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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抚州由资溪的李觏，崇仁的吴曾、欧阳澈，南城的陈彭年、陈景元等人组成的文化及文学的阵营，看看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及文学艺术上取得了哪些可喜的成就。
李觏，号盱江先生，北宋建昌军南城，即今天的江西抚州市资溪县高阜镇人，北宋儒家学者，著ming的思想家、哲xue家、教育家、诗人。
李觏是天潢世胄，唐代滕王李元婴的后裔。李觏的祖上世系是这样的:一世祖唐高祖李渊，二世祖滕王李元婴，三世祖万五公，四世祖千一宫使，五世祖一壹宫使讳珍，六世祖恭，七世祖六府君，八世祖十四府君，九世祖守藩，十世祖仲长，十一世祖遇，十二世祖三公讳彦宽，十三世祖有馀，也就是李觏的父亲，李觏是滕王的后裔世系明确，而同时代官至枢密副使的族人李山甫是李觏的堂侄，李山甫高祖父逵公与李觏曾祖父遇公是亲兄弟，李觏的六世祖李恭早在唐朝中期就与堂弟李威从宜黄至南城开基繁衍，二人成为南城李氏的始祖，为当地望族，那时资溪、新城(即今天的黎川县)都属于南城县管辖，而今留在本地的恭公后裔多分布于资溪、黎川一带，外迁族人遍布各地，这就是“天潢世胃”李觏家世的大概情况。
李觏自幼聪明好学，5岁知声律、习字书，10岁通诗文，20岁以后文章渐享盛名，但在科举一再受挫，仕途渺茫。从此退居家中，奉养老母，潜心著述。于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创办“盱江书院”。同年，受郡守之请办学，开课授徒，慕名求学者常有数百人。“为盱江一时儒宗”，人称“盱江先生”。曾巩和任过御史要职的邓润甫等人，都是李觏的高徒。王安石与李觏也有过交往，王安石在《答王景山书》一文中，就提到过自己曾采纳过李觏的意见，而邓润甫更是积极参与了王安石变法。范仲淹于皇佑元年，公元1049年上书，称李觏“讲论六经，辩博明达，释然见圣人之旨；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后经范仲淹、余靖等人多次举荐，乃被授为太学助教，历任太学说书、海门主簿、太学直讲等职。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权同管勾太学，以迁葬祖母，请假回乡，八月病逝于家，享年51岁，葬于凤凰山麓。
他生当北宋中期的“积贫积弱”之世，虽出身寒微，但能刻苦自励、奋发学习、勤于著述，以求安国济民。他善辩能文，举茂才异等不中，讲学自给，来学者常数十百人。李觏博学通识，尤长于礼。他不拘泥于汉、唐诸儒的旧说，敢于抒发己见，推理经义，成为“一时儒宗”。今存《直讲李先生文集》三十七卷，有《外集》三卷附后。
李觏一生以教学为主，自称“南城小民”。由于家住盱江边上，遂创办了“盱江书院”，故又称"李盱江"，学者称盱江先生。一生著述宏富，生前自编《退居类稿》12卷，《皇佑续稿》8卷。其门生邓润甫为其辑有《后集》6卷。现存有《直讲李先生文集》，又称为《盱江先生全集》37卷。
李觏起初也像其他读书人一样，想通过科举，登上仕途，干出一番事业来。但是，他在科举仕进的道路上却一再受挫，未能如愿，自叹“生处僻遐，不自进孰进哉!”景佑年间，他步行到京城汴梁，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寻求仕进之途，最后无果而归。次年，参加乡举，又名落孙山。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应茂才异等科奉旨召试，李觏再度入京，但再次名落孙山，在京城流落经年，忧愁满腹，抑郁不肯还乡。就这样，他在遭受了几次这样的打击之后，遂无意仕途进取，隐居乡野著述。
李觏的思想是偏重于经世致用的。他的许多思想给予了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在理论上的支持，也是后来王安石“变法”的思想萌芽之地。由于他重经世致用，因此在经学上颇重《礼》学，《周礼致太子论》五卜篇是其“通经致用”的理论代表作，这对于王安石后来所作的《周礼新义》一说，不能说没有产生影响。由于李觏重实用，所以他反对孟子的作派，著有《常语》一书来驳斥孟子的思想，他反对所谓的“重义轻利”，认为“焉仁义而不利者乎?”成为宋学中“非孟”思潮的先驱者。李觏在学术上以儒学为宗，但是他反对佛、道二教，是庆历之际排斥佛、道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
北宋著ming的宰相词人晏殊和李觏是很好的朋友，晏殊每次来南城，李觏都要陪他游览麻姑山，并共同论诗赋文，写词作对。
有一次，二人观赏麻姑山的“玉练双飞”，在回来的路上经过余家沅，忽闻咿咿哑哑的车水声。此时，正是三夏盛暑，二人手持摺扇，信步来至车水处，晏殊忽然词兴大作，高声吟道：“车儿车水水随车，车停水止。”李觏听了称赞道：“人谓临川多才子，而同叔当居其首，今公见水吟车，可谓临川古风矣”。晏殊笑道：“直讲先生久居仙山，山高风爽必喜吟风，愿先生以风对”。觏公沉思片刻，见晏殊挥扇以待，顿时思路大开，手摇摺扇大声诵道：“扇子扇风风出扇，扇动风生。”晏殊听罢，连声称道“妙对、妙对。”二人遂开怀拍手大笑，车水农夫在旁聆听多时，也跟着附和地赞道：“对得好，对得好”。
庆历年间，北宋著ming思想家李觏常在江西南城十贤堂讲课，听讲者有太学生百余人，其中有唐宋八大家之一、号称“南丰先生”的曾巩。
有一次，李觏应邀赴豫章春游，随行学生十余人。从建昌东门出发，经抚河至赣江。时值暮春三月，逆风顺水，船家扯下帆篷，装上浆橹，摇橹前进。舱内李觏居中而坐，门生并列左右，曾巩坐于右侧最后一个位子上。李觏对众生说:"此去豫章尚远，行舟寂寞，何不以行船为题，对一对联，用来消遣。"诸生同声说道:"请先生拟上联，我等对下联。"李觏点头沉思，舱中顿时沉静下来，唯有吱哑吱哑的橹声。李觏手指船橹，高声说诵道:"两橹并摇，好似双刀分绿水"
诸生从左至右，依次对下联。李觏抚髯静听，有时轻轻点头，有时又评论修改一番。看他的神气，似乎对所有下联，均不满意。最后，只剩下曾巩一人，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只见曾巩不慌不忙，站起来躬身向先生施了一礼，高声对道:"孤桅独立，犹如一笔扫青天!"
李觏听罢，不禁连声叫好:"此联气魄雄伟，思路开阔，对仗准确，实为难得之妙联。"诸生齐拱手向曾巩祝贺。
由于北宋时期，鄱阳湖流域的学风是侧重经世致用的，而这一学风的形成与发展，是欧阳修倡导于前，而王安石行道于后才形成的局面，这期间，李觏则是处于他们两人之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经世致用性思想的代表人物。
宋高宗绍兴年间，在南城建十贤楼、四贤堂，李觏与陈彭年等人共祀其上，并于郡学大成殿绘李觏像以风后学。宋理宗宝佑二年，公元1254年，又立兴文堂以祀之。明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建昌新建李泰伯祠堂以祀，成化八年，特旨准左赞状重修李觏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李觏的哲学思想被列为重要的学术研究项目。为纪念李觏，资溪县建有泰伯公园，并塑有李觏雕像。李觏一生的著作有《盱江文集》，今有校勘标点本《李觏集》，其中《礼论》《周礼致太平论》和《庆历民言》等是其思想和学术的代表作品。
欧阳澈，宋崇仁县青云栎油，即今天的江西省崇仁县马安乡人。北宋末期著ming的江右布衣。他少年时，便好谈世事，口气甚大，言语也慷慨豪迈。靖康初年，他应诏上疏给皇帝，奏论朝廷的弊政三十余事，力陈安边御敌十策于朝堂之上。金兵南侵时，他曾徒步赴京行至阙上，上书朝廷力诋和议。性尚气节，敢于直言，虽身为布衣，却能以国事为己任。常常纵论世事，善谈世事，慷慨尚气，忧国悯时，见识明达，切中时弊，其忧国悯时之心，皆出自其本性良知。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大举攻宋，宋军节节败退。欧阳澈出于爱国之心，向朝廷上“安边御敌十策”，州官曾扣下不给转呈。他又针对朝廷弊政，提出保邦御敌，罢免卖国害民的奸臣等十件大事将上书钦宗。恰逢金兵已经攻破汴京，钦宗赴金营求和。金人提出苛刻条件，迫南宋订立城下之盟。欧阳澈闻讯愤慨已极，对人说：“我能口伐金人，强于百万之师，愿杀身以安社稷。有如上不见信，请质子女于朝，身使金营，迎亲王而归。”众人笑他痴狂，他也不予理论，只身徒步北上。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5月，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市南面，是为高宗。欧阳澈徒步到达南京，伏阙上书，力言李纲不能罢相，黄潜善、汪伯彦、张浚等主和派不可重用，并请御驾亲征，以迎二帝。言辞激切，遭佞臣黄潜善等诬指为"语涉宫禁"。高宗震怒，将他与太学生陈东一起斩首，年仅31岁。他曾说：“臣非不知而敢抗言，愿以身而安天下。”他真的做到了。
尚书右丞许翰听说欧阳澈等被杀，大为震惊，遂力求免职，并为陈东、欧阳澈撰写哀辞。绍兴四年(1134年)，高宗被金兵赶至杭州以后，才有所醒悟，懊悔不该杀死欧阳澈等人，遂追赠欧阳澈为秘阁修撰。
欧阳澈的著作有《欧阳修撰集》7卷，其中又诗集《飘然集》三卷。嘉定十七年，抚州通判胡衍义取欧阳澈靖康三书并刻为六卷行世。欧阳澈的诗，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欧阳修撰集》为底本，校以宋陈思《两宋名贤小集·飘然集》，傅增湘校补《豫章丛书》本遗世。
陈景元，北宋时期的江西南城人，号碧虚子。宋神宗时，陈景元由礼部侍郎王琪推荐，入京城讲《道德经》和《南华经》。敕召进京，应对称旨，赐号“真清大师”，入主太乙宫。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进所注的《道德经》给皇帝，敕当旨为右街都监同签书教门公事，后累迁至左右街副道录。他的诗、书、画皆闻名于世。他的身边四方学者云集从游，并与当时名公王安石、王琏等人成为了方外的好友 。
他的父亲陈正曾经擢进士第，任解朐山令，寓居高邮，以疾终。有子四人，陈景元为季子，是老三。就在他三年守制期满，刚刚脱下孝服不久，而他的长兄、次兄相继夭亡，这才使得他有了方外之志。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他师事高邮天庆观崇道大师韩知止，次年试经，度为道士。既而别其师，游天台山，阅《三洞经》，遇鸿蒙先生张无梦，得授秘术。大约在此一时期，他开始精研《老子》，《庄子》并为二书作解，这才深得《老子》《庄子》之微旨。后隐逸于江淮间，以琴书自娱，并居琼台观精心修持。久而久之，他为了开阔眼界，欲观光京辇，得礼部侍郎王琪推荐给翰林承旨王岐，得以隶籍东京的道流之上。他初居醴泉观，众请开讲《道德经》与《南华经》，于是公卿士大夫无有不愿与之结识之人。醴泉观提总因而特奏请朝廷，令其充本观修撰。恰遇邳王谒真君祠，召问道教事，服其该通，奏赐紫衣。宋神宗闻其名之后，遂诏设普天大醮，命撰青词，复令预修奉同天节斋醮，得旨召对天章阁，赐号“真靖大师”。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他进所注的《道德经》给皇上，神宗极为赞赏，谓陈景元所进经，剖玄析微，贯穿百氏，厥旨详备。任命其为右街都监同签书教门公事。之后，陈景元谒告还高邮葬亲，神宗诏命中使赐白金三十镒为助。
熙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神宗诣宫朝谒，于延祺殿召见，特转额外右街副道录，并度弟子三人，命本宫每岁许度弟子一人，月给斋粮米及缗钱，给庄田以赡众。熙宁八年，以事累稠沓，乞归庐山，不允，有旨令官吏不干预其本宫事，每岁增赐度牒二道。元丰六年，罢本宫事，归隐茅山，刊正三洞经法。后游嵩山，卜炼丹之所。元皊三年，朝廷复其右街道录职。
陈景元虽数任道官，却颇厌身为官事所累。乞归隐庐山时，行李无他物，百担皆经史之书。临别时，王安石问其乞归之意，答曰：“本野人，而今为官，身有吏责，触事遇嫌猜，不若归庐山为佳。”王安石韵其语，书于太一宫壁间：“官身有吏责，触事遇嫌猜。野性岂堪此，庐山归去来。”由于他学问渊博，大臣王安石、王珪皆喜与共游，自吴奎、蒲宗孟、王岐而下之硕儒大夫，与之唱酬诗歌者甚众。至垂暮之年，右正统道藏仆射苏颂曾感喟地对他说：“真靖当以所业授门弟子，不尔，则恐陶、葛之学不传于来世。”陈景元自幼好学，至老不倦，所藏内外书数千卷，皆素所校正。居处以道、儒、医书各为斋馆所藏，四方学者从其游，则随类校雠，于是人人得尽其学。又喜作正楷，祖述王羲之《乐毅论》《黄庭论》，下逮欧阳询《化度寺碑》。其著述甚多，仅《正统道藏》即收载其《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十卷，《南华真经章句音义》十四卷，《章句余事》一卷，《余事杂录》二卷，《冲虚至德真经释文补遗》二卷，《西升经集注》六卷，《上清大洞真经玉诀音义》一卷，《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四注》四卷。近人蒙文通将其有关《老》《庄》的注解加以校勘、整理，撰《陈景元〈老子〉〈庄子〉注校记》一书行世。
陈景元对道教的学术颇有贡献，时人即称他兼有司马承祯之坐忘、吴筠之文章和杜光庭之扶教。陈景元的道论主重玄宗说，特别强调人的名言的局限性，认“常道”“不可以言传，不可以智索，但体冥造化，含光藏晖，无为而无不为，默通其极耳”。他又在《南华真经章句音义·序》中指出，读《老》《庄》经书，“斯乃道家之业务，在长生久视、毁誉两忘，而自信于道”。其修道论主于清静说，以“顺从自然之道”，“忘缘无累”，“归于虚静”为旨要。
陈景元在《藏室纂微》中把“道”分为“常道”与“可道”，他认为“常道”自然而然，随感应变，不可以言传，不可以智索，但体冥造化，无为而无不为。他认为“常道”无名，凡有名可标，有言可说者便是“可道”；“常道”是道之体，而“可道”乃道之用；“常道”湛然不动，而“可道”有变有迁；“常道”是理之妙，“可道”是事之微，“常道”与“可道”有内外深浅之别，但二者并非毫无联系，而系体用一源。他指出“道”的含义是“通”，“万物得之无所不通”。这与唐代道教重玄派说“道”是“虚通不碍”之论相一致的，显然，陈景元受到了重玄派的影响。这个无形无名、无所不通的道，由于其体用的变化使万物得以生成，亦即他所谓的“体用既彰，通生万物”的原因，这也是属于他宇宙生成论的主张。
他解释《老子》的“道生一”的“一”为道之子，为太极，而太极即混元，也就是太和纯一之气。“一”又叫“无为”、也叫做“冲气”或“元气”，为妙物之用。当此浑沦一气，未相离散时，必有神明潜兆于中，这个 神明就是“二”。有神有明，于是便有了“分”，所以清、浊、和三气噫然而出，各有所归。最后，清气上升化为天，浊气下沉化为地，和气居中而生为人。是以“天地人”三才既具，万物从而资生。这是陈景元描述的宇宙化生过程。
陈景元在注解《老子》时，还阐述了他治身治国之道的思想。他认为治身治国当以厚重为根本，治身的人心安静则万神和悦，故无嗜欲奔躁之患；治国的人无为则百姓乐康，故无权臣挠乱之忧。无论治身治国都应顺从自然之道，息爱欲之心，以归虚静之本。因此他在修炼方式上强调虚静寂寞、独悟、冥览。他慎重指出，治身与治国的方法是一致的，二者并行不悖，清静无为，既是理身之道，也是爱民治国之术。有道之君，若能垂拱无为，功业就可成而不有，万物将自宾，四民无不服。在陈景元在注解《老子》中，传统的神仙长生思想已经在他的意识里起了变化。他解释“是谓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说，积德之君，其治人事天，厚国养民，植根于无为，固蒂于清静，社稷延远，故谓之长生；临御常照，故谓之久视。他这是从政治的长治久安角度去诠释“长生久视之道”的，而不再是传统的长生不死的思想。他在序中还说，九丹八石，玉醴金液，存真守元，思神历藏，行气炼形，消灾辟恶等，皆老子常所经历救世之术，非至极者也。对传统的神仙术，陈景元已经是抱着看不起的态度了，他强调那些东西并非是老子的宗旨。另外，他还常常征引《易》《庄子》的思想来解读《老子》，这体现了他的学术特色和宏博的胸怀。
由此可见，抚州不愧是一座人文历史丰厚的红壤温床，诞生出了以王安石等人为代表的政治家，文学家阵营，为鄱阳湖地域文化的构建，打下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