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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流域继秦代走出来了吴芮、毛苹、梅鋗三人组成的鄱阳、余干文化方阵之后，很快就进入了西汉、东汉的两汉时代，关于我国汉民族、汉人这一概念的建构与形成就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开始并逐渐固定下来的。在两汉时期，鄱阳湖流域又先后走出来了徐稺、李朝、唐檀、程曾、陈重、雷义这样一个由六人组成的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文化方阵。更为令人可喜的是，他们六个人中，徐稺、李朝、唐檀、程曾四人都是豫章南昌人，可以说是一个地方上的乡党，另外的陈重和雷义两个人中，陈重是宜春人，而雷义则是鄱阳人。这就更有意思了，下面，我就依次来对他们做一个简单的陈述。
说起徐稺可能大家不是几太明白，但只要是读过唐初四杰之一的才子王勃所写《滕王阁序》的人，都应该记得其中有这么一句“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的千古名句，他在这句话里提到的徐孺就是徐稺，也叫做徐孺子。徐孺子是鄱阳湖流域人文历史上第一位著名的能人贤士。他一生博学多识，淡泊自守，官府曾经多次征召他出仕为官，他一概拒之，半点也不接受。徐孺下陈蕃之榻的典故，就是来自豫章太守陈蕃因仰慕徐稺的才学与人品而特地为徐孺子专门设置的一把椅子，徐孺子来了，他就去把椅子放下来给徐孺子坐，等徐孺子走了，他便把徐孺子的座椅给悬挂起来。于是，这便有了王勃在《滕王阁序》中“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的千古绝响，传唱不衰。纵观今天的南昌城里，孺子路、孺子亭、孺子公园，有关徐孺子的名胜古迹比比皆是，其中的孺子亭就是当年徐孺子的垂钓之处，为古代的豫章十景之一。
由于徐孺子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为人高义，故其素享“南州高士”之美誉。有关他的一些人文故事，我已经在之前的《徐孺子，鄱阳湖上一布衣》篇什中有过详细的介绍，在这里我就不再重复赘述了。宋代《鹤林玉露》的编撰罗大经曾经是这样来评价徐孺子的，东汉徐孺子矫矫特立，诸公荐辟皆不就。然及荐辟者亡故，便又自己灸鸡渍酒，不远万里前去悼念。可见他于清高之中不入混俗之流，心性敦实忠厚又不忘恩负义之意，因此，他的确是东汉人物之表率，两汉时期人物头上的冠冕！
但令人尤为可叹的是，徐孺子在对待学问的态度上，几乎与孔老夫子的态度是如出一辙，他们俩有个共性，那就是“述而不作”，再加上他性情孤僻，做什么都喜欢亲力亲为，又不像孔老夫子那样广收门人弟子，有学生来帮他整理和记述他的言论，这就导致了徐孺子生前并没有给后世留下他的片纸只字，站在今天的文化角度来说，这不能不说是鄱阳湖地域文化的巨大损失。
若是提起李朝，恐怕知道他的人就不是很多，但要提起他创作的《黎阳九歌》来，恐怕知道的人就真不会少。在我国源远流长的碑林文化中，立碑较早，影响较广，意义重大而又深远的碑刻，便是汉代的两块碑石雕刻，其中的一块是宛令的李孟初撰写的神祠碑，而另一块则是黎阳营谒者李朝撰写的张公神碑。在张公神碑的背面，留有李朝撰咏的《黎阳九歌》九首。
李朝是东汉时期黎阳营的谒者，在东汉桓帝时，先后任魏郡的郡监以及黎阳营的谒者。在东汉桓帝的和平元年，李朝应张氏家族所邀约，立张公神道碑于黎阳张氏宗祠前，并作歌九章以颂其公德，这便是《张公神道碑》的来历。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李朝的《黎阳九歌》是继毛苹的《上邪》之后，鄱阳湖流域较早流传下来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学作品。
唐檀，大约生活在公元126年的前前后后那一时期。他年少时便去了长安游历太学，学习《京氏易》《韩诗》以及《颜氏春秋》等绝学，平生又特别喜好那些灾异星占之术，就经常对大自然中生发的一些奇怪现象做出一些自己的预言，他的很多预言，都在后来被发生的事实给应验了，因此，他的名声就慢慢地大了起来。之后，他离开长安回到家乡设馆授徒，做起了老师来。他的身边经常有一百余位学生随他延席就读。到了永建五年，也就是公元的130年，唐檀被举为孝廉，当了个中郎官。就在那一年的某天，唐檀见天上白虹贯日，便借此向皇帝上奏说了三件事，并细致地说明了其中的原因之后，就果断地弃官回家去了，后来就在家里专于著述，直到亡故。唐檀一生有影响的作品共有18篇，后来他将这是把篇文章编撰成了一部文集，并给文集取名曰《唐子》。在宋代编撰的《太平御览》一书有关《上将》篇目中有这样的一条金句：“良将如泉如山，不知其欢戚也”的名言便是出自唐檀的《唐子》。
由于在汉代，经学特别兴盛，士子大多是要通“经”之后，才能够进步入仕途的。因此，程曾就是在那种环境下，从小就被家里人给送到长安去上学的。他在长安学习期间，从名师受业，研习《严氏春秋》十余年后，又慢慢精通了《春秋》。学成后，便返回了家乡，在家乡一边从事著述，一边讲授生徒，开馆授业。那时候，他的身边常有数百学子围着他，听他讲经论道。到汉章帝时，被地方官举荐为孝廉，后改任了海西县令，后因病死在了任上。程曾穷其一生著有《孟子章句》一卷问世。清代的马国翰曾经为其整理出版了一部《孟子程氏章句一卷》流传于世。
陈重与雷义两个人是非常要好的一对朋友。曾经发生在他们两个人身上的“胶漆之交”的故事，可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中传唱了几千年。因为发生在他们俩身上的这个故事被后世选入了《幼学琼林》以及《增广贤文》之中，可见它的传播之广，影响之深，是我们无法用言语去表述出来的。
陈重与雷义两个人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成为了生死之交的好朋友。他们俩先是在一起研读《鲁诗》、《颜氏春秋》等经书，并且各自都学有所成，成为了地方上的饱学之士。时任豫章太守的张云久闻陈重之名，便从内心里嘉许陈重的德才品行，遂向朝廷举荐他为孝廉，令张云没想到的是，陈重居然要把功名让给他的好朋友雷义，并且先后十多次向太守恳求此事，太守都没有同意他的请求。直到第二年，雷义也被官府选拔为孝廉之后，陈重才雷义两个人一起到郡府里去就职。
有位同在郎署的同僚欠了数十万的外债，债主每天都来找其追讨，几乎没有间断过。陈重便暗地里帮同僚还了钱。后来，那位同僚知道后，诚心来找他表示感谢。他却告诉同僚说，那件事不是我做的，可能有相同姓名的人吧。他始终不肯告诉别人说是自己予人的恩惠。
还有一次，同屋住的另一位同僚因告假回家去置办丧事，便错拿了隔壁屋里一位同僚的裤子回家。裤子的主人便怀疑陈重拿走了，陈重听到后，半点也不为自己申冤辩解，反而去买了一条新裤子给人家做为补偿。等到之前的同僚办完丧事后回来，就把错拿的裤子完璧归赵了，这才帮陈重洗脱了偷裤子的嫌疑。
无独有偶，雷义在郡府的官职是功曹，经常要作协提拔和推荐人的事，但是，他从来不到外面去炫耀自己的功劳。他曾经真诚帮助过一个犯有死罪的人，后来，这个人获释后，便用给他送来两斤黄金表示感谢，雷义不愿意接受，这个送金子的人趁雷义不在家的时候，偷偷地把金子放到雷义家的天花板上。就这样，他直到后来修理房顶时才发现了这那些金子，但这时候，给他送金子的人已经死了，还是没办法再还回去了，于是，雷义就把那些金子交到了县衙里。
后来，雷义又被加封为尚书侍郎。其时，有位同为郎官的人因为犯罪，应当受到刑责的处罚，他便暗自上奏替那位郎官承担罪责，因此，雷义就被司寇给定了罪。后来，他顶罪的举动被同台的郎官给发现了，郎官便上书辞官，祈求为雷义赎罪。汉顺帝刘保这才下诏免去了雷义的罪罚，让他回家去了。雷义回家之后，陈重便也跟着辞官回乡去了。
雷义回到家里一段时间后，又被官府举荐为茂才，他便将这个机会推让给陈重，官府不同意，雷义就假装疯癫地披头散发四处奔走，不应召任命。此事，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这时，就有人评价雷义说，都说胶和漆是自以为粘的最紧，最牢固的东西，但是，放眼看去，胶和漆的感情也比不上雷义和陈重之间的情谊了。这个故事，就是“胶漆之交”这个成语的由来。
纵观其上，从人文历史的角度来说，从吴芮、梅鋗等人身上的挥洒出来的人杰英雄豪情，在徐孺子的渊博学识与亮节高风上，他们都不愧为后世尊崇与敬仰的楷模和典范；而陈重与雷义的温良恭谦让以及俩人甘于助人为乐的精神，就是放到现当代来说，也仍然是值得人们所称道的榜样人物；李朝所作的颂歌《黎阳九歌》九章，可谓是接过了吴芮夫人毛苹手中的文学灯盏，往里添了一点油，助其出了一点力，让灯盏里的火苗往上窜得更高了一些，同时，也奠定了李朝成为鄱阳湖文学二传手的基础。再者到了唐檀的身上，则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唐檀所著的《唐子》二十八篇，是真真切切的“学人”的“立言”之行，完全进入到了文化与文学的范畴，建立起了属于他自己的学说。故此，由他们这些个人组成的鄱阳湖地域文化及文学的方阵，既具丰富的人文内涵，同时又深具文学的意义，可以说是两者兼备，相得益彰，为鄱阳湖流域人文历史文化底蕴的初步形成与文学思潮的启蒙、成长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思想与道德基础。
从此，在鄱阳湖流域这块深具神性且极具灵性的土地上，开始上演地域文学的一幕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