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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远，豫章南昌人。性格清廉正直，颇有士风。时有黄门郎潘岳见熊远而称其身具异秉，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熊远从小就树立起了远大的志向，当时，县里召他任功曹一职，熊远不去上任，后来，县里强行将衣冠博带送到他家里去，要他去履职，他也没有去。没想到十余日后，他又被县里举荐到了郡里，担任文学掾一职。熊远这才说道，辞大不辞小，于是就去了县里赴任。太守在考察了熊远一段时间之后，便举荐其为孝廉。时属太守讨伐氐羌，熊远不与同行，只送至陇右便回来了。后来，太守会稽夏静又辟熊远为功曹，一直到夏静离职，熊远又送他到老家会稽以后才回来。
元帝还在当丞相时，就任用熊远为主簿。时传北陵被发，帝将举哀，熊远上疏说，园陵既不亲行，承传言之者未可为定。且园陵非一，而直言侵犯，远近吊问，答之宜当有主。谓应更遣使摄河南尹案行，得审问，然后可发哀。即宜命将至洛，修复园陵，讨除逆类。昔宋灭无畏，庄王奋袂而起，衣冠相追于道，军成宋城之下。况此酷辱之大耻，臣子奔驰之日！夫修园陵，至孝也；讨逆叛，至顺也；救社稷，至义也；恤遗黎，至仁也。若修此四道，则天下响应，无思不服矣。昔项羽灭义帝以为罪，汉祖哭之以为义，刘项存亡，在此一举。群贼豺狼，弱于往日；恶逆之甚，重于丘山。大晋受命，未改于上；兆庶讴吟，思德于下。今顺天下之心，命貔貅之士，鸣檄前驱，大军后至，威风赫然，声振朔野，则上副西土义士之情，下允海内延颈之望矣。况且现有杜弢流民之难在侧，不能从也。
时江东草创，农桑弛废，熊远又建议说，立春之日，天子当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载耒耜，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以劝农功。
建兴初，正旦将作乐，熊远又谏说；谨案《尚书》，尧崩，四海遏密八音。《礼》云，凶年，天子撤乐减膳。孝怀皇帝梓宫未反，豺狼当途，人神同忿。公明德茂亲，社稷是赖。今杜弢蚁聚湘川，比岁征行，百姓疲弊，故使义众奉迎未举。履端元日，正始之初，贡士鳞萃，南北云集，有识之士于是观礼。公与国同体，忧容未歇。昔齐桓贯泽之会，有忧中国之心，不召而至者数国。及葵丘自矜，叛者九国。人心所归，惟道与义。将绍皇纲于既往，恢霸业于来今，表道德之轨，阐忠孝之仪，明仁义之统，弘礼乐之本，使四方之士退怀嘉则。今荣耳目之观，崇戏弄之好，惧违《云》《韶》《雅》《颂》之美，非纳轨物，有尘大教。谓宜设馔以赐群下而已。元帝采纳了熊远的建议。
是时，熊远转丞相参军后，琅邪国侍郎王鉴劝帝亲征杜弢，远又上疏说，皇纲失统，中夏多故，圣主肇祚，远奉西都。梓宫外次，未反园陵，逆寇游魂，国贼未夷。明公忧劳，乃心王室，伏读圣教，人怀慷慨。杜弢小竖，寇抄湘川，比年征讨，经载不夷。昔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用兵之难，非独在今。伏以古今之霸王遭时艰难，亦有亲征以隆大勋，亦有遣将以平小寇。今公亲征，文武将吏、度支筹量、舟舆器械所出若足用者，然后可征。愚谓宜如前遣五千人，径与水军进征，既可得速，必不后时。昔齐用穰苴，燕晋退军；秦用王翦，克平南荆。必使督护得才，即贼不足虑也。"会弢已平，转从事中郎，累迁太子中庶子、尚书左丞、散骑常侍。帝每叹其忠公，谓曰："卿在朝正色，不茹柔吐刚，忠亮至到，可为王臣也。吾所欣赖，卿其勉之！"
熊远在转任御史中丞后。时有尚书刁协用事，众皆惮之。尚书郎卢綝将入直，遇协于大司马门外。协醉，使綝避之，綝不回。协令威仪牵捽綝堕马，至协车前而后释。远奏免协官。时冬雷电，且大雨，帝下书责躬引过，远复上疏曰：
被庚午诏书，以雷电震，暴雨非时，深自克责。虽禹汤罪己，未足以喻。臣暗于天道，窃以人事论之。陛下节俭敦朴，恺悌流惠，而王化未兴者，皆群公卿士不能夙夜在公，以益大化，素餐负乘，秕秽明时之责也。
今逆贼猾夏，暴虐滋甚，二帝幽殡，梓宫未反，四海延颈，莫不东望。而未能遣军北讨，仇贼未报，此一失也。昔齐侯既败，七年不饮酒食肉，况此耻尤大。臣子之责，宜在枕戈为王前驱。若此志未果者，当上下克俭，恤人养士，撤乐减膳，惟修戎事。陛下忧劳于上，而群官未同戚容于下，每有会同，务在调戏酒食而已，此二失也。选官用人，不料实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干，乡举道废，请托交行。有德而无力者退，修望而有助者进；称职以违俗见讥，虚资以从容见贵。是故公正道亏，私途日开，强弱相陵，冤枉不理。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尽礼为谄谀，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骄蹇为简雅，此三失也。
世所谓三失者，公法加其身；私议贬其非；转见排退，陆沈泥滓。时所谓三善者，王法所不加；清论美其贤；渐相登进，仕不辍官，攀龙附凤，翱翔云霄。遂使世人削方为圆，挠直为曲，岂待顾道德之清涂，践仁义之区域乎！是以万机未整，风俗伪薄，皆此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审能否，此则俗未可得而变也。
今朝廷以从顺为善，相违见贬，不复论才之曲直，言之得失也。时有言者，或不见用，是以朝少辩争之臣，士有禄仕之志焉……今朝廷法吏多出于寒贱，是以章书日奏而不足以惩物，官人选才而不足以济事。宜招贤良于屠钓，聘耿介于丘园。若此道不改，虽并官省职，无救弊乱也。能哲而惠，何忧乎欢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官得其人之益也。
从以上的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熊远不仅聪颖，而且十分的睿智和胸怀广大，不愧为鄱阳湖流域的人文文化的代表。
在东晋末期的这一时期里，鄱阳湖流域还走来了一位客居彭蠡湖东岸的文化名流，时任永嘉太守的谢灵运先生。他无意在彭蠡湖上首开借用山川形胜入诗的创作手法，吹起了一股清新悦目的山水诗风，关于谢灵运隐居西山之事，我已在之前的《鄱阳湖，山水诗风动天下》一文中做了细致的叙述，而有关陶渊明醉心在田园阡陌之间，不意自脚下刮起一阵田园牧歌式的一代诗歌新风之事，我亦在《陶渊明，悠然田园柳骨风》一文中做过阐述，大家可以参考我在那两篇文章里面的观点，故此，这就让陶渊明、谢灵运两位诗人，同时站到了中华文学阵地的巅峰之上去了。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两晋这一时期里，鄱阳湖流域的人文气息有多么地浓烈，文学创作的氛围是多么地浓郁。除了以上的陶、谢这两股文学的清风之外，鄱阳湖流域的文学创作亦是成果斐然。陶侃著有《陶侃文集》2卷，熊远著有《御史大夫文集》13卷，熊远之侄熊鸣鹄著有《熊鸣鹄集》10卷，许逊著有《灵剑子》道教经典著作1部，周续之有《嵇康高士传注》3卷、《公羊传注》、《礼论》、《毛诗六义》等6部著作，他们跟陶渊明，谢灵运一起共同开创和迎来了鄱阳湖流域欣欣向荣的第一次文学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