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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从抚州缓步出来，不几日便来到了庐陵的地界，细细打量之下，昔日文学艺术特别繁盛，素有江右望郡之称谓，江右文化发源地之一的庐陵大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仿佛是一派文化枯寂及文学凋敝的阴冷气象。徜徉在庐陵的纵横阡陌间，四下顾盼，终于看到了从永新方向踽踽走来了一位头戴毡帽，一袭长衫的老人，他不是别人，正是曾为吏部主事的龙文彬先生。
龙文彬是吉安永新县澧田乡南城村人。咸丰九年，1859年因恩科举于乡，同治四年，1865年考中进士，授吏部主事。
他在3岁时，便父母双亡，后由叔父给抚养长大，6岁那年就开始帮财主家放牛，在放牧牛儿的空余时间里，他用赶牛的竹竿在沙滩上练习写字，还未满10岁时，就能够写文章了，可以说是下笔千言，提笔成章。长大后，遂入塾馆以教书为业。同治四年，1865年进士及第，初授吏部主事，光绪元年充棱穆宗实录加四品街，后因不满朝政的腐败，遂辞官还乡，继续在家乡的塾馆教书，当时的名士刘绎曾经有诗赞他说：“龙子具史才、善学紫阳笔。古今纳怀抱，早兼才学识。”
龙文彬小时和叔父相依为命，家里穷得没有一担谷的储备，中进士前以教书为生，有点薪水，便全交给叔父，甘于清贫。在京为官及后来在教馆收入丰厚了，但凡有公益的事，他总是慷慨解囊。他说，我不做守财奴，把很多钱遗给子孙。见义、量力去做，不等待有了余钱再去做。还说，俭以养廉且惜福，勤以补拙且养生。他的品格就是这样的高洁。龙文彬在京做官15年，眼见曾国藩兴团练，李鸿章办洋务都不能消除满清政府的腐败，不能改变国家贫弱的状况。于是，他告老还乡，仍如进京前那样，主讲本县的秀水、联珠、莲洲等书院及本府的白鹭洲书院和临江府的章山书院。龙文彬一边教授生员，一边著书立说。
龙文彬在朝为官，在乡执教，上至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无论认识与不认识的人，都称他是“古所谓有道君子”。
他在经、史、诗、文等方面都有非凡的成就。其所著的《明会要》共80卷，堪称是宏篇巨制。内分帝系、礼乐、舆服、学校、运历、职官、选举、民政、兵刑、食货、祥异、方域、外番等15门，共498个子目。征引赡博、详尽地记载了明代的政治、典章制度掌故。对研究明史，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他还写了许多诗，刊印了《永怀堂诗钞》2卷及《明纪事乐府》。收录在《永怀堂诗钞》中的杂诗、咏物抒怀、写景叙事、清新自然、情真意切。所著《永怀堂文钞》一共10卷，分经解、论辩、序、传、墓志墓表、碑记、杂著等7类。如《罢中书省论》《成祖杀梅殷论》《张居正论》《刘基论》等的见解都有独到之处。其它的著作还有一本研究《易经》的书，名字叫做《周易绎说》，均被《清史列传》收入其中流传于世。
游遍了庐陵，一路北上，我们的脚步逶迤而去，不几日便来到了曾经被称为筠州、雷州的古袁州。甫一进入袁州，我的眼前不由的为之一亮，晚清著名的人物文廷式先生，竟然带领着一班文人墨客正在大踏步地朝我们迎了上来。
文廷式是萍乡市城花庙前，也就是今天的安源区八一街人，中国近代的著名爱国诗人、词家、学者，在甲午战争期间主战反和，并积极致力于维新变法运动，是晚清政治斗争中的关键人物之一。
文廷式是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殿试的榜眼。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出走日本，1904年逝于江西萍乡。
他幼年在家塾就读，人极聪慧，有过目不忘之能。十七岁时受业于广东名儒陈沛之门下，文华得以猛进，为菊坡精舍高材生。光绪八年壬午，以附监生领顺天乡荐，中试举得第三名举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在保和殿大考翰林，得翁同和与汪鸣銮援手，年仅三十九岁的文廷式考取内阁中书第一名。次年春闱，中式恩科贡士，由户部带引见，复试一等第一名。殿试第一甲第二名，也就是中了榜眼，赐进士及第，授职翰林院编修，旋充国史馆协修，会典馆篡修，本衙门撰文。
由于文廷式是光绪帝瑾妃、珍妃的老师。因而他与瑾、珍二妃算是世交，为此在光绪心目中有一定的地位。后在大考翰詹，经德宗也就是光绪皇帝复看卷时，专书殊谕干预，亲自提擢，钦定廷式一等头名，由编修上升为翰林院侍读大学士，兼日讲起居注官。不久，又派他稽查右翼宗学，教习庶吉士，协同内阁看本，署大理寺正卿等职。在当时的京中官场上，他一时“圣眷”稳握，引人注目。
文廷式志在救世，遇事敢言，与黄绍箕、盛昱等列名“清流”，与汪鸣銮、张謇等被称为“翁门六子”，是帝党的重要人物。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力主抗击，上疏请罢慈禧生日“庆典”、召恭亲王参大政；奏劾李鸿章“昏庸骄蹇、丧心误国”；谏阻和议，以为“辱国病民，莫此为甚”。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秋，与陈炽等出面赞助康有为，倡立强学会于北京。次年二月，遭李鸿章姻亲御史杨崇伊参劾，被革职驱逐出京。
这一时期，文廷式日益潜心时务，用心著述。他的《琴风余谭》《闻尘偶记》，记述的便是甲午、乙未年间的时事、人物，他能言人所不能言、人所不敢言之事。即便是在被革职归里后，仍然撰写了《罗霄山人醉语》一书，用来表达他痛感“中国积弊极深”、“命在旦夕”的担忧，提出了“变则存，不变则亡”的口号，极力鼓吹“君民共主”，倾向于变法，但他又以为变法不可急切从事。自戊戌政变后，清廷密电访拿文廷式，他遂出走日本。1900年夏回国，与容闳、严复、章太炎等沪上名流，参加唐才常在张园召开的“国会”。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清廷复下令“严拿”。此后数年，文廷式往来萍乡与上海、南京、长沙之间，沉伤憔悴，寄情文酒，以佛学自遣，同时从事著述。这时期所著杂记《纯常子枝语》40卷，是其平生的精力所萃。
文廷式一生存词150余首，其中大部分是他在中年以后表达感时忧世，哀国怀愤，愁情流露的作品，在慨叹国势衰颓中，流露出对慈禧专权的不满，对当道大臣误国的愤慨，也寄托了他的报国救世之志，激荡着他的爱国的豪情。他晚期的词作，飘零之感与忧时之情交织，出尘避世的情绪日趋明显。文廷式的一些艳词，风格接近花间词风；其的抚时感事，言志抒怀之作，则以苏轼、辛弃疾为宗，或慷慨激越、抑郁幽愤，或神思飘逸、清远旷朗，但大都借景言情，托物咏志，兼有豪放俊迈，婉约深微的特点，被誉为神似东坡、逼肖稼轩，在近代词坛上，文廷式强调比兴寄托，推尊词体，与常州词派相近，但又不为其所囿，自成一家。
文廷式的藏书甚丰，校本、抄本极多，曾藏有《永乐大典》10数册、彭兆荪《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手稿、《范石湖诗集》《素问释义》《四书考典》等10数种罕见之册。藏书楼有“思简楼”、“知过轩”、“云起轩”等，编撰有《知过轩目录》，著录图书2654种。著《云起轩词抄》《文道希先生遗诗》《云起轩文录》《纯常子枝语》《闻尘偶记》《春秋学术考》等50余种。
朱轼是古瑞州府高安县艮下村，也就是今天的高安市村前镇艮溪朱家村人，清朝中期的名臣，著名史学家，乾隆帝的师傅。《朱氏宗谱》上曾记有北宋元丰年间，苏轼因赴筠州(后改为瑞州)看望弟弟苏辙的途中，慕名游览过艮溪里，于是，流经艮溪里的河，被村民改叫苏溪河，艮溪里的山，也改名叫坡山。艮溪里人因苏轼曾经来村子里游览过而认为是一大殊荣，这给了朱轼以极大的影响，为此，他把学名取为朱轼。
康熙三十三年高中进士，初选为庶吉士，后由庶吉士改授湖北潜江知县，再放陕西学政、奉天府尹、浙江巡抚、左都御史。至雍正时，先是充圣祖实录总裁，授刑部主事，督学陕西，累官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任浙江巡抚时，他首创“水柜法”修筑海塘，为治理沿海水患而功垂后世。由于康熙非常推崇朱熹的学说，因而朱轼也成为了当时朝廷御用的程朱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因其居官廉洁，刚正不阿，故而在任上颇具惠政，曾经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累官至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世人赞其曰“束其励行，通经史百家”之人。
朱轼自幼苦读寒窗，通晓经史百家，是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康熙三十三年(1694)，中进士。历任潜江知县、陕西学政、奉天府尹、浙江巡抚、左都御史。雍正时，充圣祖实录总裁，拜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兵部尚书。乾隆时，充世宗实录总裁，命协同总理事务。卒赠太傅。朱轼跻身相位，当朝一品，得到康熙帝的赏识、雍正帝的重用、乾隆帝的倚重，是康、雍、乾三世“恩宠极人臣之分”的显赫人物。
朱轼一生秉承"皇权专制加道德教化"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为官之道。在他出任潜江知县期间，他认为教民易俗莫如圣谕十六条，即援用楚中乡语，注为训解，每月朔望，宣讲四乡。无论他在何处为官，都必强调教育的重要，办书院崇尚儒学。他三主会试，以"读对贤书而能发明其义蕴"为选才标准，在浙江任上刊印颁发了《大戴礼记》《仪礼节略》以及《张子全书》、《颜氏家训》《温公家训》等书，使浙江风俗为之一变。
朱轼为官清廉刚正、望正朝端。其时，康熙推崇朱熹学说，朱轼便是当朝御用程朱学派的重要代表。他生活俭朴，高安民间旧时流行的酒席"朱公席"，待客时多为四盘两碗，据说是朱轼宴请乾隆时所创。
朱轼还主张"民本"，"民可载舟，民可覆舟"。他在潜江，下车伊始，即下免粍之令，正供之外无丝毫多取。朱轼关心民生，对于营田水利各节，筹划举措，都事必躬亲。他在浙江督修海塘，多所创造，海宁、上虞等县常患海潮，朱轼采用"木柜法"作堤基，从而堤塘坚固，潮患免除，民则安之，所以人言"朱轼所修不塌"。 康熙五十九年朱轼擢左都御史。六十年，山西、陕西大旱，朱轼差往山西劝粜给赈。他严惩贪官污吏，奖励富户、绅士捐献粮钱，救济灾民。他还组织劳力整治漕河水道，停收米船课税，以利粮食流通责任地方官设厂医治患病灾民。此后疏请山西建立社仓以备荒歉;大兴水利，引泉灌田，民受其利。
雍正元年，御赐"朝堂良佐"匾和题诗扇面，转迁吏部尚书，晋加太子太保，又加太子太傅，雍正视其为左右手。
在朱轼的家乡高安市，至今还在上演着以朱轼为模特而创作的高安采茶戏《南瓜记》。《南瓜记》讲的是南昌县恶霸地主王寿庭勾结官府，横行霸道，强抢穷秀才丁文选之妻杜兰英为十房夫人。适为回高安与老母拜寿的宰相朱轼所闻，并设下巧计救出杜兰英，依法严惩了王寿庭和一班贪官污吏。为表感激之情，丁文选挑担南瓜去与朱母祝寿。这个节目多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江西人民广播电台中播放，成为家喻户晓的采茶戏。乾隆元年，1736年9月，朱轼积劳成疾，病逝于京都。
二百多年过去了。今天，人们只能从他留下的文稿，他的手书，以及碧落桥连同他的墓地等为数不多的文物中来凭吊这位为民兴利，为国选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朝堂良佐"。
朱轼不但是历史上对政治有重大建树之杰出人物，而且他工古文，学宗横渠，还是一位博学多才、著述丰富、潜心教育、善育英才的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曾先后被雍正、乾隆皇帝召充为《圣祖实录》《世宗实录》总裁，他的传世之作《周礼注解》《周易注解》《文端公集》以及《春秋钞》《历代名臣传》《历代名儒传》《仪礼节要》等，至今在我国文史学术界影响巨大。在教育上，朱轼不但培养出了乾隆皇帝这一文武兼备、治国称雄的杰出人才，而且在振一代文风、严格科举制度、兴办各类书院、选拔优秀人才等方面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