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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两宋的文化及文学的制高点来反观鄱阳湖地域文化及其地域文学的发展及壮大过程，我们可以看见她在很多方面，是以不同的地方文化群体及文学团体的方式走到历史文化的中心舞台上来的，但其中，也有一部分人是以家族集群式的文化及文学团体的方式来亮相登场的，当然，更多的人还是以文化及文学个体的身份加入到这个阵营中来的。
自两宋以来，尽管鄱阳湖上的文学个体多得数也数不过来，但是我们不难发见在鄱阳湖流域众多的文学群体中，家族式的文艺团体是尤为引人注目的，例如：临川的晏家父子，抚州的王氏兄弟及父子，抚州的陆氏兄弟，赣州的“虔州五曾”，鄱阳的洪氏父子、都昌的冯氏五杰……他们相互组成的大小不等的文学阵营，的确不愧是成就了鄱阳湖上一道靓丽的人文风景线。
纵观两宋以来，整个泛鄱阳湖流域的文人学者们，他们在大体上，都是通过科举作为进身之阶，而步入到仕途上的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两朝大约一共考取了5861名进士，其中，进入两宋的政治文化中心的代表人物，就先后有晏殊、欧阳修、周必大、王安石、夏竦、江万里、文天祥等人，而进入到科技医药、天文地理、文化及文学艺术中心的人才则就更多了，他们是以张潜、晏几道、曾巩、朱熹、陆九渊、姜夔、黄庭坚、杨万里、洪迈、杨松筠、曾民瞻、陈自明、曾安止、李觏、陈景元……等人。
自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以来，在整个两宋期间，鄱阳湖流域的文化兴盛当是从晏殊、欧阳修两个人身上开始。以晏殊、欧阳修为代表的前期小令，是北宋词坛的星星之火和报春的花朵。清代的文学评论家冯熙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说，“宋初大臣之为词者……或是一时兴到之作，未为专诣。独文忠公与元献，学之既至，为之亦勤，翔双鹄于交衢，驭二龙于天路。且文中家庐陵而元献家临川，词家遂有西江一派。”在词坛长达了数十年的沉寂之后，晏元献先生挺身而出，挺身站在了鄱阳湖的风口浪尖上，他上继唐末与及五代词坛之馨烈，下启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之雅韵，成功地将两宋之初的“北宋倚声家初祖”的美誉，美美地揽入到了自己的怀中。
但晏殊的贡献，还决不仅仅只是停留在此处的。放眼整个鄱阳湖流域，文化教育在两宋时期的勃兴与发展，进入到一种全盛兴旺局面，导致全国的各类人才在江南地区的不断涌现，这都与元献先生在文化教育及其文学创作上，做出的积极引导与自身坚持不懈的创作有关，这才造成了一种江南富甲于天下，而鄱阳湖流域又冠带江南的这一盛况，站在这个角度上来说。晏元献的的确确是其中的关键人物，是发挥了决定性的重要作用的。
在两宋时期，鄱阳湖流域的文艺家们大多是以群体的方式崛地而起的。他们或是一地人才并肩继踵，泉涌而出，形成一股文艺的潮流，或是一门父子及兄弟并美竞秀，花开富贵，形成一个家族的阵营，在文学及艺术的领域里大显身手，各显神通。
首先，于散文创作方面的成就来说，在唐宋八大家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洵、苏辙、曾巩这八个人中，两宋就占了六家，而在两宋的六个人当中，来自鄱阳湖上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人就占了其中的半壁江山。
其次，从两宋时期词坛方面的创作成就来论，北宋词坛的“四大开祖”是晏殊、欧阳修、晏几道、张先，从他们在词坛的占位来看，他们四家中，来自鄱阳湖流域的就有晏殊、欧阳修、晏几道在“四大开祖”中占有其三，另外，词坛的豪放、格律二派，均是在鄱阳湖流域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拔地而崛起来的，并且从词坛的创新方面来论，豪放、格律二派都是词坛的开路先锋。
其三、在两宋时期的书法领域来看，先是由蔡京、苏轼、米芾、黄庭坚并列为书法上的四大家，后来，由于蔡京被后世之人将其归入到了权奸之列，因而被世人所唾弃，故在两宋的后期，书法四大家则是由苏轼、米芾、黄庭坚、蔡襄四人来并列的，但是，我们不难看出这四人中，黄庭坚就是来自于鄱阳湖上的。在书法界的宋四家中，也只有黄庭坚是这样一位兼擅正书、行书、草书，三者合而为一的多面手，他在宋四家中，独占其一。
其四，从两宋时期诗坛的发展来论，诗人们或是如欧阳修、王安石一般，成为了开一代新风者，竞相登场；或是如文天祥一般，成为了一朝之压轴诗人；又或是如黄庭坚的“江西诗派”以及杨万里的“诚斋体诗派”一般，大胆且勇敢地站出来，撑起一片只属于自己的天空，在诗坛上开宗立派，各立门户。
其五，在两宋期间的诗歌评论方面来说，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则是有独到的，首创之功的。它产生的作用还并不仅仅只是表现在对诗歌的评论中，他还带动了整个文艺评论风潮的产生及发展与壮大起来，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积极的历史意义。
其六，在两宋时期的传奇文学创作方面，乐史的功绩是谁也抹煞不了的，他自觉地承继了唐代的传奇余绪，并将之无限地发扬光大出来，为鄱阳湖流域的传奇文学创作和繁荣，做出了极有意义的较大贡献。
其七，在两宋时期的笔记类文学的创作方面来说，鄱阳湖流域在这方面的文学成果是尤为突出的，笔记类文学创作的成果，卷轶浩繁，汇为巨轶，包罗宏富。例如，在笔记类作品中的《夷坚志》《容斋随笔》《鹤林玉露》《能改斋漫录》，都是笔记类文学作品中的拔萃之作，被后世引用的频率比较高，是中华文化宝库中难得的文学瑰宝。
最后，如果我们按照以往传统的文化史观以及传统的文化习惯来看待鄱阳湖流域的文化及文学的现象，把史学、哲学都算在散文创作领域里的话，那么，鄱阳湖流域的文学成就就更加地蔚为壮观、成就斐然了。朱熹和陆九渊这两位理学的大师，他们使用大量的口语讲经传道，并将他们的讲话汇编为成《语录》，这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是开启了文人的白话文之先声、先河，他们早在一千多年前，就为后世开展的白话文创作起到了积极的表率作用。
总的来说，在两宋时期的鄱阳湖流域，点亮鄱阳湖文学这星星之火并使之成为燃烧着的火炬的，是晏殊，晏元献这个人，而接过并高举起这个火炬的人是欧阳修，他在高举着火炬奔跑之后，又将火炬传薪给了他的后来人，并且，他在文学的造诣上，并不单单是在文学理论领域开启了一代新变的风气，而且，他也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奠定了两宋诗文运动胜利的基石，让鄱阳湖地域文学这朵文学百花园里的奇葩，在文学的王国里大放异彩，光华四射。
因此，我们不妨可以这么说，在两宋时期里的鄱阳湖流域，鄱阳湖文学她已经健康成长、发展和成熟起来了，她以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地域文学的形式，走到了文化发展的舞台上来了。由此，我们可以想到，两宋时期的鄱阳湖流域，在这块红壤沃土之上，他是一个盛产文学流派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是盛产文学流派的温床。如果大家不信的话，这可以从鄱阳湖流域吹起来的 “山水诗派”、“田园诗风”，走出来的“西江词派”、“江西诗派”、“诚斋体诗歌”等不同的文学流派中完全读得出来的。
在广袤而又丰厚的鄱阳湖流域，文化的底蕴丰富、文学的资源丰盈，她是一块文学派别林立的肥沃土壤。这从根本上来说，就不像今天的某些人在那里叫嚷的那样，说什么要创造鄱阳湖文学流派，这岂不是贻笑大方吗？因为长期以来，在我们鄱阳湖流域，从来就不需要人们去创造什么所谓的“鄱阳湖文学流派”，那只不过是一些人的笑谈而已。但是，反观当下的鄱阳湖地域文学，到还真得需要我们现当代的文学工作者们，去勇敢地接过前人手中的文学火炬，高高地举起手中的鄱阳湖地域文学这面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学旗帜，发扬并继承鄱阳湖地域文学的优良传统，将其坚决地进行到底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