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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钧是抚州市临川县长宁高坪村，也就是今天的金溪县陈坊积乡高坪村人。清代著名文学家。
他从小聪敏好学，秀气孤秉，喜作骈体文，弱冠补博士弟子。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由学使翁方纲拔贡荐入国子监，聘为怡亲王府教席。嘉庆六年，1801年乡试中举，怡亲王欲留，乐钧以母老为由辞归。后屡试不弟，未入仕途，一生之中先后游历于江淮、楚、粤之间，江南大吏争相延聘，曾主扬州梅花书院讲席。嘉庆十九年，因母去世过分伤心，不久亦卒。
乐钧与吴嵩梁同为翁方纲弟子，是继诗家蒋士铨之后，在清代文坛极负盛名的诗人。他所做的各种体裁的诗文均可称得上是清代的佳品，他才华渊懿，执清代骚坛牛耳几十年，大江南北知名人罔不心折。曾燠官扬州时，乐钧曾寓其馆中，颇得曾燠的赏识，谓其所长不惟诗，诸体之文，靡不绮丽。其骈文与张惠言、李兆洛等并称“后八家”，被录入《后八家四六文选》之中。其诗，张维屏以为“江西诗家，蒋苕生（士铨）后，乐莲裳、吴兰雪（嵩梁）”；杨希闵则称其“才气稍逊兰雪、茗孙（汤显祖裔孙汤储璠），而真意流露，秀韵天成，则反胜之”，是继蒋士铨、吴嵩梁之后江西诗坛的佼佼者，尝赋《绿春诗》二十章，又续赋三十章，盛行于时。亦工词，早年学柳永、周邦彦，后则“郁勃如寒泉奔进，冷峻而奇峭”。其词与蒋士铨、勒方锜、文廷式被称为“江西四大家”，词作被选入《清名家词》。其笔记小说《耳食录》，可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媲美，记录了众多人世间的奇闻趣事、神仙鬼怪的秘迹幽踪，并掺以街谈巷语，“胸情所寄，笔妙咸鞍，虽古作者无多让焉”，时人竞相传抄。
乐钧在诗、词、骈文以及小说方面都颇具成就。其代表作《耳食录》脱稿于乾隆五十六年，乾隆五十七年刊印，吴兰雪为序，是一部志怪小说。此后在道光元年，同治七、十年先后又重刊三次，可见为时人所重。虽然从整体上来说《耳食录》不能跟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聊斋志异》相媲美，但《耳食录》艺术上的特色，决定其在文言小说领域应占一席之地。
他毕生著有《青芝山馆诗集》22卷，《断水词》3卷，骈体文2卷，《耳食录》初编12卷，续编8卷。另有《楠善词赋稿》散佚。其散文《罗台山轶事》、《广俭不至说》曾入中学课本。
吴嵩梁是抚州东乡新田，也就是今天的红光垦殖场人。清代的文学家、书画家，江西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在诗坛与王维一般被人称做“小诗佛”。
吴嵩梁少年孤贫，有异才。15岁时，便以文名于乡里，时为金溪杨頀所识，结为忘年交。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高宗南巡时，吴嵩梁应召赴金陵应试，时年不到20岁，诗稿已有数百首。嘉庆五年，1800年中举，授国子监博士，旋改内阁中书。道光十年，1830年擢贵州黔西知州，其时年已65岁，他在上任的次年，便于黔西东山开元寺修建了阳明书院，广收学子。后因事得罪上司，转为长寨厅，今天的长顺县任同知。曾经先后两次充任乡试同考官。
吴嵩梁在中举前曾师从蒋士铨学诗法，以杜甫为宗，兼及唐宋各家之要，诗名渐起，后浪迹名山大川之上，至弱冠之年入都，与当时的名流交游酬唱，与王昶和北平的翁方纲、满州的法式善、钱塘的吴锡麒等并相推重。他曾经先后主讲过兴鲁、白鹿洞、鹅湖等书院。在鹅湖时，注重言教与身教结合，告诫生徒要“贵实学”，忌“一暴十寒”，曾主持清理书院学田、店租，修成《鹅湖书田志》4卷。于白鹿洞任课之余，喜游胜景，撰有《庐山纪游诗集》。
吴嵩梁才华横溢，与乾嘉间优秀诗人黄景仁齐名，并称为“一时之二杰”。是活跃于嘉庆、道光年间著名的诗人，诗名远播海内外。曾经有日本商人出重金购买其诗扇，还有朝鲜吏曹判书金鲁敬得其所著诗，以梅花一龛供奉之，称为“诗佛”。清代的梁绍壬在《两般秋雨盦随笔·梅龛诗佛》中这样写道：“ 西江吴兰雪中翰嵩梁，工诗，高丽使臣得其所著诗，称为诗佛，而筑一龕以供之，种万梅树云。”《晚晴簃诗汇》则称其诗“纵横排再，议论藻采足以佐之”。在清道光年间的内阁中书舍人中，吴嵩梁的诗与龚自珍的才、魏源的学、宗稷文的文章、端木国瑚的经术，被称为“薇垣五名士”。
吴嵩梁不仅能诗，还亦工文、词、书、画，但被其诗名所掩。其书法则学苏、米，画从汪梅鼎学写兰，出笔即秀逸。其女吴萱、妹素云、妻蒋徽都是当时有名的女画家。小女儿吴芸华是个诗人，可谓一门风雅，尽在吴氏。
吴嵩梁毕生著有《香苏山馆全集》57卷，其中《近体诗古体诗》28卷、《词》1卷、《文集》2卷、《石溪舫诗话》2卷、《听香馆丛录》6卷、《鹅湖书田志》4卷、《新田十忆图咏》4卷、《表忠录》《东乡风土记》《粤游日记》《庐山记游图咏》《武夷记游图咏》《莲花博士图咏》《拜梅图咏》《秦淮春泛图咏》《香苏草堂图咏》《鹤听诗图咏》各1卷。
陈用光是抚州黎川县人，嘉庆六年的进士。初授编修，官至礼部左侍郎，提督福建、浙江学政。尝为其师姚鼐、鲁仕骥置祭田，以其学识慎行而名重一时。
他从少年时代起，便就学于舅父鲁九皋，成年后又师从姚鼐、翁方纲。他虚心好学，出言有识，颇受姚、翁器重。与陈希曾、陈希祖同为鲁九皋得意门生。嘉庆五年，1800年中举，六年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道光二年，1822年提升为司业。历任中允侍讲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兼礼部右侍郎，代理户部右侍郎，礼部左侍郎。还曾任日讲起居注官，文渊阁直阁事，国史馆纂修总纂，文颖馆《明鉴》总纂，乡会试同考官，河南、江南乡试正考官，福建、浙江学政，1832年壬辰科会试的复试阅卷大臣，武会试总裁等职。为道光皇帝所器重，曾被钦命为“文魁”。在方苞以后的桐城派文人中，陈用光是最为官运亨通的一个。
陈用光为人正直，为官清廉。他在浙时，劾罢奸佞，以儒学规训学子。道光五年江南乡试中，他认真选拔人才，考生管同中举后，他大喜说：“吾今乃得管生，不虚此行!”另一考生梅曾亮也由其亲手提拔。此后，他们互为知友，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赋诗撰文，均为桐城派得意门生。陈用光不愿趋炎附势，对达官贵人的邀约，总是借口推辞谢绝。对贫寒之士，则慷慨赠与周济，还曾为老师鲁九皋、姚鼐设置祭田，被称为荣师爱才的典范。居官30余年而家无余财。
陈用光工古文，“理道宽博朴雅”，文笔浑厚精深，为当时文人所推服。为学宗汉儒而不背程朱。桐城派后起之秀管同、梅曾亮等多出其门。作诗始学于蒋士铨，后效姚鼐方法，“气稍敛抑”，为宣南诗社成员。系林则徐密友，曾与林则徐相和诗，林《云左山房诗钞》卷五有《题陈石士侍郎用光韬步竹图遗照》诗。
一生著述甚多，传之于世的有《太乙舟文集》8卷，《衲被录》等。其中《太乙舟文集》8卷，影响较大。该集为梅曾亮编次，于道光十六年，1835年刊刻出版。还有《诗集》12卷及《衲被录》等并传于世。《春秋属辞会议》一书尚未完成，即病卒。
杨希闵也是抚州的黎川县人。他自幼勤奋好学，青年时便在家乡的私塾当老师。道光十七年，1837年选拔贡时，被推荐为内阁中书的候选人才。他一直认为走上仕途非己之所愿，遂放弃了举业的机会，专心攻经，潜心治学。尤好讲《易》，崇奉宋代儒家朴学笃行之说，与龚自珍、梅曾亮等切磋学问，为乡人所敬佩。
咸丰六年太平军攻克黎川、南城等地时，杨希闵主动站出来招募乡兵与之相抗，等到广信郡守沈宝祯率部来援时，见他一介书生有此胆略，乃以礼待之。不久，建昌府所属各县均被太平军攻陷，南昌也被太平军围困。杨希闵举家流落到福建邵武，后迁福州，先后被福建学政吴南池和布政使周开锡延聘。他利用这一时机，饱读经史百家，并加以披阅考证，获益匪浅。同治九年，1870年东渡台湾，在海东书院主讲11年。以宋儒性理之学及经、易之书，启迪台湾士子，使得台湾学风为之一新。
杨希闵在理学上崇尚程、朱，文章则有桐城派风格，主张“义理、考证、词章”三者不可缺一。他毕生埋头书卷文海当中，砚田笔耕不止，在考证评论前人的文史书籍等方面，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其“考订精详，论事平允，非浅学者所能及”。在闽北邵武期间，他著有《乡诗摭谭》20卷，宣统二年，1910年由新建夏敬观刊行；另有《江西诗轨》《江西诗话》若干卷，未能刊行。他评述了晋陶潜以来江西籍的340位诗人，对历代能诗而名不甚著者，均有所记，为研究江西诗歌发展史提供了珍贵的参考依据。在福州时著有《榕阴日课》10卷刊行。在台湾时著有诸葛亮、李泌、陆贽、韩琦、李纲、王守仁诸家年谱，也叫作《四朝先贤六家年谱》及《豫章先贤九家年谱》。他在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的基础上，撰写了《王文公年谱考略推论》和《熙丰知遇录》各1卷，继续为王安石“辨诬”。晚年编撰的《客中随记》，亲自笔录藏书、说经、居家、政事、校籍、文章、杂余、释典等八大类，其中不乏大量珍贵文献资料。
杨希闵十分爱好和擅长诗词创作，撰有《遐憩山房诗》、《痛钦词》、《过存草》、《覆音瓦草》、《诗榷》、《绝句诗选》、《四书改错平》等。此外，他对医学也有一定研究，著有《伤寒论百十三方解答》、《金匮百七十五方解答》、《盱客医谈》等。还有《四书改错平》14卷、《水经注汇校》40卷、附录2卷、《读书举要》2卷遗世。
吴宏是抚州金溪人，后移居在建宁。他自幼好绘画，在毕生的创作实践中能够独辟蹊径，在画坛自成一派。顺治十年，1653年他曾渡横黄河，畅游雪苑，归来后笔墨一变，风格变的纵横放逸，苍茫空远。他的画作大多取材于自然景物及仰慕的桃花源仙境，构图疏密相间，气势雄阔。其与龚贤、高岑、樊圻、邹喆、叶欣、胡慥、谢荪合称为“金陵八家”，在八家中画风最为粗放，浑融无际，任凭想象，景色细致苍郁，充满了生活气息。偶作竹石，亦有水墨淋漓之致。周亮工赠诗云：“幕外青霞自卷舒，依君只似住村虚，枯桐已碎犹为客，妙画通神独亦予”。
他留下的传世作品有康熙五年所作得《山水》册页、《江山行旅图》卷轴，现均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他于1672年所作的《松溪草堂图》立轴、《竹石图》立轴，现今被收藏在南京博物院中；《山村樵牧图》立轴，藏在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揭暄是抚州市广昌县旴江镇后塘村人，我国明末清初时期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天文学家、哲学家和数学家。他一生最大的贡献是费尽心血撰写了著名的军事著作《揭子兵法》、《揭子战书》和《兵法纪略》，科学名著《璇玑遗述》（又名《写天新语》）和人性论著《性书》。2013年是揭暄400周年诞辰。
他少年时便身负奇才，喜论兵，且慷慨自任，独闭门户精思，得其要妙，著为《兵经》《战书》，皆亘古所未有。学使吴炳见之，惊曰：“此异人异书也。”
明末，揭暄发愤举义，与抚州揭重熙、同邑何三省、骆而翔，先后并起，父子义声，奕奕震动江闽间。闽汀失，遂身居林薮，箨冠野服，幽抑以终。
揭暄的军事名著有《揭子兵法》和《揭子战书》，其中《揭子兵经》分“智”、“法”、“术”三卷，亦称《兵经百篇》《兵镜百篇》《兵法百言》《兵经百言》《兵经百字》《兵略》《兵法圆机》《揭子兵书》等，是清代的一部重要兵书，与《孙子兵法》一同被视为“兵书”之瑰宝，是我国历史进程中较为完整的一部兵法奇书。书中共有100个智慧谋略，体现了揭子博大的军事思想、哲学思想、和谐思想。该书博大精深，具有很高的军事价值、哲学价值和科学价值，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发展了的孙子兵法。
《揭子兵法》很好地体现了揭暄的战争观，他在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基础之上发展和丰富了其内涵，他主张“于无争止争，以不战弭战，当未然而寝消之”的战争观，“无功之功乃为至功”的战争思想。此外，他还在治军方面采取以将制将，重视军队团结的办法，提出了“胜天下者用天下”的观点，认为不管是本国，还是邻国、敌国，凡是可用之材，都要充分利用起来，要重视和爱护士兵，并对爱护士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在书中特别强调粮饷在战争中的作用。《揭子兵法》在军事哲学方面也具有明显的进步，揭暄能够自觉地利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来解释古代的天文术数，就充分说明他对辩证唯物主义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所以，他才反对观天意，主张观天象而用兵，对通过观察自然界的现象来推测人、军队和国家的气数命运持否定态度，它认为战争胜负与术数无关，是人的因数决定所谓的“气数”，而非“气数”来决定人的命运。所以，《揭子兵法》是反对以占卜的结果决定军事行动。
《璇玑遗述》是他耗费50年精力于康熙二十八年，1684年完成的一部天文力作，该书共十卷，不仅阐发了他在天文学方面的惊人创见，还体现了渊博的数学知识。其代表性的著述还有：《揭子性书》《揭子昊书》《揭子二怀篇》《揭子道书》《揭子射书》《帝王纪年》《揭方问答》《周易得天解》《星图》《星书》、《火书》、《舆地》、《水注》等，涉及天文、地理、历史、哲学、数学各个领域。而《揭子兵法》则是一部理论性较强的兵书，它不仅继承了古代的优秀军事思想，还结合了明末清初的军事实践，用当时较为通俗的语言来进行了阐述，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因此，它被称为是对中国古典兵学的继承和发展，有人说“读完《兵经百篇》，中国其他的古代兵书就不用再读了。”这部兵书涵盖了古典兵学的内容，注入了当时最进步的思想。
一路逶迤道来，我们不难看出清代抚河两岸的文化艺术兴盛与繁荣局面，应该一点也不输与文化全盛时期的唐、宋两个朝代。在抚州的这块红壤沃土之上，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以思想家、文学家、考据家：李绂、黄爵滋、谢文洊、蔡上翔、王谟、王聘珍、纪大奎、曾燠、乐钧、吴嵩梁、陈用光、陈孚恩、杨希闵、吴宏，军事家揭暄等人在历史进程中展示出来的卓越、非凡成就，再次向后世的人们证明了素以“才子之乡”著称的抚州，为鄱阳湖地域文化及其地域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它在中国历史文化的进程中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