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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迈远是南朝刘宋时期的诗人，从他的创作风格来说，是属于那种从元嘉体到永明体过渡的那一时期里的作家诗人。刘宋一代，虽然未能像后来的齐、梁时期那样，形成大规模的以皇室成员为中心的文学团体，但是其在向后者过渡的痕迹已经较为明显的了。宋武帝刘裕在位时，就经常诏命并亲自主持文士宴集，让大家赋诗作乐，这在《宋书》以及《南史》上，就有很多关于此类文字的记述。
由于汉代对学馆的疏于管理和几经废弛，原有的博士传授之风逐渐终止，自魏晋以后，包括文学在内的学术中心逐渐地归于家族。至南朝时，文学家大多出自世家大族，文学亦成为典型的士族文学。近代文学大师、史学家刘师培曾经在论及南朝文学时说过，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而世族之中，父子兄弟各以能文擅名。刘师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文学家的出身以及文学的这一家族性特征。
皇朝的门 阀政 治，造成了“世家”子弟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甚至生活习惯，都成为各阶层成员羡慕、模仿的对象。在世家子弟的身份构成中，除了政 治、经济、家世以外，文学修养也是其中的重要元素。新兴贵族若是要想真正地确立自己的“士族”地位，就必须在文化上得到大家的认同，而尤其是要得到那些老牌世家的承认。因此，历代的新进贵族在取得政 治地位后 他们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主动向那些老牌世家靠拢。以南朝王室为例，南朝历代皇室均起身于行伍，生于寒门，本就无关风雅才情，但是在立国之后，他们都无一例外地爱好起文墨来。宋武帝爱文，宋文帝不仅彬雅，更兼秉文之德。孝武帝则是有名的才子。及至梁朝，其流风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陈后主嗣业，雅尚文辞。宗室之中的重文现象更加普遍，宋临川王刘义庆、齐竟陵王萧子良、梁昭明太子即是其中的典型。拥有最高政 治地位的帝王宗亲，对文学的爱好和提倡反过来又加剧了社会的崇文风气，以致膏腴子弟，耻文不逮。在南朝的上流社会，文学成了身份的象征，也是贵族子弟借以自矜的主要手段。
南朝文学家们的特殊的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与政 治发生联系。首先，南朝文学家大多习惯依附于拥有实权或地位较高的人。从实际情况看，文学家依附的对象要么是帝王宗亲，要么是名门贵族。无论是帝王宗亲，还是名门贵族，在南朝这样特殊的社会环境下，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政 治权 力的中心。政 治 秩序的混乱和不同权 力中心的并存，这就导致了依附在诸王身边的文学家们，自然而然地产生各为其主的心理，故此，文人预政与涉政的事情就在所难免了。身处不同权 力中心的文人一旦措置失当，即可招致sha身之祸。最为明显的情况出现在宋齐时期。宋齐时代的政 治少有安宁，王室的内部诸王为了争夺皇位，往往纠集力量，形成各个不同的利益组织。宋代共历八帝，其中四位被灭或被废。齐代更为严重，不仅兴废无常，竟至灭尽诸王，终为同姓所替。实际上，某些宗王结识文人的确兼有明确的政zhi意图，文学兴趣倒是在其次的。
以庐陵王刘义真为例。刘义真因为不满其父刘裕废晋自立而倍遭冷落。翻阅《宋书》，便可见刘义真与陈郡谢灵运、琅邪颜延之、慧琳道人等交情颇深，自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结果却导致谢灵运被宋文帝诏于广州弃市。被卷入纷争中心而殒命的著名文人尚有范晔、吴迈远、鲍照等人。范晔因为拥立彭城王义康，谋诛文帝，事情败露后反被诛灭，吴迈远因为替谋反的桂阳王刘休范草拟书檄，事败后亦遭灭族之祸，鲍照先是以奇言见赏于临川王刘义庆，后为临海王刘子顼前军参军。刘子顼因不受明帝之命而被赐死，照亦为乱军所灭。
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团体无疑当属围绕在竟陵王萧子良身边的西邸文学团体。相比而言，西邸团体的文学色彩要比其他的文学团体明显要浓厚得多，但其很多成员依然保持了与政 治的密切联系。如“竟陵八友”之一的王融，因为试图拥立竟陵王而导致灭身之祸，谢眺则由于被卷入谋反事件惨遭屠戮。相对而言，另两位重要人物沈约和范云似乎算是成功者。沈约“齐初为文惠太子记室，明帝即位，征为五兵上述，迁国子祭酒”，范云“初与齐竞陵王萧子良善，屡随府迁”，而这两位深受齐主恩遇的知名文士却成了后来劝进梁王及“殊礼”的关键人物。同时参与劝进的还有被钟嵘评为“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的著名文人丘迟。由此可见，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文人一旦依附于皇室宗亲就很容易被卷入政 治斗争的漩涡之中。
其次，南朝时期，门阀士族与皇室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南朝历代皇族均出自寒门，这些寒族出身的皇室在政zhi上无一例外地都采取了或明或暗的手段，压制传统的门阀士族，使得这些老牌士族的政 治权 力越来越衰弱。起初，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些受打击的士族成员还试图利用皇族内部的矛盾进行反抗，而到了后来，一代又一代寒族皇权的出现以及接踵而至的打击迫使这种反抗逐渐下降成为一种本能的自我保全。
吴迈远就曾被宋明帝刘彧召见，但未获赏识。宋末，桂阳王刘休范背叛朝廷。他曾为休范起草檄文，于宋元徽二年，坐桂阳之乱被诛。吴迈远的代表作有《长相思》《长别离》《游庐山观道士石室》等作品遗世。
胡谐之，豫章南昌人。祖父胡廉之，治书侍御史。父亲胡翼之，州辟不就。谐之初辟州从事主簿，临贺王国常侍，抚军行参军，晋熙王安西中兵参军，南梁郡大守。以器局见称。徙邵陵王南中郎中兵。领汝南大守，不拜。除左军将军，不拜。
世祖守湓城，使谐之守寻浔阳城，是为江州，复以谐之为别驾，委以事任。文惠大子镇襄阳，世祖以谐之心腹，出为北中郎征虏司马，爵关内侯。在镇毗赞，甚有心力。建元二年，还为骁骑将军，转黄门郎，领羽林监。永明元年，转守卫尉。越明年，加给事中。三年，迁散骑常侍，太子右率。
胡谐之风形瑰润，尤其善于独处，兼以旧恩见遇，不忘故交旧友，因而朝中之士多愿意与他交游。曾经发生在他身上的两个小故事，就足以说明他的为人有雅趣，但是，有时候他却也是锱铢必较的一个人。
我先来说一个傒音不正的故事。其时，皇帝经常笑说胡谐之的傒音不正，是指胡谐之说话的方言不好听。而傒音不正，则是指豫章、江州一带很难让人听得懂的方言。有一次，皇帝准备给胡谐之一个特别的礼遇，那就是赏给胡家一个与当朝贵族联姻的机会，但是，他又怕胡谐之的家人语音不正，说话不清爽，难以相互沟通，于是，皇帝就从皇宫内派出了四五人前往胡谐之家里，教胡谐之的子女们说话。时间过去了二年，皇帝问胡谐之，卿的家人语音已教正否？胡谐之答道，宫中来的人太少了，而臣家里的人又太多了，非但没能学到正音，还把宫里来的人都带的跟着我们说傒语了。皇帝听闻之下，甚觉有趣，便哈哈大笑起来，还每每在朝堂之上向朝臣说起此事来，总是乐不可支的样子。
还有一个“索求佳马”的故事，也是发生在胡谐之的身上。胡谐之既然身居要职，自然就要为朝廷多贮备一些战略物资，于是，胡谐之就派使者到梁州刺史范柏年那里去要好马。范柏年心里患得患失，不知如何是好，便跟使者说，马非狗子，那可得为应无极之求。使者觉得范柏年的人情很薄，便衔恨而归，回来后跟胡谐之说，柏年说，胡谐之是何傒狗，无厌之求。谐之听后，切齿致忿，觉得范柏年太看不起他了。当时，正赶上朝廷派王玄邈接替范柏年的梁州刺史一职，而范柏年向朝廷称病在身，迁延着时日不肯离开。胡谐之便借机在皇帝跟前告状说，范柏年自恃梁地四周山川险固，聚众在那里想擅权一州。等到范柏年离职回到京师了，皇帝本不想再追究范柏年的事了，胡谐之便又跑到皇帝跟前说道，像范柏年这样野兽般的人能随便放到上山去吗？胡谐之的意思是，你范柏年不是骂我傒狗吗，我就要在你身上还回去，说你范柏年就是一只野兽。皇帝当然知道他们两个人之间这是在相互挖苦对方，也就懒得去体会他们两个了。
胡谐之死后，南朝的文坛领袖沈约先生，曾经写过一首《怀旧·伤胡谐之》的诗歌，“豫州怀风范，绰然标雅度。处约志不渝，接广情无忤。颉颃事刀笔，纷纶递朱素。美志同山阿，浮年迫朝露。”
沈约，作为南朝时期的文坛领袖，他能够对胡谐之作出如此的评价，足以看出胡谐之堪当南朝一代人文的风范了。
黄法氍出身于名门望族，自幼机智勇敢，成年后熟习兵法。梁太清二年八月，侯景反梁于寿春，亦即是今天的安徽寿县，纵兵骚扰百姓。黄法氍便召集乡众自行建立武装起来进行防守和抵抗。有一次，太守贺翊去江州时，特地任命黄法氍为监知军事驻守新淦，也就是今天的江西省樟树市。次年六月，梁将陈霸先率兵由广东北上援助建业，途经大庚岭时，高州刺史李迁仕派主帅杜平虏与陈霸先前军周文育在赣江边对峙百余日，驻在新淦的黄法氍派兵支援周文育。陈军于大宝二年二月，擒斩李迁仕，继续向江州进军。这时，侯景趁机派于庆进驻豫章，于庆分兵袭击新淦，黄法氍抗击失败。陈霸先即遣周文育进军攻打于庆，周文育担心于庆兵强，未敢冒进，黄法氍率兵与周文育会合，攻克笙屯，俘获甚众。
承圣元年，黄法氍被授为超猛将军、交州刺史衔，亦即是今天的越南河内刺史，领新淦县令，封巴山县子爵。承圣三年封明威将军、游骑将军，进爵为侯。太平元年十一月，梁景帝将江州所辖之临川郡、安成郡、豫宁郡、巴山郡划置为高州，黄法氍为高州刺史，都督高州诸军事，镇于巴山。
陈永定二年，原湘州刺史王琳倚仗北齐援助，遣李孝钦、樊猛、余孝顷攻周迪，并欲谋取黄法氍。黄法氍率兵与周敷等会合救援周迪，出战大胜，生擒李孝顷等三将，进封宣毅将军。次年五月，豫章太守熊昙朗灭都督周文育，举兵反陈，以应王琳，并据新淦县。王琳东下，陈文帝征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黄法氍欲沿江应赴，熊昙朗据城抗阻。天嘉元年三月，黄法氍与周迪筑城围攻，讨平熊叛军。被封为安南将军。
天嘉二年，周迪反陈。次年黄法氍率兵会都督吴明辙共讨周迪。黄法氍功居多，被封为镇南大将军、江州刺史，都督江、吴二州军事。天嘉六年升为中卫大将军。天康元年四月封公爵，次年提升为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光大二年，徙为镇西将军、郢州刺史，都督郢、巴、武三州军事。
太建元年，进号征西大将军。四年，为南豫州刺史、使持节、散骑常侍、征南大将军，都督南豫州军事。五年，陈大举伐齐，都督黄法氍攻打历阳，尽歼守敌，并乘胜进军合肥，敌人望风而降。其部军纪严明，军士无掳掠，军民得安抚，俘虏遣返北方。因功又加升为侍中，封为义阳郡公，授征西将军、合州刺史，都督合、霍二州军事。太建七年，任豫州刺史，坐镇寿阳，都督豫、建、光、朔、合、北徐六州军事。太建八年十月，病逝于任所。
后世的史臣是这样来评价黄法氍的：氍淳于量，值梁末丧乱，刘项未分，其有辩明暗见是非者盖鲜，二公达向背之理，位至鼎司，亦其智也。昭达与世祖乡壤惟旧，义等邓、萧，世祖纂历，委任隆重，至于战胜攻取，累平寇难，斯亦良臣良将，一代之吴、耿矣。
北宋文豪秦观曾经给黄法氍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存心抚字 著誉循良。其哺民也如卵，其视民心如伤。声名封於治郡，天子宠其裹章 伟居刺史谦誉而光，世事其报，祚胤云章。
由此可见，在南北朝的那一时期里，雷次宗、胡藩、邓琬、胡谐之、黄法氍、吴迈远等人，构成了鄱阳湖地域文化的一道亮丽的人文风景线，而吴迈远的文学作品《长相思》与《长别离》中，那“何事空盘桓，白日下争晖”的无限情趣与无畏的情操，则韵留千古，光照万代，首次唱出了鄱阳湖人豪放不羁，超然于自我的洒脱胸襟和无私文学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