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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我们站在鄱阳湖上来回望鄱阳湖地域文化及其地域文学，在元代那一时期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及文学的发展变化，个人觉得无外乎就是这么一种现象。由于在元代的那一时期里，是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第一次由少数民族统治者来执掌全国的政权，这在平常人看来，夺取政权的战争，必定对我国南北的政治经济文化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在元代立国后，文化人感觉到不同民族之间的统治理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就导致人们觉得在治权上感受到了严酷的民族压迫以及知识分子被歧视，这等等的一切都无形中阻碍了国家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站在这一点上来说，文化的繁荣与文学的振兴，自然就难以望前朝唐宋的项背了，故而，就有人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在那一时期里，出现了短暂的断裂。而事实上，元朝在立国不久，就立即恢复了之前的科举考试制度，这让元代的文化教育以及文学创作活动逐步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并一度出现了比较繁荣兴盛的局面。
纵观元代的近百年史，在那一时期里的文化及文学艺术，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识的严重对立，那便是当时的俗文学与雅文学的对立。一方面，以诗、文、词为代表的雅文学逐渐地失去了往日的生机和活力，并慢慢地走进了文学的僵化和文学的凝固状态，虽然雅文学在人们的意识里仍然被人们视作文学的正统，保持住了自身其尊荣的历史地位，而在另一方面，以杂剧、白话小说、南戏等为代表的新兴的通俗文学，却在以自身蓬勃的生命和盎然的生机流行在社会的底层，始终受到了上流士大夫们的歧视。
由于杂剧盛行于北方，而在我们鄱阳湖流域从事这方面的人才并不多，屈指算来，也只有饶州的汪元亨、乐平的赵善庆曾经写过一些杂剧，但他们的杂剧作品对社会的影响力并不大，因此，了解他们作品的人并不多。尽管散曲是属于俗体的新诗，但是，通过上流社会大量士子文人们的积极染指和频繁参与，也使之慢慢地变得高雅清丽起来了。尽管他们的创作内容，大多是趋于表达离尘遁世、得过且过、内心消极、精神萎顿、无为人生，自甘沉沦的黯淡一面，而在愤世嫉俗、张扬生命，激励人心方面来进行文学创作的人就很稀缺了，因此，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南昌人刘时中创作的套曲《上高监司》就显得弥足珍贵，特别值得人们去称道了。
放眼元代的整个鄱阳湖流域，文学创作成就最高的应该是周德清。他既工北曲，又通晓音律。这在当时，周德清有感于同时代的文人们泥古而不知变化，人们口头上的语言音韵早已在时间长河的流淌中，早已产生了变异和发展、进步，人们却只抱着一部古代的《广韵》不放，于是，周德清就根据北曲的用韵和北方的语音规律，着手撰写了一部《中原音韵》的书，这部书的出版，一下子就成了北方话韵书的首创之举，轰动了天下。从此以后，那些北曲作家、梨园弟子在作词唱曲，咬音正字的等方面，皆以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为准绳。更何况，周德清自己亦擅长散曲的创作，身后亦有名篇传世，关于这个问题，我之前已经有过专门的论述，在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从元代的文学艺术的综合考量来反观元代的文学艺术成果，可以这么说，元之一朝的总体成就并不是很高。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地域文学的角度来对元代的文学艺术现象做一番细致的扫描和梳理的话，我们不难发见，泛鄱阳湖流域的文艺工作者们却能够自觉自动的承继宋代以来的文脉之余烈、余绪，在杂居以外的文学领域里，以巨大的创作成绩的和文艺成果，高举在元代中国文学艺术界的前列，就所取得的成绩和规模及在文学艺术史上应该站立的位置来论，在全国范围内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鄱阳湖上的文化人对学术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元代横空出世的百世证书类大典《皇朝经世大典》便是由鄱阳湖流域的虞集、欧阳玄等人主持编撰的；元代编修的《宋史》《辽史》《金史》这宋辽金三史，也是有鄱阳湖上的文化人揭傒斯、欧阳玄、危素等人共同承担纂修任务的；乐平的马端临穷尽二十年之功，耗尽了心血，力著《文献通考》三百八十四卷，他也是在元代完成编撰成书并出版的。仅在大元一朝的文学艺术世界里，就有鄱阳湖流域的著名文化大儒吴澄在文学的领域里与北方的许衡平分天下，历史上俗称“南吴北许”。
吴澄一生折衷朱熹、陆九渊所领航的文学派别，各取其长、交叉互补、充分体现了他在文化、文学革新上勇于开拓的精神。他在自己所著的《尚书纂言》里，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文化观点，表明自己并不认同伪古文经，旗帜鲜明地表现了他敢于挑战传统的精神和勇气。不仅如此，吴澄所写的文章也是典雅华茂，内蕴丰厚。他的诗歌构思巧妙，联想丰富，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另一方面，在音乐的世界里，南昌的熊朋来不仅是元代著名的经学家，同时，他还是当时著名的音乐家，他所著的《瑟谱》一书，一共有一套六卷。何谓《瑟谱》呢？《瑟谱》是中国人以瑟为伴奏乐器，用来歌唱诗经的乐谱。
一路反观元代的文人、知识分子，他们在元代早期的表现是心中有愤懑但不敢轻易地表露出来，一直到元代的延祐年间，大元王朝调整了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全面恢复了科举取士的考试制度，大大放松了对文化艺术领域的封锁，因此，这才让大部分的文人及知识分子消减了内心大部分的不满情绪，甚至还有不少人沉眠、陶醉在那个狭小的安闲天地里不愿意出来，这就导致了元代的文坛上出现了大量的题咏匆匆，应酬琐琐之作，泛滥成灾。
故而，尽管在代元中期的四大诗家虞集、杨载、范椁、揭傒斯四人当中，虞集、范椁、揭傒斯三人便是鄱阳湖流域的诗人，虽然他们文学史上的名气很大，在艺术上也比较讲究法度，字句追求工炼，但是，他们的作品大部分都还是显得内容贫乏、空洞，给人一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滞涩味道，而只有揭傒斯一人在诗歌创作中显得清晰脱俗一些，稍胜别人一筹。虞集的诗也仅仅只是在委曲求全中表达出内心的一丝不满，其诗句隐晦黯淡，精气神明显不足。
倒是在绘画艺术领域，元代的绘画艺术家承唐宋之余烈，在绘画事业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纵观元代百年，元之一朝仅知名画家就有数百人之多，其中就有像赵孟頫、高克恭、王冕以及元四家王蒙、倪瓒、黄公望、吴镇等著名的大家，但是，尽管他们的作品在绘画艺术史上的地位很高，可是，在他们的身上普遍都存在创新意识不够，复古、师古之风盛行，把整个画坛带进了一种亦步亦趋，固步自封的境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复古派宗主赵孟頫大力倡导临摹，步趋前人、恪守旧规，这在无形中限制了一些天才画家的自由发挥，面对此种情况，只有鄱阳湖流域的贵溪人方从义勇敢且大胆地走了出来，并且义无反顾地站到了绘画革新的潮头上。他不被时尚所左右，不被古人所困，不被眼前的条条框框所束缚与桎梏，自行主张师法自然，注重写生等绘画实践，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画为心声，以画寄情”的崭新观点，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后世的画论家俞剑华在《中国绘画史》这样说，“元代的方从义等，真如凤毛麟角不可多得也”。可见，后世对方从义的评介颇高。
除此以外，鄱阳湖上的汪大渊开启了我国海上的国际漫行之旅，成为了我国航海史上的第一人，写出了几万字的《岛夷志略》一书，朱思本完成了《舆地图》，取得了地理学上的辉煌成就，特别需要指出来的是，马端临提出的实事求是，重视规律，独立不惑，肯定变革，通裁别识的史学思想，是极为优秀和超群的等等，据此来看，站在元代的文学立场上来说，鄱阳湖流域的知识分子可以说的上在当时是引领文化潮流的一股力量，是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振兴做出了卓越贡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