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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思本，号贞一，江西抚州临川人。元代时期的地理学家。
他生于南宋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至元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275年底抚州被元军占领时的宋亡之痛，笼罩在朱思本一家人的头上，朱家长辈们的那种决不仕元，厌世遁迹、淡薄名利的处世心态，对年幼的朱思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那时，年龄尚未满十四岁的朱思本，就曾经到信州的龙虎山中去学道。龙虎山是道教正一派的中心，道家自第四代天师起，便即据此山传教布道。等到元廷荡平江南之时，第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应召入觐，元世祖忽必烈命其主领江南道教。后其徒张留孙被留在大都，建崇真宫于两京，专掌祠事，并被朝廷授为玄教宗师。至元二十四年，张留孙的徒弟吴全节又来到大都，协助张留孙处理教务。其时，朱思本才刚入山不久，在以后的十余年里，他一直潜心学道，并以其相当高的文化素养，让自己在龙虎山中地位不断地得到上升。元成宗大德三年，亦即是公元1299年，朱思本奉玄教宗师张留孙之命，也离开龙虎山去大都，亦即是今天的北京，成为张留孙、吴全节两人的得力助手。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朱思本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胡为舍此去，乃与尘俗萦，人生有行役，岂必皆蝇营。”看来，他早就下定决心不做蝇营狗苟般的凡人，更无意去追求权势。然而他却利用这一次北上的机会，趁机考察了“山川风俗，民生休戚，时政得失，雨潮风雹，昆虫鳞介之变，草木之异”，在人文科学上做出了一番事业来。
朱思本先后游历考察全国各地长达20 余年之久。这期间主要是经历了两个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大德三年，公元的1299年离开龙虎山北上，“登会稽，泛洞庭，纵游荆、襄，流览淮、泗，历韩、魏、齐、鲁之郊，结辄燕、赵，而京都实在焉”；第二个阶段是从至大四年，公元的1311到延佑七年，也就是公元的1320年止，是奉诏代祀名山大川时期，即“奉天子命，祠嵩高，南至于桐柏，又南至于祝融，至于海”的这一时期。在这20 多年里，他除了在大都的一段时间外，其足迹几乎遍及了今天的华北、华东及中南等地区，真可谓是“跋涉数千里间”而不停歇。
在他从龙虎山出发北上大都的第一阶段过程中，这位久居深山、脱离群众的三清道士，真正地接触到了社会，对“人生休戚，时政得失”开始有了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大德年间，江浙一带经常遭遇大水，灾民们流离失所，死者不可胜数。朱思本目睹了广大民众受灾的悲惨情景，他在《庙山九日》中写道:“良田没巨浸，鱼鳖为鲜食；壮健多流亡，老羸转沟洫”；在《东吴行》中写道:“今岁东吴遭海溢，太湖涌波高百尺，夏秋之间阴气凝，十旬风雨韬阳精。吴江浙水不复辨，仿佛蓬莱眼中见;稽天巨浸十六州，良田茫茫蟠蛟虬。”在大水的侵袭下，不知夺去了多少劳苦大众的生命，“死者十七八，存者多飘零”；“流尸日夜下，水气为之腥”。大水之后，扬州一带又发生旱、蝗等灾和瘟疫。他在《广陵行》中写道:“去年春旱天无雷，种不入土心已摧；夏秋日色烈如火，万里良田俱草莱。”“今春雨滑动犁锄，忍饥力作交相呼；奈何螟虫蔽天起，所至草木无遗余。捕蝗作食已云恶，疫疠无端扇余疟；死亡枕藉无人收，赖有王宫为掩骼。”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朱思本面对江浙的大水和扬州的旱蝗之灾，他在《御河》中揭露道:“守令肆豺虎，里胥剧蝗螟”；在《南昌道中》写道:“见说田家更憔悴，催科随处吏成群。”他还巧妙地把“庙堂”与“县胥里正”加以区别开来，以达到痛斥贪官污吏的目的:“庙堂赈济颁良策，宣阃爱民心甚力;县胥里正肆奸欺，远者那能沾帝泽。”朱思本担心江南一带在遭受了特大洪水之灾后，是否还能够完成数以百万计的海运粮，他深表担忧:“东南千万斛，岁漕输上国;今兹民力竭，何以继供亿。”表达了诗人对元廷不顾民力衰竭、横征暴敛的不满。
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吴全节被授为玄教嗣师。作为吴全节的助手，朱思本便有可能随从吴全节去祭祀五岳四渎等名山大川。何谓“五岳四渎”呢？“五岳”是指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这五岳是中国民间信仰山川神的代表；而“四渎”则是指长江、黄河、淮河、济水这四道著名的河流，实为中国民间信仰河流神的代表。
元成宗铁穆耳病死后，元武宗海山登上大宝，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春，元武宗特授布衣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集贤大学士、同知徽政院事。当时，朱思本的一些诗作已经在大都的知识界广为流传，关于他的才能，李孟是必有所闻的。次年，元武宗卒，其弟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嗣位，拜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李孟是一位很注意选用人才的政治家，他十分欣赏朱思本的才学，曾劝他返儒入仕，但都被朱思本婉言谢绝了。在许有壬撰写的《朱本初北行稿序》中就曾经记述了那段故事，他加以评论说:“夫昔秋谷李公当国，一见本初，即劝其返初服，本初以早奉父母，父殁而不忍改也。使本初用世必烨烨可观，不独诗岩文而已。秋谷之长于观人，当益信于世也。”可见朱思本“厌世溷浊”的心态是始终如一的。
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朱思本在谢绝了李孟劝他返儒入仕之后，又开始了长达10 年之久的考察活动。他周游各地，名义上是代天子祭祀名山大川，但同时也负有中朝大夫“每嘱以质诸藩府，博采群言，随地为图”的任务。这一任务正与他试图重绘新的堪舆图来纠正前人所绘地图错误的想法相符。他经过10 年的辛勤努力，他终于绘成了“长广七尺”的《舆地图》，后刻石于上清之三华院。可惜此图已失传，幸明代罗洪先所绘《广舆图》还保存了此图的概貌。
为了完成《舆地图》这一艰巨任务，朱思本在实地考察、搜集资料、制图方法等方面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一是实地考察。他在《舆地图自序》中说:每到一地，“往往讯遗黎，寻故道，考郡邑之因革，核山河之名实，验诸滏阳、安陆石刻《禹迹图》、樵川《混一六合郡邑图》”。他的考察是严格的科学实践，首先是“讯”，即向当地父老乡亲询问古迹、口碑；其次是“寻”，即寻找遗迹、遗址；三是“考”即考证郡邑之沿革；四是“核”，即核实河流山川之名是否有误；五是“验”，即根据自己的考核来验证古地图所绘与考证是否相符。为了取得科学的结论，他那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为其同时代的文人虞集所称道：“遇輶轩远至，辄抽简载管，累译而问焉。山川险要，道径远近，城邑沿革。人物、土产、风俗必参伍询诘，会同其实，虽靡金帛费时日不厌也，不慊其心不止”。通过实地考察，他对前人所作的地图进行核对，他发现“前人所作，殊多乖谬”，因而进一步增强了他重新绘制地图的决心，“思构为图正之”。
二是广泛吸收有关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朱思本善于从前人的著作中汲取有价值的成果。他在《自序》中，历举参考过的地理著作有《水经注》《通典》《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等。当时正值《元一统志》编成。该书初由札马鲁丁、虞应龙于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编成，后由孛兰兮、岳铉等据新编的《云南图志》《甘肃图志》《辽阳图志》等进行增补，于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成书，凡1300 卷。该志所引资料，大江以南各行省大半取材于《舆地胜记》和宋、元旧志，大江以北大半取材于《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和金元旧志，云、甘、辽则引据新志。因此，《元一统志》是汇集当时地理学上最新成果的一部全国性地方志。朱思本的肩上既有朝中官员命"“随地为图”的任务，因而得以能够随时“质诸藩府”，查看当地政府部门所藏的地理资料和地方档案、方志资料等，当然也可以利用刚刚新编成的《元一统志》。有了这些条件，《舆地图》的绘制就具备了更加充实的基础。
朱思本并不满足于对汉文资料的搜集，而且他还注意利用藏文等少数民族地理著作。例如，为了弄清黄河源头及其流向里程，“从八里吉思家得帝师所藏梵字图书，而以华文译之，与昂霄所志，互有详略”。朱思本所译藏文图书中关于河源的记载，《元史·地理志》中有部分摘录，自发源地火敦脑儿至汉地，有较细记载，是黄河上游所经之地的宝贵资料。据此，可知朱思本也是一位精通藏文的翻译家。为了编绘较为精确的《舆地图》，在搜集材料方面他是不遗余力，身体力行的。
三是重振“计里画方”的绘图方法。我国地图制作的画方之法，始于魏晋。地理学家裴秀创造了“制图六体”法:即“分率”(也就是按比例缩尺)、“准望”(指方位)、“道里”(指实际里数)、“高下”（指高度）、“方邪”（指形状）、“迂直”(即地貌地形与实际里数的关系)。裴秀的《禹贡地域图》，“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备载名山都邑，王者可不下堂而知四方也”。可知，《舆地图》便是以“计里画方”的手法绘制的。此法在唐贞元年间得到贾耽的重新提倡。朱思本在《舆地图自序》中提到的《禹迹图》，则为伪齐阜昌七年，公元1136年4月所刻。从图中的唐代地名和绘图情况来判断，很可能是据贾耽《海内华夷图》中的禹贡九州部分绘成的，所用的画方绘法，注明“每方折地百里”。可见计里画方之法一直并未中断。朱思本在裴秀、贾耽的基础上重振此绘图方法，故其所绘的《舆地图》比前代更为精细详尽，图画上的山川湖泊、城镇区域注记也大大增加，因此对计里画方的精确度要求更高。这种计里画方之法经朱思本的提倡，到元明两代又开始盛行。直到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入西方的绘图法后，更科学的经纬度才开始逐渐代替计里画方之法。
明嘉靖年间地理学家罗洪先有志重绘天下舆图，经过反复比较之后，发现朱思本《舆地图》是他见到的地图中最正确、最可靠的地图，于是以朱图为基础，加以增补扩大，名为《广舆图》。他说:尝遍观天下图籍，虽极详尽，其疏密失准，远近错误，百篇而一，莫之能切也。访求三年，偶得元人朱思本图，其图有计里画方之法，而形实自是可据，从而分合，东西相侔，不至背舛。于是悉所见闻，增其未备，因广其图，至于数十。霍冀在评价根据《舆地图》扩大而成的《广舆图》时，特别强调了计里画方的优越性:计里画方者所以较远量迩，经延纬袤，区别域聚，分拆疏数，河山绣错，疆里井分，如鸟丽网而其目自张，如棋布局而其罫自列，虽有沿革转相易移，而犬牙所会，交统互制，天下之势尽是矣!
朱思本对自己的《舆地图》也作有实事求是的估价。他虽然周游了全国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