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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之上，任由我们的脚步东向南缓慢而行，从历史上的富饶之州走出来，便来到了鄱阳湖流域南部最为广袤的地区，在这个南部地区，有两条充满灵性的河流在奔腾不息，它们俩就是赣江与抚河，在赣江、抚河两水的滋润和培育下，孕育了中国文化及文学进程中以欧阳修为代表的，著名的庐陵文化及文学的阵营；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著名的抚州文化及文学的阵营；以乐史、刘恕为代表的袁州文化及文学的阵营；以曾几、赖文俊为代表的赣州文化及文学的阵营。这些文学阵营的建立，基本上代表了两宋时期的中国文学高度。接下来，我便就以上所提到的几个文学阵营来加以简单的陈述。
首先走到我们面前来的是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庐陵阵营，他们依次出场的是永丰的欧阳修、曾民瞻俩人小组；吉安的是文天祥、邓剡、刘辰翁、胡铨、周必大、罗烨、欧阳守道、罗泌、舒翁、严用和等人一组；吉水的杨万里、罗大经、杨邦乂等人一组；以及由泰和的刘过、曾安止，安福的王庭珪、王炎午以及永新的刘沆、峡江的孔平仲等人组成的小组。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人。北宋时期的政zhi家、文学家。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世称欧阳文忠公，在政zhi上颇负盛名，是唐代楷书大家欧阳询的十九世裔孙。
后人将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合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与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被世人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
欧阳修发起和领导了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他的散文创作高度和非凡成就，与他正确的古文理论是相辅相成的，从而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代文风。同时，他不仅在变革文风的过程中，对诗风、词风也进行了大的革新，就是在史学方面也取得了较高学术成就，是宋代文学史上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
欧阳修的父亲欧阳观去世时，欧阳修只有三岁，从此，便母子俩人相依为命，后来，无奈之下的孤儿寡母，只得到湖北随州去投奔做推官的叔叔欧阳晔。其时，在随州的那段日子里，郑氏常常用荻秆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这便是欧阳修《画地学书》故事的由来，我们不难从欧阳修求学及培养、成长故事中发现，欧母郑氏的全心付出，最终也成就了她中华四大贤母之一的美名。欧阳修的叔叔欧阳晔也经常时不时地来关怀他的学业，总算是没有让童年的欧阳修失去基本的受教育的机会。
欧阳修的母亲郑氏是欧阳观的第二任妻子，欧阳观在与郑氏结合之前已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并且在那段婚姻中还生育了一个儿子，名字叫做欧阳昞。
欧阳观为什么要离开欧阳昞母子呢？其时，欧阳昞的母亲已经步入了中年，她为了儿子的未来考量，迫切希望一家人能够进入到一种稳定安逸的生活中去，所以，她就急切地希望家里的生活能过得好一些，不愿意欧阳观再把时间重复浪费在“四书五经”之上，希望一家人能够回到老家去过上安静的日子，为此，她说了一些比较过分的话，严重损害了欧阳观强烈的自尊心，惹得他一狠心抛弃了他们母子。
由于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自诩清高、自尊心极强，欧阳观怎么能忍受得住妻子对他的不满和言语中的侮辱，于是，就不顾一切抛弃了欧阳昞母子。等到欧阳观娶郑氏时，已是五十六岁的人了，而郑氏则比欧阳观足足小了三十岁，欧阳观五十九岁去世时，欧阳修才小小的三岁年纪。
欧阳修自幼喜爱读书，加上天资聪颖，刻苦勤奋，没有书时，就上别人家借书来抄写下来，然后再读，但他往往是书还没有抄完，就已经过目成诵了，从少年时起，他就能够作诗赋文，而且文笔老练，有如成年人。欧阳晔从侄儿的身上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就对欧阳修的母亲说：“嫂嫂，不必担忧家贫子幼，你的孩子是奇才！不仅可以光宗耀祖，他日必然闻名天下。”欧阳修十岁时，从城南李家借得唐朝韩愈的《昌黎先生文集》六卷后，甚是喜爱，每日里手不释卷，这为他日后倡导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欧阳修对北宋时期的经济、政zhi和军事方面的严重危机，是有着较为清醒认识的，他积极主张革除积弊、践行宽简、务农节用的政策，与范仲淹等人一起共谋革新，但是，他在晚年随着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思想便渐趋保守起来，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讥讽，从总体上来说，还是比较实事求是，与司马光等人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及其重要的地位。他一方面继承了韩愈的古文运动精神，另一方面，他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文论和创作实绩，对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宋代初期，在短暂承平的社会环境里，贵族文人集团提倡的西昆体诗赋的浮华，风靡一时，充斥着整个宋代文坛，缺少了社会的意义，欧阳修为了矫正西昆体的流弊，便大力提倡古文运动。
欧阳修在文学的观点上师承韩愈，主张明道致用，特别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是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他特别重视道统的修养，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学者当师经”，人们只有在“师经”的过程中，才能够用“道”来充实自己。与此同时，欧阳修还具体纠偏了韩愈的一些有失偏颇的意见，他在对“道”的解释上，是把现实中的“事”看作成“道”的具象体现。欧阳修认为，人们如果学“道”而不能至，那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的缺失的缘故，故此，他极力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的做派，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既主张要重“道”，又提出要重“文”的建议，他认为“文”固然要服从于“道”，但又非是“有德者必有言”，并且还列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欧阳修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也”的观点。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从“事信言文”这四个字来理解欧阳修的为文宗旨就是不仅内容要真实，语言还得要有文采，作者应该尽量把文章做到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这就是欧阳修对文学创作的基本观点。
欧阳修特别注重汲取韩愈“文从字顺”的为文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作文风尚，极力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的为文形式。他不仅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创作理论，而且还以造诣很高的创作成果给后世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欧阳修“事信言文”的这一文学主张，得到了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人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响应。后来，在主管考试进士时，他又鼓励考生写作质朴晓畅的古文，凡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以奇诡取胜之作，概在摒黜之列。与此同时，他先后提拔、培养了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年轻一代新进作家，为他倡导和发动的诗文革新运动注入了新生的力量，为诗文革新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欧阳修所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是针对五代文风和宋初西昆体的革命，但是他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却是与柳绍先等人倡导的复古派文论家在本质上来说，是有着很大不同的。欧阳修主持文坛以前，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文风已经受到了以柳绍先为首的复古派的严厉批评。
欧阳修在对文与道的关系中，是持有自己新观点的。首先，他认为儒家之道是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其次，他认为应该“文、道”并重，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文章本身应该具有独立的性质。故而，他认为“文、道”并重有两种重大的意义，一是把文学看得与“道”同样地重要，二是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内容同等地重要，他的这一文学主张，无疑大大地提高了文学的地位。柳绍先等人以韩愈为号召的复古运动，无非是着眼于对文学道统的回归，而欧阳修倡导的复古运动，却是着重于继承韩愈的文学传统。
欧阳修自幼喜爱韩愈的文章，后来写作古文也以韩愈、柳开为学习的典范，但是，他并不是盲目地崇尚古人，他所取法的是韩愈“文从字顺”的一面，他对于韩、柳古文中已露端倪的奇险深奥倾向则弃之不取。在另一方面，欧阳修对骈体文的艺术成就并没有一概否定，他对杨亿等人的“雄文博学，笔力有馀”也是颇为赞赏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欧阳修既在理论上纠正了柳开、石介的偏颇，又同时矫正了韩、柳古文的某些缺点，从而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深入浅出，精炼流畅，叙事说理，娓娓动听，抒情写景，引人入胜，寓奇于平，一新文坛面目。他的许多政论作品，如《本论》《原弊》《与高司谏书》《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等，恪守自己“明道”、“致用”的主张，紧密联系当时政zhi斗争，指摘时弊，思想尖锐，语言明快，表现了一种匡时救世的怀抱。他还写了不少抒情、叙事散文，也大都情景交融，摇曳多姿。他的《释秘演诗集序》《祭石曼卿文》《苏氏文集序》等文，悼念亡友，追怀往事，情深意挚，极为动人；他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诸作，徐徐写来，委婉曲折，言辞优美，风格清新。总之，不论是讽世刺政，还是悼亡忆旧，乃至登临游览之作，无不充分体现出他那种从容宽厚、真率自然的艺术个性。
欧阳修从17岁时起，就开始应举考试，但是，每次都考得不顺利。在22岁那年，他去拜访知汉阳军的胥偃，得到了胥偃的赏识，便跟随胥偃到京城去参加科举，这一去，便无往而不利，之后，胥偃就把自己女儿嫁给了欧阳修。没想到，结婚两年后胥氏就病死了。接下来，欧阳修续娶了杨大雅之女为妻，令人惊讶的是，屋漏偏遭连夜雨，仅仅在十个月之后，他再次丧妻了。从此以后，直到他被贬夷陵的时候才迎娶了薛奎之女，成为了终生的伴侣。
公元1052年，欧阳修知应天府时，他的母亲郑氏去世，享年七十二岁。他将母亲与父亲欧阳观合葬，并同时将胥、杨两位前任夫人的遗骸也带回了沙溪安葬。
欧阳修的一生桃李满天下。他对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后生晚辈，总是极尽赞美和竭力推荐，使得当时一大批默默无闻的青年才俊能够脱颖而出，名垂青史，的确够得上“千古伯乐”这一美誉。在他的主导下，不仅发现和推荐出来了苏轼、苏辙、曾巩等文坛巨匠外，还多方帮助了张载、程颢、吕大钧等这些旷世的大儒，就连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等人，也曾经得到过他的赏识与推荐。可以这么说，那些人在学术上的成功，与欧阳修的学识、眼光和胸怀是密不可分的。在“唐宋八大家”中，其中就有五个人是出自于他的门下，而更为难得的是，他们皆是以布衣之身被欧阳修给相中和提拔之后，从而名扬天下的。
曾民瞻，今永丰县坑田镇人。他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祖父曾朝阳，庆历二年进士，叔祖父曾匪，庆历六年进士，号称“二曾”。堂兄曾元忠，大观三年进士，则爱好天文、历法，撰有《天文图》、《春秋历法》和《古今年表》等著作。
曾民瞻自幼聪明好学，受堂兄曾元忠的影响，尤其爱好对天文历法的研究，他经常在夜间观察天象的变化，有时候甚至是彻夜不眠地坚持观察记录天文气象，无论严寒酷暑，从不间断。执着的追求，奠定了他从事天文学研究的基础。
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曾民瞻考中了进士，被朝廷任命为南昌县尉，分管的是治安一块。但他在工作中，发现郡置的晷漏计时有很大的误差，便决定根据自己平日的观察数据来试制一种更为精密的晷漏计时器。
为了制造新晷漏，曾天瞻根据当地的经纬，观察天空的星象，测量四季的日影，注意朔望的月形，研究天体变化的规律，精确计算贮水器皿的容积，漏水孔通的大小。在掌握了时空的一系列准确数据后，使用铜、铁、木材等材料，制成了铜壶、铜盆、铜斛、铜虬、铜钲和木箭、木偶等部件，配上机关，涂上釉彩，组装成一台新的晷漏。他设计制造的这种晷漏，不但计时准确、外形美观，而且还有视听信号，应用起来非常方便。这在当时来说，无论是在科技和工艺水平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可惜的是，曾民瞻设计制造的晷漏已经失传了，但由他创新的晷漏制造方法，在《南宋书》《永丰县志》及《吉安府志》中，都有相关的文字记载。尽管晷漏不是曾民瞻的发明，但他对计时仪器上的改进和创新，使它们变得更为精密，这对古代天文学的发展，是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