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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路从鄱阳湖流域的人文历史深处走了出来，先是由伟岸秦汉而至缤纷三国，再经由铿锵两晋渡过纷争的南北朝，待到穿越过雄峻的隋唐漫步游过此起彼落的五代十国之后，不经意间就走进了两宋的都市繁华，看到了“元贞亨利”大元一统的万千气象，尔后，便乘舟登船，跟随大明王朱元璋一起舟行在鄱阳湖上，几番征战，扫平了南汉王陈友谅，硬生生在鄱阳湖上耸立起一座叫做大明的朝堂，在经历了几百年的风侵雨蚀、江湖飘摇之后，终于又缓缓地摇进了清廷，从清廷出来之后，晃晃悠悠地走到了近代。
纵观鄱阳湖流域的近代地域文学史，真的可以这么说，值得我们关注的人文历史中的人物并不多，依笔者的愚见，恐怕只有赣西北幕埠山脉深处的修水人陈衡恪，陈寅恪俩兄弟在人文历史及文学艺术研究上的成果是值得人们所称道的，开现代苏区文学“革命文学”之先河的方志敏同志的爱国诗文在光照千秋。
陈衡恪，又名陈师曾，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我国近代著名的美术家、艺术教育家。其出身在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末著名的诗人，桐城派的代表人物陈三立，有兄弟五人分别是陈衡恪、陈寅恪、陈隆恪、陈方恪、陈登恪。
陈师曾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1909年回国，先是任江西教育司长。从1911年2月至1913年4月，受南通张謇之邀，至通州师范学校任教，专授博物课程。1913年赴长沙第一师范任课，后至北京任编审员之职。先后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教授。
陈师曾善诗文、书法，尤长于绘画、篆刻。其山水画在承袭明代沈周、清代石涛技法的基础之上，注重师法造化，从自然景观中汲取创作灵感；写意花鸟画近学吴昌硕，远宗明代的徐渭、陈淳等大写意笔法,画风雄厚爽健，富有情趣；人物画以意笔勾描，注重神韵，带有速写和漫画的纪实性。其著作有《陈师曾先生遗墨》《陈师曾先生遗诗》《中国绘画史》《中国美术小史》《中国文人画之研究》《染仓室印集》等。
戊戌变法失败后，由于陈宝箴、陈三立被革职。陈三立便携家定居南京。其时，陈师曾考取了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后转至上海法国教会学校学习外语。1902年，与二弟寅恪一同赴日本留学，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后入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博物学。1910年归国，先就职于江西省教育厅任司长，不久又转赴江苏南通师范学校任教，其间师从吴昌硕学画。1912年翻译出版译著《欧西画界最近之状况》一书。1913年应聘于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同年秋赴北京任教育部编审，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博物教员。1916年转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手工图画专修科国画教员。1917年，42岁的陈师曾结识了著名画家齐白石先生，在齐白石的指导下，他的绘画技艺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于1918年应聘为北大画法研究会中国画导师。1919年在北京的多所美术专门学校任国画教授。他在45岁那年与周肇祥等发起“中国画学研究会”，并先后在《绘画杂志》发表《清代山水画之派别》《清代花卉画之派别》《中国人物画之变迁》等文，同年，《陈朽画册》一书出版。1921年发表《文人画之价值》，《中国文人画之研究》出版。翌年，应日本画家之邀赴日参加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1923年9月为奔母丧回南京，不幸于17日病逝于南京。
陈寅恪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平生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1900年，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开一代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在如此的家学渊源之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外，眼界扩大到东西洋，在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于上海复旦公学。1910年自费出国留学，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于1914年回国。
1918年冬，他在得到江西官费资助的情况下，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教授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留学期间，他不仅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最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民国十四年，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为导师，并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1929年，他在撰写纪念王国维的铭文中，首度提出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陈寅恪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时，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了研究并加以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时，他在课时堂上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盛名之下人称学者本色。
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这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那一年，他离开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乘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后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被逼暂居在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被他坚决拒绝。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但由于此前在国内进行过一次不成功的手术，再经英医诊治开刀，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后因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并继续担任中山大学教授。
1962年，陈寅恪右腿跌骨折，胡乔木同志曾经前去看望他，并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亲。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柳如是别传》文稿，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由于陈寅恪长期致力于史学研究工作，他的研究范围甚广，因此、他对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宗教史中的佛教史以及西域的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陈寅恪治学的主旨是“在史中求识”。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中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研究中古史的著述影响最大。他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开拓者，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并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在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过程中，他不仅在许多方面都有开拓创建，而且还有许多方法、结论至今仍发人深思，给人启迪。他从等级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四大突出特点进行分析，使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推向了深入。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关于民族与文化的历史考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他反复强调种族与文化问题是研究中古史最重要的关键。在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关系上，他提出“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的论点。这对研究中华民族融合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隋唐两朝一共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中世纪的极盛时代，居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但是史家对这一时期历史的许多重要问题研究得不够深入，特别是对其文物制度渊源流变的研究，缺少符合历史事实的论著。陈寅恪有鉴于此，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应用大量得的资料，系统地论述了从汉魏到隋唐文物制度的渊源和演变，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不仅如此，陈寅恪还从“古文运动”，“新乐府”、“行卷”等三方面着手研究唐代文学。他把“古文运动”与民族意识，文化交互关系结合起来研究，提出了研究唐代文学新见解。在《论韩愈》一文中，他指出古文运动的中心是恢复古代儒家思想的地位，韩愈等人是走在古文运动中最前面的人。他认为“新乐府”是我国文学逐步趋向下层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价值与影响比陈子昂李白更为高远，他的这种见解超越了前人。
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采用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的集团兴衰和分化，解释唐代近三百年间统治阶级的升降，论证充分，后来学者多所称道。此外，他在书中，还精细入微地考察了隋唐时期的主要制度，如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诸制，发其源而究其变，提出关于“关陇集团”的概念，为后学提供了一个宏观地把握西魏、北周、隋代至初唐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关键，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陈寅恪所著80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为明清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价值的成果。他详细考证了柳如是，精辟地诠释了钱、柳诗文。他颂扬柳如是，赞同钱谦益的观点，使人耳目一新。他为钱、柳诗文进行笺证，反映明清之际的政治、社会状况，是以诗文论证一代史事的典范。
《柳如是别传》不仅是陈寅恪检验自己毕生学术水平的一次综合实践，同时也是陈寅恪一生治史思想的结晶。
陈寅恪的著作，多属考证性文字，但他的考据方法，已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考据。他以考据为手段，在考证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还注意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陈寅恪在继承乾嘉学者实事求是、精密严谨的考据之学时，也吸收了宋代学者追求义理的作风，注重探求历史的规律。在西方历史语言考证学派的影响下，他十分重视对语言工具的学习，并掌握了十几门外语。他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语言工具，对中外文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在西方文化史学的影响下，他在历史研究中引入文化史学观点，从民族与文化两个角度来进行研究，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陈寅恪对考据方法加以创新，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新考据方法。其考据方法的特点即“诗史互证”与比较的方法。
比较的方法体现在他利用自己掌握的语言工具，进行中外文资料的比较研究，发现了许多前人未发现的问题，并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他利用这种方法在蒙古史研究中获得了许多成果；他还利用对音方法考证出史书中的一些地名，以及书籍在辗转翻译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错误。与王国维一样，陈寅恪也注重地上实物与地下实物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利用敦煌出土资料释证文献记载，并有许多发现。
陈寅恪的新考据学方法，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献研究方法，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具有重大意义。陈寅恪与王国维、陈垣等形成了中国史学史上具有代表意义的“新考据学派”，其研究的范围涉及到了中古史、宗教史、蒙古史、敦煌学等方面，并取得了不少开创性的成果。
另外，他还在蒙史、敦煌学、藏学、突厥学、宗教学、语言学等方面有着杰出的贡献。陈寅恪不仅精通梵文和多种西域古代的语言，还通晓包括英、法、德、俄、西班牙、日、蒙、阿拉伯、梵、巴利、突厥、波斯、匈牙利、满、藏、希伯来、拉丁、希腊、回鹘、吐火罗、西夏、朝鲜、印地、暹罗等20余种语言。从我们考察其游学经历来看，他应该是掌握了日语、德语、英语等语种。
陈寅恪不仅是大史学家，他在旧体诗的成就亦称得上是一位卓然大家。他既佩服陶渊明与杜甫，但也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却不认为他们的诗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他故最推崇白居易的诗，在他《论再生缘》中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他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文集》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陈寅恪自1926年留学回国后，就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是当时清华“四大导师”之一。之后，成为清华大学唯一的中文系“合聘教授”，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向他请教，而且一定能得到他满意的答复。大家称他为“活字典”、“活辞书”。他讲课时，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的听课者；其他如朱自清等水准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哲学专家冯友兰，当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文学院长，可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先生总是恭敬地陪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他讲授的课程主要有《佛经翻译文学》《梵文文法》《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唐诗证史》等。
陈寅恪对学生的爱护无微不至，对学生生活乃到毕业后就业问题，也非常关心。他认为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方法。做论文，要求新资料、新见解。他从不要求学生用死记方法，而是鼓励思考，他更反对“填鸭式”的教育方式。“桃李满天下”，对陈寅恪来说，当之无愧。他为国家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其中不乏如季羡林、蒋天枢等大师。
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国学大师吴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著名史学家严耕望：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中国古代文学专家，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蒋天枢：天桑下三宿，佛徒所戒，此固人人知之，而宓读襄楷传乃知楷之言天象实指人事，盖当时滥刑多杀，士气郁湮，故致天变，襄楷等非方士，乃直谏之忠臣耳。要须久久诵读方可尽寅恪诗中之意。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
中国近代史学家汪荣祖（《陈寅恪传》）：陈寅恪在现代中国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国外影响也很深远。陈氏的著作，一如乾嘉诸老的著作，大都是属于考证、疏证、笺证、考释之类，而不是有系统的史述。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史学家卞僧慧：世人每称先生为一代宗师，诚当之无愧。正当中国之大变局、世界之大变局，政历四代，游学东西洋十余年，博文卓识，终生献身学术。性极敏感，思富联想，而又痌瘝在抱，常怀千岁之忧。诚旷世之大师，不世出之人杰。直可谓千种矛盾、万种情思，胥可于先生一身见之。先生如精琢多面体之金刚石，一有光源即灿烂夺目。从先生可以见世界万象，从世界万象亦可以见先生。先生人虽没，但其思想、学说之影响却从未停止。
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纪宝成：毫无疑问，陈寅恪先生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令人高山仰止，不胜敬慕！他不仅是江西的骄傲，也是中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界的骄傲。
陈寅恪平生著有《陈寅恪集》《读书札记一集》《读书札记二集》《读书札记三集》《书信集》《诗集》《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以及手稿《讲义及杂稿》《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唐代政治史略稿》等著作遗世。
方志敏是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江西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他历任过县委书记、特委书记、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红十军政委、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主席团委员，党中央委员。
1934年，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团合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由方志敏担任总司令。1月27日不幸被俘人狱，但他在狱中坚贞不屈，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著名的文学作品，开创了现代苏区文学的“革命文学”之先河。
方志敏8岁入私塾读书，12岁便辍学回家务农，17岁那年在乡亲们的帮助下进入县立高等小学读书，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并在校组织进步团体“九区青年社”。
1919年夏，与邵式平等发动组织弋阳县立高等小学学生开展反帝爱国斗争。同年秋考入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预科班就读，1920年升入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应用机械科学习。并成为学校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在校期间，他曾经给《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的邵力子写信，对该刊发表的一篇题为《捉贼》的小说，谈了自己的看法，从而受到邵力子的赏识，随后，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他的处女作散文诗《哭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