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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庐陵文化及文学的阵营隐入幕后的时候，接着登场表演的便是与他紧邻的抚州文化及文学的方阵。从抚州这块肥沃、灵性的土地上，走来了以王安石、晏殊、王安国、晏几道、王雱、陈自明、谢逸、俞国宝组成的临川文学团队，以曾巩、曾布、赵长卿、王文卿组成的南丰文学团队，以陆九渊、陆九龄、傅子云组成的金溪文学团队，以资溪的李觏，崇仁的吴曾、欧阳澈，南城的陈彭年、陈景元组成的文学团队。他们各展所长，活跃在两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文学的舞台上，将鄱阳湖人的绝世风采尽情地抒发了出来。
王安石，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是北宋时期我国著ming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宋真宗天禧五年，也就是公元1021年，王安石出生在临川的一户官宦人家。他的父亲王益就是当时的抚州临川军判官。王安石自幼十分聪颖，尤其酷爱读书，常常能够做到过目不忘，下笔成文章。及稍长后，他便跟随父亲宦游的脚步流落在各个不同的地方，让他有机会深切地接触到了社会的现实，真切地体验到了民生的疾苦。因此，奠定了他在以后所著的文章中，都立论较为高深、奇丽，在他的旁征博引之下，大有一展移风易俗之志。
宋仁宗景佑四年，王安石随父亲进京，以文结识了京中的乡党曾巩，并结成了好友，曾巩因此便向老师欧阳修推荐王安石的文章，得到了欧阳修的大加赞赏。宋仁宗庆历二年，也就是公元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说起那次殿试，第一名的状元及第，本来就应该是王安石的。那次的殿试结束后，主考官晏殊把前几名的卷子呈给宋仁宗审阅时，考官当时拟定的名次为第一名王安石，第二王珪，第三名韩绛，第四名杨寘。但宋仁宗看到王安石的卷子中有一句"孺子其朋"的话，心里就很不高兴，顺手就要把王安石的名次与第二名的调换，令仁宗皇帝没想到的是，那排在第二、第三名的是王珪、韩绛，而且他们俩当时已经有官职在身，根据宋朝的科举制度规定，有官身者参加科举考试不得录为状元，于是，皇帝就将排名第四的杨寘提到了第一名，而王安石则变成了第四名，王安石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失去了眼看就要到手的状元头衔。
王安石进士及第后，被授淮南节度判官。任满后，他主动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机会，出任鄞县知县。在鄞县任上四年，王安石大力兴修水利、扩办学校，政绩初显。
皇祐三年，王安石改任舒州通判。由于他勤政爱民，治下的政绩斐然。宰相文彦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纪守道为由，极力向宋仁宗举荐他，请求朝廷褒奖以激励风俗，担王安石以不想激起越级提拔之风为由拒绝了文彦博的好意。后来，欧阳修又举荐他为谏官，王安石再次以祖母年高为由推辞不就。最后，欧阳修又以王安石需要用俸禄来养家糊口为理由，任命王安石为群牧判官。不久之后，王安石便出任常州知州。也正是在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期间，他才得有机会与周敦颐相知相近，使得自己的名声日益隆大、响亮。
嘉佑三年，即公元的1058年，调任王安石为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便进京述职，他在述职期间，向皇帝上奏了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王安石在这次的奏疏中，他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指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是，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他认为症结的根源在于为政者不懂得法度，因此，他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效法古圣先贤之道、改革制度，进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设想，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
王安石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面。他假借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安乐，不求改革创而导至覆灭的事实为依据，以求实现对法度的变革目的，但宋仁宗并未接受他的建议，采纳他一系列的变法主张。
此后，虽然朝廷曾经多次委任王安石担任馆阁之职，但他均一概固辞不就。当时的士大夫们都认为从此便王安石无意于功名，不求仕途的闻达，心中甚是担心从此跟王安石再也无缘相识，会留下终生的遗憾。尽管后来朝廷又屡次想委王安石以重任，但都担心王安石不愿出仕，而使朝廷丢了颜面。后来朝廷任命王安石与人同修《起居注》，王安石在多次的辞谢不过之下方才接受了这项任务和官职。不久之后，王安石去集贤院任职，知制诰，审查京城刑狱案件，朝中士大夫都引为盛事。
王安石在京任职期间，朝廷规定舍人院不得申请删改诏书文字，王安石认为立法不该如此，据理力争之下，得罪了众多的王公大臣，再次遭到了排挤。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王安石的母亲病逝，他遂借此机会辞官回江宁守母丧，离开了京城这是非之地。
宋英宗继位之后，便屡次征召王安石赴京任职，王安石均以服母丧以及自己身体有恙为由，拒绝入朝出仕。
等到治平四年，也就是公元的1067年，宋神宗上位以后，因宋神宗久慕王安石之名，对他甚是欣赏，遂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旋即又诏令他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从此王安石深得宋神宗皇帝的器重。
熙宁元年得四月，宋神宗为了摆脱大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特地召见王安石。王安石向宋神宗提出了“治国之道，首先要确定革新方法”的举措，从旁向皇帝说明效法尧舜，简明法制的重要性。宋神宗很是认同王安石提出的相关主张，要求王安石尽心辅佐他来共同完成这一任务。王安石随后就上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一本，详细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指出当下危机四伏的各种社会问题，期望皇帝能在政治上有所建树。
熙宁二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得到了宋神宗的赞同。为了指导变法的实施，朝廷特地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和陈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吕惠卿承担条例司的日常事务，派遣提举官四十多人，颁行新法。
熙宁三年，王安石改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创新改革运动。其时，所推行的新法在财政方面来说，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
熙宁四年，接着颁布改革科举制度的法令，废除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同年秋，实行太学三舍法制度。变法之初，王安石对神宗提出“奸佞之论”，建议宋神宗要辨别小人并加以适当的惩处。待新法颁布之后，王安石擢拔吕惠卿、章惇、蔡确等多人参与到变法的指导和实施的工作中来。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然而，他的变法措施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触动了保守派的神经，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新的法令颁行还不到一年，围绕着变法，拥护与反对的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及斗争。
御史中丞吕诲控诉王安石变法十大过失，被神宗贬为地方官，王安石举荐吕公著代替其职。韩琦上疏规劝神宗停止青苗法，在反对派的巨大压力下，神宗打算同意，执政曾公亮、陈升之等乘机附和，王安石虽多方辩驳，神宗仍然认为应听取各方面的建议。随后，王安石称病在家，继而请求辞官归隐。韩绛等规劝他，神宗也挽留王安石，王安石遂陈数朝廷内外诸官互相依附勾结的情况，进言神宗要不畏流俗，心怀天下，他便因此在朝堂之上得罪了更多的人。
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等人，都因为与王安石的意见不合，相继离开了朝廷，步出了朝堂。王安石很快地就担任提升秀州推官的李定担任御史一职。知制诰宋敏求、吕大临，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等人，一起上奏弹劾李定违背孝道，不宜担任御史一职，遂尽皆被罢出了朝廷。其后，吕惠卿因父亲去世回家守制，离开了朝廷，王安石就对曾布委以重任，也对他非常信任。
熙宁三年，司马光三次写信给王安石，逐一指出实施新法的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回信给司马光，对他的指责逐一地进行批驳和反击，并在信中批评士大夫阶层的因循守旧，顽固不化，严正表明自己坚持变法的决心。随后，宋神宗欲起用司马光担任枢密副使，司马光见机会来了，便趁机向神宗提议废止新法，见神宗没答应他，司马光遂辞职离京去了。
熙宁四年，开封百姓为逃避保甲捆绑，出现了自断手腕的现象，知府韩维把这件事报告朝廷之后，王安石认为施行新政，士大夫们尚且争议纷纷，百姓更容易受到不明事理之人的蛊惑。而此时，神宗则认为应该听取来自百姓之的声音。自此，宋神宗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了嫌隙。
熙宁七年春，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群臣向皇帝诉说免行钱之害，宋神宗听了之后是满面愁容，心里便有了欲罢除新法的打算。王安石认为这天灾，即便在尧舜的时代，也是无法可以避免的，只要派人去治理就可。自熙宁六年七月到熙宁七年三月，天下大旱9个月，郑侠绘制了一幅流民旱灾困苦图献给神宗皇帝，并上疏论新法的过失，力谏罢王安石的宰相一职。
同年四月，慈圣和宣仁两位太后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这就让宋神宗自己也对变法也产生了较大的怀疑，因而也就接着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让他改任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从礼部侍郎超九转而为吏部尚书。
王安石罢相后，着力奏请皇帝让吕惠卿任参知政事，又要求召韩绛代替自己，因为他们二人都坚持自己制定的成法，值得信任。但是，吕惠卿在掌握大权后，担心王安石之后还会回朝，便借办理郑侠案件的机会来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以起到能够阻止王安石回朝的作用，还特地重起李士宁案来倾覆王安石的基础。韩绛觉察到了吕惠卿的用意之后，便秘密奏请神宗皇帝紧急召回王安石。
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再度拜相。也就是在这一年，王安石的《三经义》一书撰成，朝廷加封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惠卿外调为陈州知州。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严重，新法便很难继续推行下去，王安石遂起了长期的退隐之心。
熙宁九年，公元的1076年，王安石多次托病请求离职，同年，他的长子王雱病故。十月，王安石辞去宰相，外调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次年，改任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元丰二年，再次被任命为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改封荆国公。
从政治层面来讲，尽管王安石的变法革新没有取的很大的成功，但是，这一点也不损害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形象。他的锐意进取，革除积弊的思想，在当时来说，的确是具有进步的意义的。
从文学家的角度来总观王安石文学成就，他的文学作品，无论实在诗、文、词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北宋中期，欧阳修领导下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不失大家风范。
王安石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王安石的论说文，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迂折而不味薄，在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上，结构谨严，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为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
王安石的短文，直抒己见，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形成了“瘦硬通神”的独特风貌，如史论《读孟尝君传》，全文不足百字，然而层次分明，议论周密，词气凌厉而贯注，势如破竹，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简洁明快而省力，记游、说理尽寓其中。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内容和风格上都有较明显的区别。他前期创作的诗歌主要是“不平则鸣”，注重描写社会现实，反映底层人民的痛苦，倾向性十分鲜明，风格也直截刻露；在晚年退出政坛后，心情渐趋平淡，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后期创作“穷而后工”诗，重在致力于追求诗歌的艺术性，在炼意和修辞上，下字工、用事切、对偶精，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当时的诗坛上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大致可分为抒写情志和阐释佛理两类，他的词作“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其抒情词作，写物咏怀，多选空阔苍茫、淡远纯朴的形象，营造出一个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例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这首词豪纵沉郁，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共开豪放词之先声，给后来的词坛产生了良好而又巨大的影响。
王安国，王安石胞弟。他不仅是一个政治人物，也是一代文豪。工诗善文，词尤博采众长，工丽曲折，近似婉约派。诗工于用事，对偶亲切。其天才逸发，器识磊落，文思敏捷，曾巩谓其“于书无所不通，其明于是非得失之理为尤详，其文闳富典重，其诗博而深”。他的诗歌格律稳健，风韵秀雅，足堪名家典范。他的七言诗佳句如“桧作寒声风过夜，梅含春意雪残时”，“平地风烟飞白鸟，半山云木卷苍藤”，“若怜燕子寒相并，生怕梨花晚不禁”，“北固山横三楚尽，中泠水入九江深。纷纷落月摇窗影，杳杳归舟送梵音”等句，颇有唐诗的大家风韵。
王安国不仅工诗、善文，他还擅长作词，他的《减字木兰花》词中有“今夜梦魂何处去，不似垂杨，犹解飞花入洞房”之句，将思春情绪写得缠绵悱恻，楚楚动人。
王安国的一生，诗、词、文三类著作皆丰盈宏阔。他逝世后，家人汇集其诗文编为文集100卷，曾巩为其作《王平甫文集序》，只可惜他的诗文大多已散佚，今仅存《王校理集》一卷，收入《两宋名贤小集》之中。《全宋诗》卷631录其诗一卷。《全宋词》第一册收其词三首。《全宋文》收其文二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