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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鄱阳湖上的广信地区来看，回望元代这一时期的文化及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见，从大元的烽烟深处走来了乐平的马端临、鄱阳的汪元亨、赵友钦，贵溪的陈苑、方从义、张留孙等人，他们在元代的文化及文学艺术的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马端临，是宋末丞相马廷鸾的次子，江西乐平众埠镇楼前村人。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潜心治史，专心著述，以毕生精力，著下史学巨著《文献通考》，是一位名垂千古的大史学家。
咸淳八年，公元1272年，十九岁的端临以父恩补承事郎，二十岁漕试（乡试）第一。当时北方蒙古早已虎视眈眈，垂涎中原，贾似道擅权误国朝野昏暗，宋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马廷鸾感到大势难挽，便痛心称病辞官，挂冠归里，著书教子。年轻的马端临也以侍父疾为由隐居家乡，不求仕进。
端临自幼好学，终日埋头苦读于父亲那积书连楹的“碧梧精舍”中，足不出舍，晨昏质问，默诵沉思，夜以继日，还规定自己每天抄书五十张纸。隐居后，在父亲的朝夕教诲指导下，更是废寝忘食地博读强记。
宋亡元立。宋丞相留梦炎降元，任吏部尚书。他原是马廷鸾的好友，对端临的好学及才干是十分清楚的，便想举荐端临出来做官。马端临既不愿对元朝俯首称臣，又无意于官场倾轧，便婉言辞谢了，专心在家著书立说。
马廷鸾逝世后，端临于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被征为学官，初任乐平慈湖书院山长；延佑五年，公元1318年改任浙江衢州柯山书院山长；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赴浙江台州路任教授3个月。这时，他已经69岁了，由于他的一再要求，才得以告老回家。
端临深受其父严谨治学的影响，立志业绍箕裘，继承父业，要在著书立说上取得成就。端临看到，自班孟坚而后，至司马光止，所作史书皆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虽有杜佑作《通典》、宋郑樵著《通志》，但均有明显不足处，所以马端临自早岁起便立志缀辑材料，著一部典章制度方面的书，来弥补历史上的这一缺陷。为实现自己的这一宿愿，马端临阅其尽其父留下的大量藏书和文书档案。他在任书院山长期间，也积极广泛地搜集资料，积四十年之努力，穷四十年之功夫，遂写成了《文献通考》一书。此书约成于元大德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307年。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皇帝下旨，调马端临文稿赴杭州行省府校勘刊印。时至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马端临才在儿子马志仁、外甥费山的护送下，赴省校刊。书成，对朝廷震动很大，不少人极力推荐，元廷也再三致意马端临三人赴任京官，端临坚辞不受，他和子、甥回到家里，一如既往，过着清贫恬静的隐居生活。
《文献通考》、《通史》、《通志》合称《三通》。《文献通考》被史学家誉为《三通》之首。这是一部囊括我国元代以前所有典章制度的鸿篇巨著，重要史籍。元英宗御批《通考》是“治国安民，济世之儒的有用之学。”清乾隆帝给予它“会通古今，该治载籍，荟萃源流，综统同异，莫善于《通考》之书。其考核精审，持中至正，上下数千年，贯穿二十五代，于制度张驰之迹，是作得失之林，固已灿然备矣”的高度评价。
马端临除《文献通考》外，还著有《大学集传》、《多识录》、《义根守墨》等。可惜，这些著作如今都已失传了。同治版的《乐平县志》载其所作的《明经堂记》一篇。
汪元亨，别号临川佚老，饶州鄱阳人，元代时期的文学家。他于元至正年间出仕浙江省掾，后迁居常熟 官至尚书。由于汪元亨生在元末乱世，他的厌世情绪极胃为浓烈。贾仲明的《录鬼簿续篇》里说他有《归田录》一百篇行世，见重于人。现存的小令恰好一百首，其中有题目名《警世》的作品二十首，题目作《归田》的八十首。
汪元亨和贾仲明同为元代后期的曲家。他所作的杂剧有《斑竹记》、《仁宋认母》、《桃源洞》三种及南戏《父子梦栾城驿》，可惜今皆不传。散曲今存《小隐余音》一套百首，散见于《雍熙乐府》、《乐府群珠》、《南北词广韵选》等集子，隋树森的《全元散曲》也有收入。只是历代记载很不一致，清代的钱大昕所著《补元史艺文志》列其有《小隐余音》《云林清赏》各一卷，而近人卢前有《小隐余音》缉本行世 。
从汪元亨今存的散曲内容看，多是警世叹时之作，吟咏归田隐逸生活的趣兴之词。例如他的小令《醉太平》《警世》《折桂令》《归隐》等诸作品，既表现出他对腐朽没落社会的憎恶感情，又反映出他全身远祸、逃避现实的悲观情绪和消极思想。在文学艺术上，他的散曲风格豪放，语言质朴，善用排比，一气贯注，其中，也不乏有些潇洒典雅，情味浓郁，互文比喻，耐人寻味的篇章。
陈苑，江西贵溪人。世称静明先生。在《宋元学案》中立有《静明宝峰学案》一节，以述其学，可惜他没有著作遗世。
何谓《静明宝峰学案》？其实，《静明宝峰学案》指的是在宋元学界中以陈苑、赵偕二人为代表一个学术流派，被时人称之为“静明宝峰学派”。
“静明宝峰学派”源于陆九渊的“本心”之说，陈苑、赵偕承继陆九渊的衣钵，他们认为“万物有存亡，道心无生死”。“理之根夫人心者，亦何尝一日混绝？”主张“穷明本心”、“存心养性”。要“究明本心”，必须以“静虚”为主，“先静其心，心静则视听言动皆得其正”。
自元以来，程朱理学盛行一时，而陆学渐次势衰力微。后来，朱学又被朝廷设定为科场的必考科目，成为了朝廷的官学。便有一些尊崇程朱的理学之人，他们听说陈苑、赵偕二人在倡导陆氏的心学，便常常加讥讽和损毁，但是他们二人不为外面的非议所动，坚定不变倡陆心学的信念，持之以恒，重修象山讲堂，授徒讲学不衰，因而形成了当时的“静明宝峰学派”。
陈苑年轻时得陆学著作，读之便尊奉不移。他经常说：“此岂不足以致吾知邪?又岂不足以力吾行邪?而他求邪?”故此。他便以倡导和弘扬陆学为己任，终身追求不悔。他广开门庭，授徒讲学，门生颇众。在当时，由于北方的许衡、赵复等人在大力提倡朱学，科举考试亦以朱子理学为必修的科目，天下士子非朱子之书不读，以作为进身求进的阶梯。面对陆学绝少有人问津的局面，陈苑不顾周围的压力山大，积极倡导和振兴陆学。
他为了重振已经势衰力微的陆学，他“困苦终其身，而拳拳于学术异同之辩”。由于他的不懈努力，至元代的中期，陆学又在鄱阳湖地区一度出现了振兴的现象。这正如全祖望所言：“中兴之者，江右有静明，渐东有宝峰”。
由于陈苑没有什么著作传世，他的思想只能从其门人那里略知一二。一传数学弟子甚多，著名者有:祝蕃、李存、舒衍、吴谦、曾振宗、闵甲、陈麟、桂彦良、乌本良、向寿、李善、罗拱、危素、张翥、徐震、上官岊、刘礼、李孝谦等，其中，祝蕃、李存、舒衍、吴谦，世称“江东四先生”。
据李存所说，陈苑的学说“大抵谓圣贤之业，之见于言语文字者，无非明夫人心，而学者亦必于此乎究。”他所倡导的“明心”，正是陆九渊的“发明本心”。陆氏主张“心即理”，所谓心亦称本心。他认为一切道德准则均根于本心。所谓的“发明本心”，也就是革除心蔽，清除欲望，彻底反省人所固有的仁、义、礼、智之心，恢复心体的本然状态。陈苑坚持陆九渊的这一思想，同样认为，只要去除私欲，就能究明本心。其弟子李存对此深有所悟，他说：“吾心之灵，本无限碍，本无翳滓，本无拘系，本无浪流。其有不然者，己私赋之也，非天之所予者。”发明本心之后，就可以达到万物皆备于我、我与万物一体的境界。他的另一个弟子则有言：“万物皆我，我即万物”，说的便正是此意。
陈苑授徒讲学，独倡陆学。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得以使陆学思想传播，“由是人始知陆学”。黄宗羲评论说：“陆氏之学，流于浙东，而江右反衰矣。至于有元，陈静明乃能独得于残编断简之中，兴起斯人，岂非豪杰之士哉!”虽然陈苑的行为受到后世称道，但其在陆学的继承上并无创新之举，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其影响终究时有限的，他的思想只不过仅仅是元代文学思潮中的一股细流而已。
但是，由于“静明宝峰学派”笃信并坚守陆学，使的陆学在元代一度中兴。这对后来的陆氏“心学”能够得以更好地传播以及开启明代的阳明“心学”说，起到了积极的连接和重要的桥梁作用。静明宝峰学派主要著作有，赵偕的《宝云堂集》、李存的《俟庵文集》、桂彦良的《清节集》、乌斯道的《春草集》、王桓的《明白先生集》，危素的《危太朴集》，张翥的《蜕安集》等。
方从义，江西贵溪人，元末著名的道士画家。他早年入道，师从永嘉人金月岩修道家之学，为龙虎山上清宫正一派道士，金月岩去世后，他离开龙虎山游历全国各地，往来于大江南北，曾经在元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到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结交了不少文人、画家和达官贵人，元代名臣危素称他为"方外之交"，画家张彦辅曾为之绘《圣井山图》相赠，在当时很有名气，由于他不喜谈论时事，独好画，不久即思南归，但这次北游使他大开眼界，对他的画有很大促进。
方从义善画，又兼工诗文、书法。其画初师董源、巨然、米芾，又学赵孟頫、高克恭之法。画风潇洒，笔致跌岩，意境苍茫，无尘俗之气，以幽为其画特色。他善画云山墨戏，笔下的景色多是冷寞，幽闭，尘俗绝少的地方:高山奇峰，深谷幽涧，古树老屋，野水孤舟，给人以深沉、奇特和悲壮之感。他早年的画严谨，晚年不拘于形，用笔奔放，满含激情。传世不多，人以礼求之，始为出其一二。尝言:"太行、居庸天下之岩险，其雄杰奇丽，皆古之名画，余所顾见者今皆见之，而有以慊吾志，充吾操，吾非若世俗者区区而至也。"盖学仙之颖然者，由无形而有形，虽有形终归无形，画能如是，其至矣乎?
《图绘宝鉴》中录其作品约四十余件，现存的官方藏品有六件，私人收藏品有多件:《山阴云雪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云山图》藏上海博物馆，《白云深处图》藏上海博物馆，《武夷放棹图》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高高亭图》、《神岳琼林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后人认为他的画有点"外道"，所以尽管其画格极高，艺术造诣精深，却因为过于不重形似，故影响不如黄公望，倪瓒等人。
张留孙，又名张宗师，是北京东岳庙的开山始祖。他是信州贵溪人，自幼从伯父学道江西龙虎山上清宫，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是张宗演的弟子，为元代的道教领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南宋亡，张宗演应元世祖忽必烈召去大都，留孙从行。次年，宗演还龙虎山，留孙留大都，忽必烈授以江南诸路道教都提点之职。后来，他经历成宗、武宗、仁宗、英宗四朝，备受宠遇，历次加封为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开府仪同三司等职。
张留孙对元代道教的复兴起了很大作用。蒙古进入中原之初，道教全真派受到重视，势力日盛，后与佛教发生冲突，在蒙古统治者主持下，两教先后举行了三次大辩论。由于统治者偏袒佛教，致使道教受挫。至元十八年，忽必烈下令禁道书，这对道教是个沉重打击。面对如此严酷的形势，张留孙通过太子真金来向忽必烈进谏，这才让禁道之事得以缓和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