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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宋时期的都昌，继彭寿、冯盛世、曹兴宗之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面来说，先后还走来了以曹彦约、彭方、刘錡、冯去非、冯去辨、冯去疾、冯去弱、江万里等人组成的文化及文学的阵营。其中，曹彦约、彭方、刘錡三人是在在政治及军事方面的杰出人才，冯去非是南宋当之无愧的“陶令”式人物，冯去疾、江万里是著名的教育家。冯去辨、冯去弱亦是当时出仕后又避世的饱学之士。
曹彦约，号昌谷。他是都昌朱门四友中唯一的一个朱熹在白鹿洞亲传的弟子，正宗的门生。南宋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曹彦约高中进士，历任建平县，今安徽郎溪尉、桂平军，今湖南桂阳的录事参军、司法参军，后知乐平县，江西安抚司京湖宣抚司主管机宜文字，权知汉阳军事。开禧年间，金兵“重兵围安陆，游骑闯汉川。”而郡兵寡弱，形势危急。曹彦约登高一呼，积极组织地方武装，招募乡勇，加强水陆防御，制定周密作战计划。他先派赵观迎战金兵，在渔民大力配合之下，“斩其先锋”，“焚其战舰”。接着又遣党仲升偷袭金营，杀敌千余，“民赖以安。”
曹彦约不但是一位干练的将才，他还是一位政治家和著名的诗人。在庆元元年到庆元三年，即公元1125年到1128年间，曹彦约担任常侍，每每于讲筵之上，“殚心启沃”，以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事迹为宝训，反复阐明，以为效法。他将所讲内容辑为一书，名为《经幄管见》，共计四卷。他“旁证经史而归之于法诫。”
曹彦约还是一位诗人。他的名字名已经收入在《江西历代文学艺术家大全》一书中。在《偶作》一诗中这样写道：“此天然处不亦妙，费尽思量却不到。有时父召急趋前，不觉不知造渊奥。此时合勒承认状，从古痴顽可不晓”。他教人要读圣贤之书，信孔孟之说。他在《赠杨伯洪》诗中这样说道：“扁舟下峡七经年，犹忆西民困备边。已病一夫空有议，误谋元帅本非贤。公朝虑蜀天常近，之子忧时火未燃。遇合却留经济用，此行应不愧登仙。”写出了自己当时的情状和心中的忧虑。在一些迎来送往的题赠诗作中，却充满了情义和友谊。比如他在《祭刘仲明文》这样悲叹道：“二十余年，手足弟兄。有财共用，有田共耕。”“生不同姓，居不同州”。“慰我寂寥，问我穷愁。别久不见，贻书置邮。”冯椅辞世时，曹彦约就写了《亲友冯仪之运干挽章三首》的诗来祭奠冯椅。
彭方，号强斋。“朱子守南康时，方随父受业焉。”他学习用心，勤于思考，对疑难问题从不放过，常耳提面命聆听朱子教诲，受益颇丰，他跟曹彦约是白鹿洞书院的同学。他于弱冠之年的绍熙四年，公元1193魁省闱，次年又中进士，先为池州教授、又任扬州教授、景陵知县、广东经略安抚司干办官、歙县知县、袁州知州、国子监祭酒兼侍讲、起居注官、殿中丞、兵部右侍郎、吏部尚书，赠金紫光禄大夫，加文华阁、龙图阁学士等。晚年的彭方以年老上疏辞官，但宋理宗看重他的文才，御笔慰留。但彭方不恋官位，连续二十余次请准丐归，朝廷最后只得恩准归居，又赠封他为少师衔。
彭方虽仕途通达，身居要位，但为官清廉，一生谨慎，“爱养民力”，清明讼狱，造福桑梓，于朝廷于地方多有德政。他也曾在都昌治北清化乡匮湖里佛寺之阳建宝林书院，训徒授业，为家乡培养储备人才。彭方一生著有《经华续业》三十卷和《强斋集》若干卷。
宋代都昌的彭氏是名门望族，为书香门第。其子孙有热衷于地方教育，筑室讲学者；有科举及第，步入仕途者。尤其以“都昌三彭”最为突出，他们是彭寻、彭蠡、彭方三人，为兄弟、伯侄和父子，其中又以彭蠡最为有名。
彭寻、彭蠡的祖父彭图南，学识渊博，宋徽宗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中进士，初授迪功郎，后官淮宁府教授。彭寻、彭蠡的父亲彭立道，字昶年，读书讲求内功，不求闻达，不慕功名。“事亲色养备致，居丧遵从古礼，庐墓三年不移。人叹其孝”。每教人以继往开来为已任，故其子孙理学接踵，多受其影响和感染，是后世问学行孝的典范。彭立道死后，朝廷追赠为朝议大夫。
彭蠡长兄彭寻，字师绎，号东园，自幼得益于父亲教诲，颇善辞令，写得一手好文章。又与弟彭蠡同学于白鹿洞书院朱熹之门，南宋孝宗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以文笔与德行得到乡里推崇和举荐。嘉定戊辰年，公元1208年特奏名进士，只可惜英年早逝。在“都昌三彭”中以彭蠡、彭方父子名声最显，他们两人在明代都以朱子弟子的身份从祀白鹿洞宗儒祠，清代从祀白鹿洞紫阳祠。明清两代乃至今日从祀白鹿洞的朱子高足共14人，彭家父子占了两个，是为孤例。
冯去疾，宋代理学名家、学者兼教育家冯椅的三子，天资聪慧，学识过人。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进士及第，入直徽猷阁，曾任温州知府，后迁升知兴国军（今湖北阳新），曾于兴国沧浪亭刻《兴国本四书》。
淳佑八年，公元1248年为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宋淳佑九年，冯去疾提举江西西路，以朱子常临是帮，故立书院祀之。在任期间，曾于临川创立临汝书院，并聘请知名学者程若庸为山长。临汝书院云集了众多文人学子，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一所书院，光大了“才子之乡”的文化教育。
临川古代书院的创办也是较早的，临川最早的县书院是南湖道院，“予惟抚郡书院始建于南湖之上，所谓南湖道院者也。冯仓使去疾，黄令君干改为临汝书院，以祀朱子”。冯去疾改南湖书院为临汝书院是在宋淳佑九年，一直廷续到清代的同治元年，变成了临川的最后一个书院——汝阳书院。临汝书院坐落在县城西南二里地,今天的抚州市人民公园内。
刘锜，字信叔。是将门之后，我国宋朝时期的名将。其父刘仲武，宋熙宁时初任补官，后曾因功受到宋徽宗的召见，受皇恩披拂，家中的九个儿子都跟着受到了皇封，进而悉数为官，步入仕途。刘仲武一共生育有刘镇、刘锐、刘锷、刘錞、刘锡、刘镗、刘網、刘钊、刘锜九个儿子，在这九个儿子当中，当以刘锜最为著名。
翻开明正德十年《南康府志》卷六《人物》篇，有这样的一段文字记载：“刘锜，仲武之子，字信叔，仕至开府仪同三司，赠少傅，谥武穆。公因官寄居秦州成纪。兄钊，除长宁知府，奉母还都昌，葬二都耘溪田舍”。接着翻看《彭城刘氏会源宗谱·刘彦诚》篇，上面是这样记载的：“公自鄱阳迁居都昌，以漆排门为号，故曰排门大夫”。“敕葬都昌治东六十里黄金乡二十都杏花园木瓜墩留志桥北去丙水十二仗”。接下去再翻开《彭城刘氏会源宗谱·刘仲武》篇，我们可以看到“排门，其旧宅也。”往下看，还有“锜，字信叔。江东路南康军都昌县黄金乡二十都排门村人”。在正德版《南康府志·陵墓》篇中记载，“刘彦诚墓在黄金乡杏花园留志桥北”。在此志的《人物》篇中是这样记载的：“刘仲武，列宅二十四，号排门，遗址见存。”又据清同治版《都昌县志·桥渡》篇记载，“七里桥，在治东七十里古排门，即留志桥。”综合以上的资料来看，刘锜是刘彦诚的曾孙，他们家的第四代传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认识，刘锜的祖居之地，便是今天的鄱阳湖上都昌县的鸣山乡七里桥村。
刘锜自少随父征战，宋徽宗时为閤门祗候。南宋建立后被授为陇右都护，多次战胜西夏，颇著威名。之后受名臣张浚提拔，参与富平之战。又扈从宋高宗，两任权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在顺昌之战中大破金将完颜宗弼军，并派兵协助岳飞北伐。次年，于柘皋之战再破金军。此后被罢去兵权，两知荆南府。晚年再获起用，率军抗击南下侵宋的金帝完颜亮，但因老病而无功。
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刘锜去世，获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武穆”。宋孝宗时追封吴王，加赠太子太保。著有《清溪诗集》，今已佚。《全宋诗》录其诗七首。刘锜性格豪爽、深沉果断，有儒将风度，对南宋政权的建立与巩固起到重大作用。宋宁宗朝时任史官的章颖，从“然后可传于百世，庶几耸动于四方，张大国家之威，发舒华夏之气”的角度，选择了“皆志未尽展，时不再来，失机一瞬之间，抱恨九泉之下”的刘锜、岳飞、李显忠、魏胜四人，于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开始北伐中原之际，撰写了《刘、岳、李、魏传》，以刘锜为首。
建炎四年，也就是公元的1130年，刘錡率麾下的泾原军参加了富平战役。在富平一战之后，南宋出现了多名将领带兵投降金主的现象。刘锜随之奉都招讨张浚之命前去讨伐叛军将领，在战事中，因后援没有跟上，被迫撤了下来，回来之后，遂遭到了降职的处分。被召回临安府，任权提举宿卫亲军。建炎十年，改任为东京副留守。他率八字军等近两万人及全军家属沿水路北上，到顺昌府，即今天的安徽阜阳市时，得到金朝又已毁约犯我朝廷，并且重新占领了东京）的消息。于是，刘锜就和知府一起做出了守城御敌的决定。金军统帅完颜宗弼以大军进攻阜阳，刘锜用计大败金军于阜阳城下。十一年，又奉调增援淮南，与王德、杨沂中等军在庐州东南的拓皋镇大败金军。在今天的阜阳市，就建有纪念他的大型历史文化公园“刘錡公园”，并建有大型街道“刘琦路”。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金主又调60万大军南犯宋庭。在出发前分配作战任务时，攻打宋军各部将领的任务都一一落到了实处，唯有攻打刘锜一部的作战任务，全军无一人敢于应承下来。金主完颜亮气得咬牙切齿，决定亲自带领大军与刘锜决战。当时，刘锜担任江、淮、浙西制置使，节制诸路军马，总指挥部设在清河口。金兵这次不敢怠慢，采用毛毡裹船运粮，刘锜则派游泳好手潜入水中凿沉金人的粮船。金军一面留精兵与刘锜相对抗，另以重兵转入淮西。属刘锜节制的大将王权却被金大军吓倒，不听调遣，不战而逃，彻底破坏了刘锜的作战布署，使得战事落败，刘锜不得不暂时退守扬州。金军派万户高景山尾随而来进攻扬州，两军在皂角林经过一番激战，金将高景山被宋军消灭了，同时，宋军还俘虏了数百名的金兵，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可惜的是，刘锜在此战时的重要时刻，竟突然身染重病，一病不起。他只得下令侄儿刘汜率1500人扼守瓜州渡口，担当守军；命部将李横率8000人在扬州城头固守；自己则暂赴镇江去治病。
这时候，宋廷闻讯之下，只好暂时任命知枢密院事叶义向来做江淮战役的总指挥。叶义向首先来到了镇江，他见到刘锜已经病重不起，就临时任命李横代理刘锜的指挥权，可是，当金兵直逼瓜州时，刘汜首先败退，李横孤军不能抵挡，左军统制魏友、后军统制王方战死，刘锜一手训练而又身经百战的一支铁军就这样几乎全军覆没。刘锜本人被召还京城后，被安排在试院内闲住，等待接受朝廷的处置。次年，也就是在绍兴三十二年，即公元的1162年的闰二月，刘锜突然“呕血数升而卒”。刘锜死后，皇帝追赠他为“开府仪同三司”，后谥“武穆”。
在绍兴十一年的四月，宋高宗与秦桧先后罢免了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元帅的兵权，刘锜因而便自请隐退闲居。七月，尽管枢密副使岳飞请求朝廷不要罢免刘锜的兵权，但刘锜的兵权还是仍然遭到了罢免，罢免之后的刘锜，被外放到荆南府（今湖北江陵）做了知府。至绍兴十七年，刘锜以宫观之职退隐赋闲了下来，一直到了绍兴二十五年，才再度被朝廷重新起用为潭州知州。
刘锜在挂印归隐，寄居湖南湘潭期间，曾经写过一首词牌叫做《鹧鸪天》的词：“竹引牵牛花满街。疏篱茅舍月光筛。琉璃盏内茅柴酒，白玉盘中簇豆梅。休懊恼，且开怀。平生赢得笑颜开。三千里地无知己，十万军中挂印来”。
刘锜在湘潭归隐期间，由于平时没有留下什么积蓄，所以在归隐后的那段日子里，生活是过得非常地拮据。成天衣衫不整，缁衣垢面，一副穷困潦倒的模样。他经常到村中的小店里去吃酒，店中人因为不认识刘锜，便屡屡对他吆五喝六的。刘锜无奈地悲叹道：“百万番人，只如等闲。如今却被他们诬罔。”实在是感觉好笑而又无可奈何，无处发泄心中的怨愤，他便作了此词来聊侃自己，借以舒畅心情。
在这首词中，深深地表达了刘锜在归隐之后那一种甘愿寂寞，不复求闻名于乡里的恬淡心境，这的确是值得所有的人们钦佩的。没有哪一个人，能逃得脱在盛名之下的春风骄纵、志得意满，以及一种乐意享受的感觉。但是，盛名之后的寂寥与无名，却是没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淡然面对的。毕竟，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状态。在名利场中，有多少人看得透这一层呢？他们至死不敢放弃手中的权力。因为，他们接受不了失去权力后的门庭冷落。词中的“休懊恼，且开怀”，不啻在告诉人们，不妨试着去换一种心境来看待外面的世界，去看待生活。其实我们会发现，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都会有他的快乐色泽与悲愤情愫。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朱熹对刘锜的评价中读得出来。宋朝时，一向很少瞧得起武将的朱熹，对刘锜也是推崇备至的。他曾经在文章中提到刘锜说：“信叔本将家子，喜读书，能诗，诗及佳，善写字”。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刘锜不但是喜欢读书，而且还能够做诗，并且他的诗还做得非常漂亮。刘锜不仅会做诗，他还善于写字，并且字也写得很好，的确不愧是“今代诗书帅”，“真的是有一代儒将之风范”。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刘锜不仅是一位骁勇善战，足智多谋的钢铁战将，他还承继了父祖身上的鄱阳湖人遗风，是一位心胸旷达，经纶满腹的饱学之儒。他浑身无不透射出鄱阳湖人的刚毅与坚韧性格，同时，还弥散出鄱阳湖人的瀚阔与悠远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