，昉于林鸿；岭南诗派，昉于孙蕡；而江右诗派，则昉于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称其“大抵以清和婉约之音，提导后进”，但“迨杨士奇等嗣起，复变为台阁博大之体，久之遂浸成冗漫，北地信阳乃乘其弊而力排之，遂分正、嘉之门户”，“然崧诗平正典雅，实不失为正声。固不能以末流放失，并咎创始之人矣”。
刘崧早年的名字叫做刘楚，他没有因为家里贫困而放弃读书，即使是在数九寒冬的艰苦日子里，尽管他的双手被冻得皴裂疼痛，却依然是奋发读书，书写不止。元朝末年，他曾经被乡里向朝廷举荐过，但是并没有被朝廷给录用。直到洪武三年时，他才再次被乡县推荐为经明行修，从此，他改名叫作刘崧。皇帝在奉天殿召见了他，任命他为兵部职方司郎中。
有一次，刘崧奉命到镇江征粮。由于镇江有许多的田地都是功臣所有，租赋繁重，百姓疲惫，刘崧便极力请求朝廷允许才得以批准减少租税。后调至北平任按察司副使，他在任上，极少用刑法来简易行事。他甚至招集流亡的百姓，集中起来给以合理的安置和安排。他还曾经在学宫的旁边建立文天祥祠及立碑，告诉府县不要因为受徭役的驱使而让学生们过于劳累，应该让学生们轻松学习。为了增强宛平城的实力，他曾经请求朝廷开辟地方饲养驿马，以减轻朝廷的驿费。皇帝在批准了他的奏章后对身边的侍臣说：“传言驿站里的劳逸不均很长时间了，刘崧能够说出来。管理百姓不就该这样吗？”一次，皇帝使用的谨身殿被雷电给击中了，皇帝觉得这不是好兆头，就在朝堂上让群臣来陈述政治的弊端，寻找雷击的原因。刘崧叩头后，便以修行仁德方面来回答皇帝。皇帝不悦，他不就辞职回家了。第二年三月，和前刑部尚书李敬一同被征聘。任命李敬为国子祭酒，刘崧为司业。赐给他鞍马，让他早晚都能被皇帝接见，一被召见就和他聊好长时间。但他不到十天就去世了。刘崧在疾病发作的时候，都依然勉强坐在教室里训导学生。临死时，李敬问他想说什么。刘崧说：“天子派我教导学生，刚责成我让我完成此事，我却突然要死了！”全然没有提到一句关系自身的家事。
刘崧自幼博学，天性廉洁谨慎。兄弟三人共同住在一座草屋里，共有田土五十亩。就是在得到了富贵以后，也并没有扩大家产。家里就是用了十年的一条布被，被老鼠咬坏了之后，才得以换掉。他在北平时期，带着一个童仆去，到了之后就让童仆回去了。每天办公到申时才结束，晚上往往点一盏灯读书到第二天凌晨才罢手。他善于写诗，豫章人推崇他为“西江派”的代表人物。著有诗文集《槎翁集》、《职方集》等。
李昌祺是明代的小说家。名祯，字昌祺、一字维卿，以字行世，江西庐陵，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吉安人。他在永乐二年中进士，官至广西布政使。由于他为官清厉刚正，救灾恤贫，因此官声甚好。
永乐十七年，李昌祺在谪役北京房山期间，曾经仿拟瞿佑的《剪灯新话》创作完成了《剪灯馀话》一部，借以抒写胸臆。胡广、曾棨、李时勉等人都曾为此书作过序跋。《剪灯馀话》这部书一共有4卷20篇，另附《还魂记》1篇，是董氏诵芬室的刻本。今天整理出来的版本为5卷22篇，其中收入了《还魂记》《至正妓人行》两篇，是成书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的，书前有《永乐庚子夏自叙》一篇。该书大都以婚姻爱情故事为主，取材于元末明初的历史事件，描写的多是幽冥界的灵异人物，借以表达作者“善可法，恶可戒，表节义，砺风俗”之义。其中的《长安夜行录》《鸾鸾传》《琼奴传》等篇，一方面揭露了封建权要、强暴势力以及封建礼教的罪恶，一方面又赞扬了男女青年自由的爱情，但最后总给人物加上“节义”之名。《田洙遇薛涛联句记》《江庙泥神记》是写人与鬼神相爱的故事。其它的如《青城舞剑录》，则颂扬了隐居的侠士正直豪侠的气质；《泰山御史传》通过对阴间作官者的议论，抨击官场的黑暗；而《何思明游酆都录》专写阴间地府事，以图对世人起到“惩恶扬善”之效。
曾棨在序《剪灯馀话》时说，该书“缛丽丰蔚，文采烂然”，盛赞其书故事内容丰富，情节曲折，艺术性高。如《芙蓉屏记》《秋千会记》《还魂记》等篇均被明末作家凌濛初等人改为拟话本。昌祺自己也写了序言，叙述了《剪灯余话》成书的原委。他在《余话》序中云：“矧余两涉忧患，饱食之日少，且性不好博奕，非籍楮墨吟弄，则何以豁怀抱，宣郁闷乎？”又云“若余者，则负谴无聊，姑假此以自遣，初非平居有意为之，以取讥之大雅。”由于文艺在当时是文人雅士不屑为的，昌祺亦因此颇受讥议。他死后“议祭于社，乡人以此短之。”都穆《都公谈纂》也说：“景泰间，韩都宪雍巡抚江西，以庐陵乡贤祀学宫，昌祺独以作《余话》不得入，著述可不慎欤！”李昌祺不仅才华富赡，而且学识渊博，在先仿瞿佑《剪灯新话》作《剪灯余话》后另又著诗集《运甓漫稿》7卷流传后世。
杨士奇是明朝初年的重臣、学者。江西吉安府泰和县，也就是今天的江西省泰和县澄江镇）人。
杨士奇少小丧父，出仕前曾经游学四方，直至建文帝时方才受召修撰《明太祖实录》，初授翰林院编修。明成祖即位后，升迁为太子侍讲，辅佐明仁宗，又迁礼部侍郎、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兼任兵部尚书。他先后历经五朝，任内阁辅臣四十余载，任首辅长达二十一年，与杨荣、杨溥等同心辅政，并称当世“三杨”，时人称其为“西杨”。并以“学行”见长，先后担任《明太祖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的总编纂。
罗伦是江西吉安的永丰人。明成化二年的状元，是成化年间与章懋、黄仲昭、庄昶三人一起被称为“翰林四谏”之一的著名的理学家。他虽然自幼家贫，但勤奋好学，终于在成化二年考取了进士第一，初授翰林院修撰，后因抗疏论李贤起复而落职，谪泉州市舶司提举，次年复天迁官去了南京 , 二年后，称病辞归，隐于金牛山下，埋头钻研经学并开门教授，一时，天下来此从其学者甚众。
罗伦坚持在学术上笃守宋儒，以为自己的从学之路，注重修身持己，尤其以经学为第一要务。为文则具有刚毅之气，他的诗歌磊落不凡，其著述后多被整理收入在《四库全书》之中，各类文字共计有十四卷，其中包括：策、疏、状、序、记、传、墓志、谣、文、哀辞、说、铭、祭文、书等十卷，另有《五经疏义》《周易说旨》、诗集《一峰集》及梦稿与歌四卷均被收入在内。算得上是明代时期的一代名儒。
罗钦顺，江西省泰和县上模乡上模村人。他是我国明代“气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著名的哲学家。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的进士科探花，殿试第三名。累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后辞官归里，隐居乡野专心研究理学。在明代中期，罗钦顺是可以和王阳明分庭抗礼的大学者，时称“江右大儒”。
罗钦顺对程朱理学的改造、对“气学”的创建、对佛学的批判，使他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影响与地位。《明史·儒林传》说：“钦顺潜心理学，深有得于性命理气之微旨。”
罗钦顺认为佛家与“吾儒”的最大区别在于对“性”理解不同。佛教唯识宗将"八识"中的阿赖耶识视为永恒不变的本体,而且以本体为真,以现象为妄,罗钦顺认为其错误在于割裂了本体与现象的关系。罗钦顺“早年笃信佛学，后断然舍弃，穷究性理之学。‘谓释氏之明心见性，与吾儒之尽心知性，相似而实不同’。‘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根本，‘理’是‘气’运动变化的条理秩序；‘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他不同意朱熹‘理与气是二物’的见解，但仍接受程朱理学‘理一分殊’之说，认为‘人犹物也，我犹人也，其理容有二哉？然形质既具，则其分不能不殊；分殊故各私其身，理一故皆备于我’。”
对于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心学，罗钦顺的态度是批判。对于程朱理学，罗钦顺的态度是部分扬弃，用理气为一物修正了朱熹理气二分的理气论。罗钦顺认为气有聚散，聚散之理就在其中，并不是超乎气之聚散之上另有聚散之理。对于理事关系，程朱理学的意思是“理在事上”和“理在事先”，罗钦顺则认为“理在事中”。
罗钦顺晚年潜心格物致知之学，继承、改造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格物是格天下之物，不只是格此心；穷理是穷天下事物之理，不只是穷心中之理。主张“资于外求”，达到“通彻无间”、内外合一的境界。
明中期许多学者都曾与罗钦顺通信讨论过学术问题。从《困知记》附录的记载来看，包括王阳明在内共有二十余位与钦顺有过书面交流。王阳明和罗钦顺在不少学术观点上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而王阳明的弟子欧阳德也曾在“良知”、“格物”等问题上和罗钦顺辩论过，并特著《辨整庵困知记》以反诘罗钦顺的见解。
罗钦顺著有哲学著作《困知记》四卷，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中评价罗钦顺的《困知记》“是一部直接批判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著作”。一生著有《困知记》4卷，《整庵存稿》《整庵续稿》二部计二十卷行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