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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从九岭山道上转了出来，缓步走过敷浅原，趟过激流奔涌的庐山河，穿过江州的柴桑大地，然后在鄱阳湖口的姑塘乘船过鞋山湖，一路划过鄱阳湖上的百慕大魔鬼三角老爷庙水域，就走进了地处鄱阳湖北岸的都昌县了。
两宋期间，从赣东北的武山群峰之下走来了以曹兴宗为代表的文化及文学的都昌阵营，他们分别是曹兴宗以及他的两个妹夫冯盛世与黄灏俩人，另外还有他的儿子曹彦约，外甥冯椅，曾外孙冯去非、冯去辩、冯去疾、冯去弱四人，朱文正公的好友彭蠡、彭寻及彭蠡之子彭方和刘錡、江万里等人。
如果要追溯起都昌的儒学是自何时开始，以至于后来逐渐地兴盛起来的原因，当是值周老夫子敦颐先生任南康军时，由他过化都昌开始，后经朱子朱文正公的推波助澜，这才使得儒风披拂过的都昌大地，兴学之盛，一时无两。
曹彦约的叔祖曹省，曾任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市的士曹，后调任雍丘，今河南省杞县县丞。
曹彦约之父曹兴宗，生卒年不详。字伯起，江南西路南康军，也就是今天的九江市都昌县人。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甲戌科张孝祥榜进士及第，后累官至崇阳尉，岳州司理、参军等职。“所至政声籍甚”，被皇帝赠以光禄大夫的官职。有子彦纯、彦约、彦继三人，其中彦纯、彦约随表兄冯椅进入白鹿洞书院学习，俱受业于朱子之门下，而彦继亦是地方上的饱学之士。南宋都昌的曹氏，自兴宗始成为名重一方的名门望族，其子嗣由科举入仕途者多达十数人。
冯盛世，号石塘，生卒年不详。学通经史。宋大观己丑，公元1109年进士及第，宦居甯县，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省庆阳市宁县，他在知宁县期间，宁县的政局平稳，公事简捷，民众对他敬仰与信赖有加。他至仕归隐后，在曹氏的“篑里书院”执教，曹兴宗将其堂妹许配给了石塘先生，诞下了冯椅，冯椅生四子冯去非、冯去辩、冯去疾、冯去弱四人。
黄灏，字商伯，江南西路南康府都昌人。他自幼敏悟强记，肄业荆山僧舍三年，入太学，擢进士第。教授隆兴府，知德化县，以兴学校、崇政化为本。岁馑，行振给有方。王蔺、刘颖荐于朝，除登闻鼓院。灏性行端饬，以孝友称。朱熹守南康，灏执弟子礼，质疑问难。熹之没，党禁方厉，灏单车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光宗即位，迁太常寺簿，论今礼教废阙，请敕有司取政和冠昏丧葬仪，及司马光、高闶等书参订行之。
据曹彦约给黄灏撰写的《黄公墓志铭》载，“……往来都昌湖口间，或寓南康城下，惟意所欲。娶曹氏，实彦约之姑。子男三人：渭、溱、洎。皆能有立……”，我们应该不难知道，黄灏的夫人，实乃彦约之姑姑，黄灏则为曹彦约的姑父。
又据《石塘先生传》载，“公，讳盛世，字当时，号石塘，通经史，曹文简公之先君，子奇其学，妻以从妹，联产俊杰之子，以寄圣学之传。公登大观己丑，公元1109年进士，宦居甯（宁）县，政平事简，民仰赖焉。葬苦竹岭之阴。地理钳曰：一木换一土，尚书与知府。此浤潭冯氏之祖冢，后果有徵。”我们不妨从文中的“曹文简公之先君，子奇其学，妻以从妹……”这句话中看出，曹彦约的父亲曹兴宗将自己的堂妹许配给了冯盛世，故而，冯盛世便成了曹彦约的堂姑父。由此，我们不难明白，黄灏与冯盛世两个人是俩从姨夫，是连襟。
再来了解一下彭蠡。
彭蠡，号梅坡。在家庭的薰陶下，从小刻苦攻读。他兴趣广泛，多才多艺，涉猎多科，大凡诗文、音乐、书法等，尤其对乐律研究颇有造诣。南宋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得领乡荐。朱熹知南康军时，彭蠡与兄长彭寻、儿子彭方慕名从游，或泛舟鄱阳湖，或畅游匡庐山，诗歌酬唱，相聚甚欢。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后，特聘彭蠡为白鹿洞书院经谕，负责讲解儒家经典《四书》和《西铭》，他与朱子时相释难问答，辨析精僻，才学深为朱子赏识，所以说，彭蠡不光是朱子的学生，也是白鹿洞的先生。朱熹调离南康军后，对他仍念念不忘，时刻牵挂。当朱熹得知甘叔怀要畅游庐山时，朱熹曾致书信给叔怀，托其代已致意曰：“吾友彭师范胜士，在隔江都昌，可为一访。”彭蠡后官常州府教授，以子彭方显贵，被当朝特赠吏部尚书衔。晚年的彭蠡以积学名世，筑室家乡的梅坡，辟馆课士，江淮学者千里迢迢，皆师事之，称他“梅坡先生”。又立精舍于清化乡蒉湖里石潭坂，也就是今天的春桥乡中衙村，取名为“盛多园”，并约请“朱门四友”中的另三位黄灏、冯椅、曹彦约一道讲学其中，“讲求道学性命之蕴”。名噪一时，影响广泛。著有《皇极辨》诸书，卒赠龙图阁学士。
再翻看《梅坡孺人曹氏墓志铭》可以看出“孺人曹氏，梅坡先生继室”“…为曹氏贤女，至母仪于彭氏…”从对以上文字的解读中，我们可以想见得到，彭夫人曹氏乃曹彦约家的女身，尽管他在墓志中并没有明说她是曹家哪一辈中人，但从他给一系列曹氏之女写的墓志铭来看，彭夫人曹氏是他家的长辈无疑，这也可以从彭蠡、黄灏、冯盛世三人之间的关系上读得出来。
曹彦约在《梅坡先生彭公墓志铭》这样说，“世系宜春望族，自大中祥符以后，三徒而居都昌，遂为南康都昌人。曰雷州户曹讳寿，是为先生曾皇祖；曰淮宁府教授讳图，是为先生皇祖；曰二十三居士讳时中，是为先生皇考，曰大安人秦氏，是为先生皇妣。当元丰、元佑间，士大夫以师道为重，儒风文物，所至彬彬。都昌在江左之底，尤著见于上国。推所从来，多出户曹讲学，户曹君文行粹醇，经学淹贝，既以授其徒，又以诲其子，二含法行，而淮宁君每冠多士，既首选上舍，赐政和二年第，属署竖倾间场屋，亦授初品官，彭氏父子嘉表表于天。重云居士伺傥不羁，不以世事思。会靖康之乱，淮宁君既即世，与大安人居墨陶然自得，虽生事渐废，日用且不给。嬉笑自若，不朱常度。有子五人，薪然头角。先生位左次与伯、兄自致学问”
从这里可以看出，彭蠡经常与伯父及兄长彭寻在一起探讨学问。并且，我们亦可以从此得知，都昌兴学传道，大力推广儒学，应该是从彭蠡的曾祖，雷州户曹彭寿在上舍讲经布道为最。由此可见，这恐怕曹兴宗、冯盛世等人亦为当时的学人之一，因而后来结成了一个儒学的阵营。这才有了后来的彭蠡、黄灏、冯椅以及曹彦约、彭方、冯去非、冯去辨、冯去疾、冯去弱等后备人才的亮相登场。
宋淳熙五年，也就是公元的1178年，史浩东山再起，再度为相之后，他极力地向朝廷推荐了朱熹。朝廷于是派朱熹出任南康府知军，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庐山市。
朱熹在出任“知南康军”一职之后，尽管是重入仕途，但是他却未忘记自己是一个学者的身份。经常到白鹿洞书院的遗址去察看，而后，并将书院的情况向朝廷报告，恳请朝廷拨专款重修白鹿洞书院，拼全力复兴白鹿洞书院的规制，并亲自担任洞主，置学田、编课程、订学规、聚图书、聘大师，用来进行讲学。朱熹在重开白鹿洞书院之初，发了一道《知南康榜文》：“本军。土瘠民稀，役烦税重，民力日困，深可哀怜。今管下士人，父老僧道，军民诸色等人，有能知得利病根源，次第合作。如何处置，可以宽恤，并请仔细开具着实事状，不拘早晚，赴军披陈。切待面加询问，多方措置。庶几户口岁增，家给人足。”号召治下民众，随时都可以来到知军府交流和探讨学问和修身之良策，向民众宣明读书、教化的重要性。
此榜文一出，便立即引起了南康本府隔湖相望的都昌文士黄灏、彭蠡、冯椅三人的重视。经过朱熹的考察之后，他们三人被聘为白鹿洞书院的教授，曹彦约则随姑父、表兄等人一起成了白鹿洞书院的学生。
冯椅曾经手执自己解读的经书前往拜见朱熹，并自动行了朱门正修弟子礼。冯椅的诚挚心意感动了朱子，朱熹不肯以师礼受之，坚持要以朋友之礼相待。此后，他们便经常在一起相互切磋，领悟经义，探讨治学之道，并共同提出了“注疏经书，考证古籍”的读书主张。朱熹曾经在读过冯椅的某些著作之后，给冯椅写了一封信：“某衰晚，疾病待尽，朝夕无足言者。细读来示，备详别后进学不倦之意。世间万事，须臾变灭，不足置胸中，惟有致知、力行、修身俟。
死为究竟法耳？余正文、博学、强志，亦不易得。礼书中间商量多未合处，近方见其成编，此旧无甚改，易所谓独至无取者，诚然，然渠亦岂容它人之取也。
此间所集诸家杂说，未能如彼之好，然仪礼、正经，断落、注疏，却差明白，但功颇多。而衰病耗昏，朋友星散，不能得了耳。商伯时下得书，讲论精密，诚可嘉尚。李敬子坚苦有志，尤不易得。近与诸人皆已归，只有建昌二吕在此，早晚讲论，粗有条理，足慰岺寂也。”
从朱熹在信中说到的“世间万事，须臾变灭，不足置胸中，惟有致知、力行、修身而已”这段话来看，朱熹与冯椅之间的交流是放在平等的立场上的，而态度是诚恳与真挚的，一点也没有那种居高临下，俨然一副高高在上的师尊味道。
朱熹同时还在信中提到了冯椅的从姨父黄灏近来写的一本书“商伯时下得书，讲论精密，诚可嘉尚”。告诉冯椅说，你可以看看他的书，在一起就近切磋学问，提高自己。
朱熹知南康军时，黄灏经常伴随朱熹出游而自称为弟子，质疑问难于朱熹左右，常自言“不敢轻为人师”。朱熹便告诉他说“以所知语人可也。”因此，黄灏每与朋友在一起讲学时，遇到了有疑问的地方，就先放在那里，过后，就必然要手持书本，亲身往来鄱阳湖上，行走于庐山的石泉之间，不管是风雨霜雪，他都要到白鹿洞书院去向朱熹讨教，借以来解除心头上的疑惑。即使是在黄灏辞官归里之后，他也一刻都没有放松学习。黄灏还会不定期地去到朱熹远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之中，去聆听朱熹的教诲，跟着朱熹一起研究学问，他一心要从朱熹那里接过传播理学的重任。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朱熹的《答冯奇之椅书》一文中读得出来。
彭蠡是在家庭的薰陶下，从小就刻苦攻读，并且兴趣广泛，多才多艺，涉猎多科，大凡诗文、音乐、书法等，尤其对乐律研究颇有造诣。朱熹知南康军时，彭蠡经常慕名从游在朱熹身侧，或是泛舟于鄱阳湖上，或是畅游匡庐山中，每日里诗词唱和，相聚相交甚欢。朱熹在游鄱阳湖时，曾经写过一首这样的诗：茫茫彭蠡杳无地，白浪春风湿天际。东西捩柁万舟回，千岁老蛟时出戏。少年轻事镇南来，水怒如山船正开。中流蜿蜒见脊尾，观者胆堕予方咍。衣冠兮日龙山路，庙下沽酒山前住。老矣安能学饭飞，买田欲弃江湖去“。这首诗，朱熹并不仅仅只是对鄱阳湖上变幻不定的景象进行了单一的描述，我们还不难从“老矣安能学饭飞，买田欲弃江湖去”这句诗中，可以隐隐窥见到朱熹心中透露出来的丝缕忧愤与无奈、感伤的痕迹。
在白鹿洞书院建成后，朱熹特意聘请彭蠡为白鹿洞书院的经谕，负责讲解儒家经典中的《四书》和《西铭》。彭蠡在白鹿洞书院教授时，经常在与朱子释难问答时，总能够辨析疑义、见解精僻，因此，彭蠡的才学深得朱子的赏识，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彭蠡不光是朱子的学生，也是白鹿洞的先生。朱熹在调离南康军后，对彭蠡仍然是念念不忘，时刻记挂在心头。有一次，朱熹的老友甘叔怀来游庐山时，朱熹曾经写了一封书信给甘叔怀，请甘叔怀代他自己过鄱阳湖去看望彭蠡，他在信中说：“吾友彭师范胜士，在隔江都昌，可为一访。”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朱熹与彭蠡、黄灏、冯椅等人之间，结下了无比深厚的文情字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