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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了抚州，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元代清江丰城两地的文化及文学发展情况。在元代的近一百年里，从过去的龙兴富州走来了以揭傒斯、熊朋来、熊梦祥、范梈、陈汝言、杜本清等人为代表的文化艺术阵营。
揭傒斯，字曼硕,江西省丰城市人,其父揭来成是宋朝的一个“拔贡”。他5岁时就从父读书，刻苦用功，昼夜不懈，十二三岁时，便博览经史百家，至十五六岁时已是文采出众，尤其是擅长诗词、书法。年纪差不多的人，均敬佩他，拜他为师。
揭傒斯自幼家贫，从小就刻苦读书，希望将来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元延佑初年，由程巨夫、卢挚两人荐于元仁宗跟前，因而被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一职，撰写功臣列传。元文宗时，改任奎章阁授经郎，以教勋戚大臣的子孙读书明经。他曾经因上奏《太平政要策》给朝廷，为元文宗所亲重，后又通过与赵世延、虞集等人一起编修《经世大典》。至元顺帝元统初年，改任集贤学士、翰林直学士，再升为侍讲学士，参与编修辽、金、宋三史，担任总裁官。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辽史》修成之后，揭傒斯却因得寒疾而卒。一生著有《揭文安公全集》遗世。
揭傒斯在青年时期，便远游湖南、湖北，四处讲学谋生，直到临近40岁才结束这样的生活。朝中的一些名公显宦都很是器重他，湖南宣慰使赵琪素来把揭揭傒斯看作是“知人”，说他将来必为“翰苑名流”。湖南宪使卢挚、湖北宪使程钜夫也非常赏识他。程钜夫称揭傒斯为“奇才”，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他为妻。
元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程钜夫在朝做官，其公馆设在宫廷门前。揭傒斯常居馆内少出，执主宾之礼十分谨慎，很少有人知道他是程钜夫的至亲。那时候，元朝的开国遗老尚在，听说程公有佳客在，都想见识见识他。程钜夫只得引见揭傒斯。他们从交谈中发现，揭傒斯论文时意象飞动，气势豪放，论政时骋议驰辩，理正辞严。大家认为揭傒斯才华横溢，是国家栋梁之材，纷纷向朝廷推荐。知中书李益看了揭傒斯写的《功臣列传》后，赞叹不已说，“这才是修史书的名手笔啊!别人修史不过是誊抄其它版本的史书而已!”。程钜夫的莫逆之交，深受元廷敬畏的集贤大学士王约王彦博力荐说:“与傒斯谈治道，大起人意，授之以政，当无施不可。”
延佑元年，公元1314年，揭傒斯由布衣授为翰林国史院编修。三年，升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四年，迁升为国子助教。六年，朝廷提升揭傒斯为"奎章阁"供奉学士。不久，又提升为侍讲学士，主修国史，管理经筵事务，为皇帝拟写制表。当时提升不能超过两级，可是揭傒斯却连进四级，直至二品"中奉大夫"，实为罕见之事。
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图帖睦耳在“奎章阁”内聚集功臣子弟和皇亲国戚子孙就学，要揭傒斯担任授经郎。“奎章阁”设在兴圣殿西，揭傒斯每日早起，步行最先到达，从学的公子王孙共同商议，集资为老师买一匹好马。揭傒斯听说后，自己随即购置一匹马，反复让人看，然后又把马卖了，以此举表示自己不愿牵累别人。在揭傒斯门下求学而入朝做官的人，后来大都成为国家的重臣。他们之中很少有求人声援的，都不贪图功名利禄。揭傒斯任投经郎时，元文帝图帖睦耳经常来到阁中咨访，与揭傒斯交谈，他每次都对答如流。
至顺元年，公元1331年，朝廷预修《皇朝经世大典》，皇帝看到揭傒斯写的《秋官宪典》，惊讶地说:“这不是唐律吗?”又看到《太平政要》四十九章，更是爱不释手，把它放在床头，经常阅看。并把《太平政要》发给文武百官观赏，说:“这是我们的揭曼硕所写的，你们都得好好看看!”皇帝不直呼傒斯其名，而以"曼硕"唤之，以示亲重。
至正三年(1343年)，揭傒斯以70岁高龄辞职回家。走到中途，皇帝派人追上，请揭傒斯回京写《明宗神御殿碑文》。写完后，他又要求回家。丞相问揭傒斯:“方今政治何先?”揭答:“养人。”丞相再问:“养人为何在先呢?”再答:“人才，当他的名望还没有显露时，休养在朝廷，使他全面了解国家政务，一旦用他的时候，他就会自觉地施展本领啊!这样就不会出现因缺乏人才而误大事的后患啊!”丞相钦佩，奉旨留下他编修辽、金、宋三史，任总裁官。丞相问揭傒斯，“修史以何为本?”答:“用人为本。有学问能写文章而不懂历史的人不能用，有学问能写文章且懂历史但缺乏道德的人也不能用，用人的根本应当把‘德’放在第一位。”并经常与同事说，“要想知道写史的方法，首先必须明白历史的意义。古人写史，虽小善必录，虽小恶必记。不然的话，何以规劝人们弃恶扬善?”故此，他自己毅然执笔撰稿，孜孜不倦。凡朝政之得失，人事之功过，均以是非衡量，不隐恶，不溢美。对根据不足的事物，必反复考证才写上，力求准确无误。
揭傒斯在外为官，念念不忘故乡。丰城本不产金，官府听信奸民商琼迷惑之言，招募三百户人家淘金，以商琼为总领。丰城人只好散往外地采金献给朝廷，每年上交自4两增至49两。商琼死后，三百户淘金人幸存不多，生存者也贫困不堪。上司责成丰城当局交不出黄金就用劳役来抵偿，丰城许多人因此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揭傒斯从堂孙处获悉此事后，便向朝廷详述实情，获准徼免，县人感其恩德。
揭傒斯性格耿直，好善嫉恶，表里如一。听到某郡县有廉洁奉公、爱护百姓的官吏，讲话、写文章时，必定旁引曲喻，称道廉吏的行为，宣扬廉吏的品德。听到某官吏贪赃害民，则必定在议论时批评这个官吏，并规劝他。有一次，一个郡侯以权势要部下百姓送礼做寿，并请揭傒斯撰文记他的德政。揭傒斯痛斥说:“你的所作所为怎么样，大家能不知道?我岂能违背民意违背自己的良心为你粉饰、阿谀奉承?”此人几经贿赂都以失败而告终。而遇到善良的人求助，揭傒斯总是热情地帮助他们。有一个客人为求他写文章，送给他酬金，揭傒斯写好了文辞，对客人说:"钱你拿回去自己用吧，你的心意我已收下了。"
揭傒斯从青年时代起就忧国忧民，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临川女》一诗描写一个世代为人佣耕的贫农盲女，由于父死家贫，母兄无力养她，忍痛要将她赶出门外的悲惨情景:我本朱氏女，住在临川城。五岁父乃死，天复令我盲。母兄日困穷，何以资我身?一朝闻密盲，与盲出东门。不见所向途，但闻风雨声。我母为之泣，我邻为之叹。我母本慈爱，我兄亦艰勤。所驱病与贫，遂使移中情。
揭傒斯是元代一大才子，为文简洁严整，为诗清婉丽密，虞集称其“如美女簪花”。即便社会地位、生活环境改变之后，对下层人民的疾苦并未忘怀，形诸诗文的仍然不少。在《送刘以德赴化州学政序》中有“旬宣之道未尽，廉耻之化未兴，诟病之风未除，职教之徒臃肿腆腮”之句。在《送吏部段尚书赴湖广行省参政二十韵》诗中写道“五岭缠妖棂，三湘困绎骚。罢氓贫到骨，文吏细吹毛。麟凤饥为腰，鹰鹋饱在僚。”《千顷堂书目》载有《揭文安公集》五十卷，明初已缺十三卷。尚存古代全集本有三种:《四库全书》本(十四卷)、《四部丛刊》本(十四卷，又补遗诗一卷)、《豫章丛书》本(十八卷)。1985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编辑出版了《揭傒斯全集》。
揭傒斯的《渔父》《高邮城》《杨柳青谣》《秋雁》《祖生诗》《李宫人琵琶引》等诗，都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现实社会生活不合理的现象。尤其是《秋雁》诗，别有寄托，写出了当时民族间的矛盾。诚如《至正直记》说:“揭曼硕题雁，盖讥色目北人来江南者，贫可富，无可有，而犹毁辱骂南方不绝，自以为右族身贵，视南方如奴隶，然南人亦视北人加轻一等，所以往往有此诮。”揭傒斯还有一首《女儿浦歌》，用民歌体描写大孤山下的船民，不管风浪如何险恶，总是无所畏惧，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刚毅勇敢。欧阳玄《豫章揭公墓志铭》说，揭傒斯“文章……正大简洁，体制严整。作诗长于古乐府，选体、律诗长句，伟然有盛唐风”。
熊朋来，字与可，江西丰城市人。南宋咸淳甲戌，公元1274年进士。宋亡后，隐居乡里，传授儒学。曾任福建、庐陵两郡教授，“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调律吕，协歌诗，以兴雅乐，制器定辞，必则古式”。又常鼓瑟而歌以自乐，为当时著名的经学家和音乐家。
熊朋来为人颇有志气，他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不肯出仕做官，情愿当个郡学教授，抚瑟歌诗，用以寄托自己的情志。他认为，诗歌之所以能感人，不仅是在歌词上，它还要靠声音的韵律，也就是曲调来烘托主题。
他不满足于前代所传的“诗旧谱”，在教学之暇，选取《诗经》中的古诗，重新谱写了20多首新曲，命为“诗新谱”，收在他编的《瑟谱》一书内。该书记载了宋末元初鼓瑟之法，并为后世提供了大量的曲谱资料。他编辑创作《诗经》乐谱，目的是为了恢复雅乐的正统地位。
他的这套《瑟谱》共6卷，其中包括12首传统《诗经》的歌唱谱子和20首熊氏本人创作的《诗经》乐谱。 在他存世的作品中，原为魏风的《伐檀》，堪称佳作。《伐檀》全曲共3段，由同一曲调变化反复3次构成。音乐的基调，愤激慷慨，颇为感人。熊朋来曾经指出:真正的知音——“善听者”，能从《伐檀》曲中听出伐木的“斫轮声”。另外，其作品《考盘》，《七月》也堪为上乘之作。
熊朋来博学多识，以教授《周礼》《仪礼》《礼记》"三礼"闻名遐迩。他一生致力于著述、讲学，著有《燕京志》《五经说》《魏氏乐谱》《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瑟谱》《小学标注》《家集》(30卷)等，另有《天慵文集》共32卷传世。《五经说》共7卷，内容为诠释易、诗、书、礼、乐、春秋、书篆、音韵、章牒等。《四库馆简明录集评》载:“朋来之学，恪守朱儒，故于古义，古音多所抵牾。然其发明义理，尚为醇正。于‘礼经’尤疏证分明，有裨初学。现存世的作品有《伐檀》、《考盘》、《七月》，以《伐檀》为代表作。
《瑟谱》，是中国以瑟为伴奏乐器用于歌唱诗经的乐谱,共6卷。内容包括介绍瑟的形制及演奏方法，歌唱诗经的旧谱12首和他创作的新谱20首，以及孔庙祭祀音乐的乐谱等。
卷一着重说明瑟在先秦至汉代是广泛流传的弹弦乐器，古者歌诗必有瑟，为了恢复诗乐，乃拟古造瑟，为诗乐伴奏。接着说明他依古制作二十五弦瑟的形制及演奏指法。卷二为“诗旧谱”，采自南宋赵彦肃所传唐开元“风雅十二诗谱”。卷三、卷四为“诗新谱”，是熊朋来自己创作的曲谱，用律吕字谱与工尺谱并列谱配,一字一音,依燕乐二十八调系统的音阶调式创作，运用旋律、调式的多种变化来表达其主题。如《伐檀》、《考》两诗，他说可使“善听者于《伐檀》闻轮声，于《考》闻和乐声”，取得较好的音乐效果。卷五为“孔子庙释奠乐章谱”，卷六为“瑟谱后录”，辑录了诸家言瑟之制的文字。
熊梦祥，字自得，号松云道人。江西省丰城市横冈里人，生当于元初而卒于明初。他博闻强记，尤工翰墨，得米老家法，而兴致幽远。元末以茂才异等荐为白鹿洞书院山长，曾任大都路儒学提举、崇文监丞，以老疾致仕，享年九十余岁。
熊梦祥晚年与道士张仲举隐居於京西深山里的斋堂村，也就是今天的门头沟区斋堂镇，在门头沟的斋堂里写成了《析津志》一书。《析津志》是最早记述北京及北京地区的地方志。对北京的沿革、辖区、城池街市、朝堂公宇、百官学校、河闸桥梁、名胜古迹、人物名宦、风土人情、户口田粮、土产矿藏、灵异灾祥等，都有比较详实的记载，其中有不少是他书所无，或可互相印证的，是研究北京历史和地理的珍贵文字资料，对元史的研究也很有价值。元人顾瑛说他，博读群书，旁通音律，能作数体书，乘兴写山水尤清古，无庸工俗状。以茂才举教官，不乐拘制，辄弃去。以诗酒放浪淮浙间，卜居娄江上扁得月楼。与予为忘年交。旷达之士也，号松云道人。
他一生著有《释乐书》《析津志典》遗世。《析津志典》，又名《析津志》、《燕京志》，大约在明朝万历或万历前一段时间已经散佚。此书记载自先秦至元末主要是元朝时北京地区的历史，是现在尚能见到部分内容的最早的北京地方志，对后世北京地区志书编纂影响深远，在北京的历史记载中占有显著而重要的地位。
关于熊梦祥其人，元顾瑛在《草雅堂集》中说：自得“博读群书，旁通音律，能作数体书，乘兴写山水尤清古，无庸工俗状。以茂才举教官，不乐拘制，辄弃去。以诗酒放浪淮浙间，卜居娄江上扁得月楼。与予为忘年交。旷达之士也，号松云道人”。明初的胡俨也在《题熊自得画》盛赞熊梦祥的画：“丰城熊自得，元时以艺事入都，有声于公卿间，此小画二方，真得米老家法而兴致幽远，固可与商高班矣。”据《元诗选》《清顾嗣立》《乾隆江西通志》及《乾隆丰城县志》所记，熊梦祥曾任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白鹿洞书院的山长，历官大都路儒学提举和崇文监丞，二官皆为从五品，这使他得以阅读大量内府藏书与文献资料，并且可以游览北京及京畿地区的名山大川，从而为纂修《析津志典》提供了丰裕的条件。
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图书馆善本组完成了《析津志典》的辑佚，以《析津志辑佚》为名出版。《析津志典》独特的史学价值，在其关于关汉卿的记载中可见全豹之一斑。关汉卿是元代伟大的戏剧家，关于其生平的记载寥若晨星。《析津志辑佚·名宦》载：“关一斋，字汉卿，燕人。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是时文翰晦盲，不能独振，淹于辞章者久矣。”这为我们提供了虽简约而甚为珍贵的历史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