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的960年正月,赵匡胤发动陈桥之变,黄袍加身,推翻了后周,建立宋朝。自此,开启了我国历史上的两宋时期。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时代,根据首都及疆域的变迁,可再分为北宋与南宋,合称两宋。
宋朝立国之后,为了避免再像唐代末朝那样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现象发生,便采取重文轻武,文人治国,强干弱枝的施政方针来确保政局的稳定,它一方面在军事上积弱。继公元1127年,宋徽宗、宋钦宗被金人掳去,迫使宋室南迁临安之后,于公元1276年,又被忽必烈攻破了宋都临安,继而在公元1279年的崖山海战中彻底亡于蒙元之手。但另一方面,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之一,儒学的复兴,社会上弥漫尊师重教的风气,科技发展亦突飞猛进,政治也较开明廉洁,一直到宋亡一代,都没有出现严重的宦官乱政和地方割据,兵变、民乱的次数与规模,在中国的历史上也相对较少。著ming史学家陈寅恪曾经这样言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由于儒学的复兴,全民尊师重教风气的浓郁,导致两宋时期的教育及文学艺术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振兴,呈现出一派兴旺、繁荣气象。据粗略的考究,仅在两宋的那一时期里,鄱阳湖流域东面的狭小地块上,悠悠然地走出来了以婺源的朱熹、鄱阳的姜夔、洪迈等十几个人为代表的上饶文化及文学的方阵。他们分别是朱熹(婺源)、朱弁(上饶婺源)、姜夔(鄱阳)、洪皓、洪适、洪遵洪迈、(皓适遵迈父子四人,人称鄱阳四洪)、张辑(上饶鄱阳)、彭大雅(上饶鄱阳)、谢枋得(上饶弋阳)、赵汝愚(上饶余干)、汪藻(上饶德兴)、张潜(上饶德兴)、徐元杰(上饶广丰)、汪应辰(上饶玉山)、马廷鸾(上饶乐平)等人。
在鄱阳湖流域南部的那片广大地域里,几乎是同时走出来了以吉安永丰的欧阳修、吉水的杨万里、吉安的文天祥等数十人为代表的吉安文化及文学的方阵。他们分别是:欧阳修(吉安永丰)、杨万里(吉水)、文天祥(吉安)、邓剡(吉安)、刘过(吉安泰和)、曾安止(吉安泰和)、刘辰翁(吉安)、胡铨(吉安)、周必大(吉安)孔平仲(吉安峡江)、王庭珪(吉安安福)、王炎午(吉安安福)、罗大经(吉安吉水)、杨邦乂(吉安吉水)、罗烨(吉安)、欧阳守道(吉安)、罗泌(吉安)、刘沆(吉安永新)、舒翁(吉安)、曾民瞻(吉安永丰)、严用和(吉安)等人。
以抚州临川的王安石、南丰的曾巩等数十人为代表的抚州文化及文学的方阵,他们分别是:王安石(抚州临川)、王安国(抚州临川)、曾巩(抚州南丰)、曾布(抚州南丰)赵长卿(抚州南丰)、王文卿(抚州南丰)、 晏殊(抚州临川)、晏几道(抚州临川)、 陆九渊(抚州金溪)、陆九龄(抚州金溪)傅子云(抚州金溪)、李觏(抚州资溪)王雱(抚州临川)、陈自明(抚州临川)、谢逸(抚州临川)、俞国宝(抚州临川)、吴曾(抚州崇仁)、陈彭年(抚州南城)、欧阳澈(抚州崇仁)、侯叔献(抚州宜黄)、陈景元(抚州南城)等人。
以宜黄的乐史、高安的刘恕等人为代表的宜春文化方阵及文学的方阵,他们分别是乐史(宜春宜黄)、刘敞(宜春清江(樟树市))、刘攽(宜春清江(樟树市))、向子湮(宜春清江)、杨无咎(宜春清江(樟树市))、徐天麟(宜春清江(樟树市))、徐梦莘(宜春清江(樟树市))、刘恕(宜春高安)、惠洪(宜春宜丰)、袁去华(宜春奉新)、姚勉(宜春宜丰)、赵希鹄(宜春)、7、新余:王钦若(江西新余)等人。
在鄱阳湖南岸的豫章城头,走来了以南昌的洪炎、陈执中等人为代表的南昌文化方阵及文学的方阵,他们分别是洪炎(南昌)、裘万顷(南昌新建)、赵善括(南昌)、石孝友(南昌)、陈恕(南昌)、陈执中(南昌)、京镗(南昌)等人,以及赣州的地域文化代表曾几(赣州赣县)、赖文俊(赣州定南)等人。
在鄱阳湖流域的西北以及它的北岸,走来了以修水的黄庭坚、都昌的冯椅为代表的九江文化方阵及文学的方阵,他们分别是黄庭坚(九江修水)、徐俯(九江修水)、江万里(九江都昌)、冯椅、冯去非、冯去辩、冯去疾、冯去弱(冯氏父子五人为九江都昌人)、黄灏(九江都昌)、彭蠡(九江都昌)、彭方(九江都昌)、曹彦约(九江都昌)、刘錡(九江都昌)、王韶(九江德安)、夏竦(九江德安)、李燔(九江永修)、周应合(九江武宁)等人。
另外,从鄱阳湖流域的名山古刹里还走来了以浮梁的佛印禅师为代表的化外高人,他们分别是佛印禅师(上饶浮梁)、慧南(上饶玉山)、方会(宜春)等人。还有在生前身后客居在鄱阳湖上的张叔夜(死后客居鄱阳湖)、杨再兴(客居鄱阳湖)、崔与之(客居鄱阳湖)等人。
以上的这些人汇聚在一起,将两宋时期的鄱阳湖流域搅动的是风起云涌,催生出了光照千秋的文学之光,照耀在浩渺烟波的鄱阳湖上。
接下来,我将按照由东到西,由南到北的先后顺序,逐一地借助各地的文化方阵及文学的方阵,以及其中一些闪耀着人文光辉的家族文化团队及文学团队来解读两宋这一时期,鄱阳湖文学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以期希望大家都能够对鄱阳湖文学的背影有个更加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