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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抚州文化现象，是在以汤显祖的“四梦文化”以及“泰州学派”的传人罗汝芳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及其以吴与弼的“崇仁学派”、“江右四家”来集中呈现给人们的，在这里，我觉得特别值得人们应该记住的是，在明代，以罗汝芳为代表的“泰州学派”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它发扬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反对束缚人性，引领了明朝后期思想解放的潮流。即便就是放在今天，它的哲学主义与思想也是值得现代的人们去探索、发现和研究的重要内容。
汤显祖是中国明代的戏曲家、文学家。先是居住在临川县的云山乡，后来改迁居汤家山的。他出身书香门第，不仅工于古文诗词，而且还通晓天文、地理、医药、卜筮等各个学科。34岁那年中的进士，先后任过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礼部祠祭司主事的官职。
在明朝的万历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591那年，他目睹当时的官僚腐败，愤而向上进呈《论辅臣科臣疏》，因而触怒了皇帝被贬为徐闻典史，后调任浙江遂昌县任知县，尽管他这一去就是五年时间，但是他的政绩斐然，声名远播。不料到最后他却因压制豪强，触怒了当朝权贵而招致上司的非议和地方势力的反对，终于在万历二十六年，亦即是公元1598年，愤而弃官归里。家居期间，他心里一方面希望有“起报知遇”之日，一方面却又指望“朝廷有威风之臣，郡邑无饿虎之吏，吟咏升平，每年添一卷诗足矣”。往后，便逐渐打消了仕进之念，潜心于戏剧及诗词创作。在汤显祖多方面的文学成就中，尤以戏曲创作为最，其戏剧作品《还魂记》、《紫钗记》、《南柯记》和《邯郸记》被世人誉称为“临川四梦”，其中，《牡丹亭还魂记》是他的代表作品。他的这些剧作不但为中国人民所喜爱，而且已传播到英、日、德、俄等世界上很多的国家，被视为世界戏剧艺术的珍品。汤显祖的专著《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也是中国戏曲史上论述戏剧表演的一篇重要文献，对导演学起到了拓荒开路的作用。另外，汤显祖他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其诗作有《玉茗堂全集》四卷、《红泉逸草》1卷，《问棘邮草》2卷。
汤显祖少年时受学于罗汝芳，罗是“泰州学派”王艮的三传弟子，这一学派承继了王守仁哲学思想中的有积极意义的部分，并加以发展，又被称为“左派王学”。这个学派抨击程朱理学，怀疑封建教条，反对束缚个性。万历年间“左派王学”的最突出代表人物是李贽。在文学思想上，汤显祖与公安派反复古思潮相呼应，明确提出文学创作首先要“立意”的主张，应当把思想内容放在其中的首位，故而，他的这些思想在他的作品中都得到了具体的体现。汤显祖虽然也创作过诗文等，但他成就最高的还是传奇文学。他是中国古代继关汉卿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戏剧家。他的戏剧创作现存主要有五种，即“玉茗堂四梦”，也叫做“临川四梦”以及《紫箫记》。
汤显祖一生蔑视封建权贵，晚年淡泊守贫，不肯与郡县官周旋。这种性格作风使他同讲究厉行气节、抨击当时腐败政治的东林党人顾宪成、邹元标等交往密切，也使他推重海瑞和徐渭这样“耿介”或“纵诞”的人物。汤显祖的这种性格特点在作品中也有明显反映。
汤显祖所处的时代，文坛为拟古思潮所左右，继承“前七子”的“后七子”声威机盛。汤显祖21岁时，“后七子”首领李攀龙已去世，但另一首领王世贞继续为文坛盟主，且“独操柄二十年”。汤显祖于青年时期即批评“前七子”的李梦阳、“后七子”的李攀龙、王世贞，指摘他们作品中“增减汉史唐诗字面处”。后更抨击“李梦阳以下”诸人作品“等赝文尔”，并尖锐地说：“赝者名位颇显……其文事关郭体，得以冠玉欺人。”“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根本缺陷是一味摹拟前代作品的永字、造句，乃至改头换面，剽窃前人词句。汤显祖认为“汉宋文章，各极其趣”。他还强调文章之妙在于“自然灵气”，不在步趋形似之间。他的这些主张对后来高揭反拟古旗帜的公安派有一定影响。可以说，在反拟古派过程中，汤显祖是从李贽、徐渭到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之间的重要人物。汤显祖诗作，早年受六朝绮丽诗风的影响，为了对抗“诗必盛唐”，后来写诗又曾追求宋诗的艰涩之风，他的这些创作实践并不足以和拟古派相抗衡。汤显祖的古文长于议论，颇有特色。他的书信写得很富感情，文笔流利，为后人所推崇。他还长于史学，修订过《宋史》，可惜未能完稿。
汤显祖晚年的思想比较消极，这同他潜心佛学有关，也同他辞官后长期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有关。
吴与弼是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东来乡人。是我国明代时期著名的理学家，明朝“理学”的开山宗主，亦是明代的“理学”“崇仁学派”的创立者，学者、诗人，教育家。在清代黄宗羲所著的《明儒学案》一书中，《崇仁学案》位列第一位，吴与弼是《崇仁学案》中的第一人，这就着重突出了吴与弼在明代学术思想界的重要地位。
吴与弼六岁入学，七岁便能对句，八、九岁在乡学读书时，即已崭露头角，他对文学、天文、律历、医卜均有所涉。十六岁学诗赋，十八岁习以科举之业，永乐已丑年，年方十九时，赴京侍奉时任国子监司业的父亲，得拜明代“三杨”之一的冼马杨溥为师。其时，在其父任所获读朱熹所编之《伊洛渊源录》，自谓“睹道统一脉之传”，“于是思自奋励，窃慕向焉，而尽焚当时举子文字，誓必至乎圣贤而后已”。谢绝与人交往，独处小楼二年，专心攻读《四书》《五经》以及“洛学”和“闽学”的语录。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洛学”是指以北宋哲学家、教育家程颐程颢兄弟为首的学派，“闽学”是指以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朱熹为首的学派，无意进入仕途，决心以讲授理学，传播程、朱哲学思想为己任。年仅21岁时就开始登堂讲学，门下从其学的弟子有数百人之多，其中还不乏学有大成者在其中。
吴与弼一生不应科举，讲学家乡，且屡荐不出，隐居乡野。明正统十一年，亦即是公元1446年，山西佥事何自学曾经荐举其入朝入仕，他没有去，后来，御史涂谦、抚州知府王宇也一再荐举他入朝，他一律谢绝不出。到了景泰七年，也就是十年后的1456年，御史陈述又荐举他入阁讲学，皇帝下诏江西巡抚韩雍前往礼请，他又辞谢不出。
就这样，直到天顺元年，也就是公元1457年，大臣石亨与大学士李贤一同上疏荐举，并派人前往征召吴与弼进京。翌年五月，初授为左春坊左谕德，他上疏请辞。英宗召入文华殿，咨询其因，他以“浅陋之学，衰病之躯，有负期待之重，岂敢窃禄为官”力辞。后又多次上疏辞职，并由其子向吏部告以病重，才得以允准。辞官归里后，在呈英宗的谢表中力陈十事，说:“一曰崇圣志，二曰广圣学，三曰隆圣德，四曰子庶民，五曰谨命令，六曰敦教化，七曰清百僚，八曰齐庶政，九曰广言路，十曰君相一德同心。”言词恳切，获明英宗嘉许，派人护送回乡，并命地方官按月支给仓米，以示关怀。
尽管吴与弼的理学是自学自得，且“上无所传”，由身体力行而形成，但是，他的理学思想概括起来有“四观”：即“天道观、性善观、践行观、苦乐观”。自北宋以来，理学家所阐明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理”。程朱如此，吴与弼亦如此，他们虽无师承关系，但吴与弼身体力验，潜心研究，在道德修养和认识方法方面，在毫不自觉的状态之下，无意识地继承和发展了程朱的哲学思想，他认为:“万变之纷纭，而应之各有定理”，也就是说，大千世界，万事万物，都有它们自身的规律。
吴与弼不仅是明初一位著名的理学家，而且还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在中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个提出“劳动与读书相结合”的人，他的“教育不能脱离生活”的理论，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吴与弼在教学上“本之以小学、四书，持之以躬行实践”为要义，常用程子的话勉励学生说，做人做事，当以圣人为志；言学，则当以道德法则、规律为志。然进修不可躐等，必先从事于小学，以立其基，然后进乎大学，以极夫体用之全”。他要求学生能够循序渐进，先打好基础而不要好高骛远，一步登天。
吴与弼主张言传身教、因材施教、启发引导、为人师表，他把“天理”、“居敬"”、“践行”作为自己日常行为的规范。他的教学方法也是与众不同的。他不仅和学生一起劳动，一起生活，还坚持在劳动中讲学，在劳动中授教，在劳动中悟“道”。他一生讲学乡间，躬耕食力，粗衣蔽履，饭粝蔬豆，将生活性、实践性、道德性融为一体，常常用“理”来检点自己的日常行为，开展自我教育，自我反思。他认为“痛省身心，精察物理”，是通向“天道”的阶梯。
其时，从吴与弼求其学的有数百弟子中，有不少的学生在其后大都成为了有名的学者，譬如胡居仁、陈献章、娄谅、胡九韶、车泰、罗伦、谢复、周文、杨杰、饶烈等人。他的这些弟子后来又因见解不同分成了两派，其弟子陈献章得其“静观涵养”之旨，遂开“白沙学派”之宗；其弟子胡居仁、娄谅等人，得其“笃志力行”之义，遂启“余干之学”洞府，自成一宗。由此可见，吴与弼在明代文化上的影响是何其大也？
吴与弼一生重求心得，不事著述，故其留下的著作不多，主要有语录体之《日录》一卷。今有明末崇祯刻本《康斋文集》12卷。清康熙间将其《日录》汇入《广理学备考》，称《吴先生集》。他的文章虽然读来平易，但寓理却都是很精深的。
他的诗文大都是积中发外之作，风格清明峻洁，曲折纡余，读了能使人自然兴起。有诗7卷，奏议、书信、杂著1卷，记、序、其它各1卷。其诗不下千首，绝句更具特色，诗文清新流畅，淳实近理。文集收入《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他创立的“崇仁学派”享誉中外，其门下开创的“江门之学”、“余干学派”和稍后的“江右王门学派”是推动中国文化教育第二次下移的端绪，为中国思想史从朱熹的“智识主义”向“内省功夫”的转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成化五年，也就是公元1469年，在家中病故。
艾南英是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县人。明朝末年的散文家、文学评论家。明代天启年间中的举人。因其深恶科场八股文章的腐烂低劣，遂与临川人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等力矫其弊，以兴斯文为己任，刻印四人文章，世人翕然赞同，人称“临川四才子”，或“江右四家”。
明万历年后期，明代文风衰弊，文章内容陈腐，科场制艺，形式僵化。艾南英对此深恶痛绝。他认为只有取径唐、宋才是溯源秦、汉的正确道路。他积极提倡遵依北宋古文精神，推崇司马光和欧阳修，与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以及南昌的万时华、新建的陈宏绪、清江的杨廷麟、瑞金的杨以任等人，在一起组成“豫章社”，并亲自担任社长。跟陈子龙、张溥、张采、夏允彝等人结成的“复社”、“几社”就文坛的文风等问题展开论争。他大力排抵王世贞、李攀龙等为代表的前后七子及其崇拜者“文必秦汉”的拟古说，反对以钟惺和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因袭六朝俪彩、追求硬瘦艰涩、幽深孤峭的玄风，赞同钱谦益对时文的见解。认为文章要表现“时”与“境”，要讲“义法”、“神气”、“雅洁”。他精心挑选秦汉到元代的名家名作，汇编成《历代诗文集》，选辑明代诸家文章，编为《皇明古文定》，搜集“生吞活剥”、“钩章棘句”、“生硬套用”、“溢美饰非”及“游戏”之文，编成《文剿》《文妖》《文腐》《文冤》《文戏》五书，从正、反两方面提供给学文者做参考。他的这些文学主张，后来成为了清代“桐城派”文论的先声。他还与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四人合作，将他们所作的文章刊刻印行于世，又有《四家合作摘谬》，其宗旨大致是“以贤德之天抗强大之天”，以质抗量，“人以华、吾以朴；人以浮，吾以奥；人以俚语，吾以经术；人以补缀蹭蹬为篇法，吾以浅深开合、首尾呼应为篇法”，使天下文人学子耳目一新。
艾南英平生用心研究史学，曾经撰写了一部《古今全史》计一千余卷，但可惜的是，他刚写完，便当即遭战火焚毁，其它著述也在战火中散失殆尽，只存有《禹贡图注》一卷见存于《四库全书》中，其所著的《天佣子集》，在清乾隆时又遭到禁毁，但该书的创作成就并不高，收入的只是他一些与人往来论辩的书信和序文，笔力还算峻厉爽健，文气也较舒卷自如。
罗汝芳是江西省南城县天井源乡罗坊村人，明代中后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诗人，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的先驱。学界称其为近溪先生。
罗汝芳自幼聪明好学，5岁从母读书，稍长则博览群书，后独钟“理学”。16岁赴南昌师从“泰州学派”代表人物颜钧，继得王艮真传，尽受其学。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中举，二十三年参加会试后，自认为“吾学未信，不可以仕”，不参加廷对，退居故乡长达10年之久。后来，翌师胡清虚学烧炼，师从僧人玄觉谈因果。他探幽索隐，触类旁通，精究细研，形成自己的真知灼见。他四处游访，考察社会，探究学问，并在从姑山创办了“从姑山房”，接纳四方学子，从事讲学活动。他一生深入下层，宣讲哲理，教化士民，以发人“良知”和济人急难闻名于世。其学虽源于理学，但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正宗教条，提倡用“赤子良心”、“不学不虑”去“体仁”，持见新奇，颇有创见，一扫宋明理学迂谨之腐气，故被誉为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启蒙思想家的先驱。
在青年时代，他受到了明朝程、朱学派理学家薛垣的影响，认为“万起万灭”的私心杂念长久以来就困扰着自己，必须把它除去。于是，便在寺中闭关静坐，在几上置水一杯、镜子一面，要使自己的心像水一样静、镜一样平，久之，遂成重病。其父授之以王阳明《传习录》，使他领会了“致良知”的学说，其病方愈。后来，罗汝芳赴南昌会试，师事颜钧。颜钧认为，人的天赋道德观念是永远不会泯灭的，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时刻保有着它，人只要发扬这种道德观念就可以了，因此，人们的道德修养根本不必从“制欲”人手。罗汝芳听后，如醍醐灌顶，完全接受了这种“制欲非体仁”论，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学观点。罗汝芳反对朱熹、王阳明等人所倡导的以省、察、克、治为基本手段，以“制欲”为基本内容的道德修养方式，并认为这是与孔孟之道相违背的。
罗汝芳一生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理学思想方面。他认为，“大道只在自身”，人的目视、耳听、饮茶、吃饭、早起、夜寐、相对、问答，以至弹子的转动，肌肤的痛感，无一不是这个“道”的作用和表现。只要具备了一个肉体的形躯，就有了做圣人的条件。他主“拟不学为学”，“以不虑为虑”，不学不虑，就可以造就“良知良能”。在他看来，人的良知是永远不会泯灭的，不以修炼而增，也不以不修炼而减，圣愚的差别只在于“觉”与“迷”之间，因而成圣、成贤简直是容易非常。
陈际泰是江西临川鹏田陈坊村人，明末的古文家。“临川四大才子”之一。 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陈际泰68岁时才中了进士，崇祯十年，被授与掌册封、传旨的“行人”官职。
陈际泰幼年时家贫如洗，无法与其他幼童一样进学校读书，他只好借邻居小孩的书，偷偷地躲在一边自学。等到8岁那年，得到了表兄一本破烂《书经》，便刻苦自学，揣摩其意，慢慢通晓其义。10岁时，他在外公家的药笼中找到了一本《诗经》，便日夜攻读。父亲要他下田劳动，他便将书带在身边，一有空就诵背不止。14岁那年，他代父教蒙馆，期间，他先后向济川、钟美政、郝庶野等人学习写文章。20岁的时候，他认识了邱一敬，两人便经常诗书相传，互相切磋。回乡后，他又结识了章世纯、罗万藻、艾南英，四人走到一起，志趣相投，一见如故，共结“豫章社”，一起倡导时文，致力写作，四人同以时文而著称于世，被誉为明代的“临川四大才子””、明代的“江西四家”。
陈际泰才思敏捷，写作速度极快，有时一天能写二三十篇文章，他一生之中作文竟多达万篇之巨。史书称他“经生举业之富，无若际泰者”。他在八股文方面的造诣也较高。他能够将经史古籍融会贯通，自辟门径，借题发挥，驰聘才思，抒发己见，被人称为明代的“八股文”大家。
陈际泰的著述多阐发经籍，有《易经说意》7卷、《周易翼简捷解》16卷、《群经辅易说》1卷、《五经读》5卷、《四书读》10卷，均存目于《四库全书总目》的经部。文集有《太乙山房集》15卷、《已吾集》14卷。清人辑《临川文选》《临川文献》和《江西五家稿》都分别选入一卷。他的散文风格多样，有一定艺术价值。
邓元锡是江西省黎川县日峰镇人，明代中后期的理学家、文学家。 他的学术思想渊源于王守仁，但不尽宗其说。元锡编撰的《五经绎》包括《六经》中的《书绎》《诗绎》《三礼绎》《春秋通》《易绎》，均收录于《四库》的“经部”。
邓元锡一生著述极其丰硕，根据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他作品的统计，仅收录该书的便多达5部200余卷。其中，《五经绎》15卷，《三礼编绎》26卷，《函史》上编81卷、下编21卷，《皇明书》45卷，《潜学稿》12卷。其他尚有见载于他处者。他的著作“皆足阐衍圣贤，荟萃古今”之作。其内容概括起来，有对古代《六经》及诸子著作的注解论述，有对各年代历史的编撰评说，有对明朝历史的记载及其文化学说的叙述，还有他自己一生创作的诗文论著、书札语录。
美德千秋颂，华章万古传。邓元锡去世后，人们敬重他的为人，私谥其“文统先生”以纪念他的丰功伟德，他的弟子在县城为他建立祠庙，每月初一、十五在祠中行礼讲学。其后，他又被列入府、县乡贤祠供奉，并作为江西名人请进豫章理学名贤祠。他的事迹被列专于《明史》《江西通志》《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及府县志。他的著作除收录于《四库全书》外，还被珍藏于国内外各大图书馆，其中，《函史》《三礼编绎》至今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
龚廷贤江西金溪人。他幼攻举业，后随父学医。他承家学，又访贤求师，医名日隆。曾任太医院吏目。1593年，治愈鲁王张妃臌胀，被赞为“天下医之魁首”，并赠以“医林状元”扁额。
龚廷贤的著述甚富，著有《济世全书》八卷、《寿世保元》十卷、《万病回春》八卷、《小儿推拿秘旨》三卷、《种杏仙方》四卷、《鲁府禁方》四卷、《医学入门万病衡要》六卷、《复明眼方外科神验全书》六卷、《云林神彀》四卷以及《药性歌括四百味》《药性歌》等。并为其父续编成《古今医鉴》一部，另著《痘疹辨疑全幼录》《秘授眼科百效全书》《云林医圣普渡慈航》《医学准绳》等专业医学典籍，可惜尽皆散佚。
一路叙述至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明代的“四梦文化”“豫章社”“崇仁学派”“余干学派”的兴起，使得他们在反复古文化运动敢于斗争，勇于辩论，王门弟子对“心学”的继承与针对性的批判，无疑在哲学史上开了一个敢于自我批评的先河。明代的抚州学者在文化界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巨大的，他们一个个是在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中盛开的、灿烂的、亮丽的文化之花，是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的，为明末清初的文化启蒙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坚实的基础的，是永远值得人们去记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