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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说过了广信，我们再来谈谈元代的抚州这个地方。在大元时期，从抚州这个才子之乡走来了以“草庐学派”，崇仁的吴澄、虞集为代表人物的，以金溪的危素、临川的朱思本、饶介，南丰的刘埙、危亦林以及南城的程钜夫等人组合而成的文化及文学阵营。
“草庐学派”是元代的一个学术派别。周所周知，在我国的元朝时期出了两个文化大儒，他们一个是北方的许衡，另一个就是南方的吴澄。而我们今天提到的“草庐学派”，它的倡导者就是这个崇仁的吴澄先生。
许衡对于汉蒙文化的交流，程朱理学的传播以及朱陆的合流都有较大影响。他与姚枢、窦默等人讲程朱理学时，“慨然以道为己任”。对程朱理学的研究有其独到之处，他提出了“命”、“义”之说。由于许衡精研程朱理学而不拘泥旧法，便在程朱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他那著名的“治生论”。他说：“言为学者，治生最为要务”。元代有人赞扬他说，“继往圣，开来学，功不在文公下。”
而崇仁的吴澄，便是在当时与许衡二分天下的元代大儒。当时号称“北有许衡，南有吴澄”。许衡主要是承传程、朱之学，而吴澄则主要是折衷朱、陆之学。但从其论学的实际来看，吴澄是元代“和会朱陆”的突出人物。对于朱、陆之学，他既看到了其相同的一面，也看到了其不同的一面，他企图解决朱、陆之间的两派矛盾，进而和会朱、陆。在理学上，吴澄确实谈了不少朱学的内容；但对于朱、陆的分歧，他又基本否定了朱熹的“道问学”论，而接受了陆学的本心论，提倡读书问学当以陆象山的“尊德性”为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朱熹哲学方法与体系的矛盾。因此，草庐学说是折衷朱、陆两家的产物。
吴澄经常在乡居筑草庐数间，并在其中讲学，因此，世人称其为“草庐先生”。吴澄的学说是以折衷朱、陆的学说为特点，在哲学上主理气结合说。他认为“理者，非别有一物在气中，只是为气之主宰者即是。无理外之气，亦无气外之理。人得天地之气而成形，有此气即有此理，所有之理谓之性。此理在天地，则元亨利贞是也。其在人而为性，则仁义礼智是也。性即天理，岂有不善”。然天理与性虽相通，但“人之生也，受气有或清或浊之不同，成质有或美或恶之不同”，故需学习、修养，以“变化其不清不美之气质，则天地之性，浑然全备”，“即当用功以知其性，以养其性”。
故其“先反之吾心”，非空守其心，而是主敬以修养之。“主于敬，则心常虚，虚则物不入也。主于敬，则心常实，实则我不出也”。其后求之经书，亦“非徒诵习文句而已;必敦谨其行而有实践，非徒出入口耳而已”，须“就身上实学”。指出朱、陆二学虽门径不同，但在维护封建道德方面则是一致的，“三纲二纪，人之大伦也”；“朱、陆二师之为教，一也”。他的主要弟子有元明善、虞集等人。
吴澄终生治经，孜孜不倦，从年轻时校订“五经”起，到中年又“采拾群言”，“以己意论断”，再“条加记叙”，并努力探索朱熹研究五经的“未尽之意”，直至晚年方才修成《五经纂言》。除了《诗纂言》之外，其它的如《易纂言》《书纂言》《礼记纂言》《春秋纂言》四种以及《易纂言外翼》《仪礼逸经传》《孝经定本》《道德真经注》等书，均为《四库全书》所著录。黄宗羲在《宋元学案·草庐学案》中评赞吴澄说：“朱子门人多习成说，深通经术者甚少。草庐《五经纂言》，有功经术，接武建阳，非北溪诸人可及也。”
的确如此，吴澄撰修《五经纂言》，在编次整理经文的同时，还特别对其内容从义理方面加以疏解，深入探讨其微言大义，发明张大朱熹之说。他摆脱了汉唐以来，局限于对文字训诂的治经方法，在五经的研究上完成了由汉、唐的典制训诂转入宋元的义理疏注这一发展过程。毋庸置疑，这的确是“朱子门人所不及”的经学成就。即使在元代，研究五经者虽然不乏其人，但唯有吴澄的成就最为显著。
下面，便分别从吴澄的道统论、天道观、心性说三个主要方面，来对他的理学思想进行简要的概述与分析。
道统论是儒家的道统说，始于唐代的古文家韩愈。韩愈为了辟佛反老，特地提出了儒家圣人传道的道统。他的此说一倡，遂为后世儒家所祖述，道统也就成了儒学名流自谓得孔门心传、以抬高自己身价的工具。程颐、朱熹、陆九渊等人就是如此，吴澄则更有甚之。他19岁作《道统图》，便慨然以接武朱熹继承道统自任。对于道统，吴澄曾有这样的论述：道之大原出于天，神圣继之。尧舜而上，道之元也;尧舜而下，其亨也;诛泅邹鲁，其利也;镰洛关闽，其贞也。分而言之，上古则羲皇其元，尧舜其亨，禹汤其利，文武周公其贞乎!中古之统，仲尼其元，颜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贞呼!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未之有也，然则可以终无所归哉?
从以上的这段文字中，就充分地体现了吴澄道统论的几个主要观点：其一，以天为道统之原。韩愈的道统始于尧舜，而吴澄则借用董仲舒“道之大原出于天”之说，视天为道统之原，尧舜继之。这显然反映了宋代以来儒家的宇宙本体观念。其二，高度重视宋代理学。吴澄根据《周易》的元、亨、利、贞排列，把道统的发展过程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历史阶段，每个历史阶段又分为元、亨、利、贞四个小段，并且，他还特别把两宋的理学排在儒学发展的“近古”阶段，亦即是其中的最后阶段，处于“贞”之终结时期的最高位置，这就表明了吴澄对于两宋理学的极端重视态度。其三，他自我标榜是朱子的传人。吴澄在《道统图》中，将近古理学阶段从周敦颐发展到朱熹，按序排列为元、亨、利，而处于终结的“贞”却有意留下了一个空缺。显然，在这里吴澄的本心是想以“贞”为自任，从而跻身于宋儒诸子之列，成为朱熹之后道统的继承人。
天道观是探讨太极、理、气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的理学基本内容。吴澄的天道思想，主要包括自然观、太极与理气论。关于天、地、日、月和人、物的形成，吴澄认为皆本于“一气”之论。他曾经说过：“天地之初，混沌洪蒙，清浊未判，莽莽荡荡，但一气尔。及其久也，其运转于外者，渐渐轻清，其凝聚于中者，渐渐重浊;轻清者积气成象而为天，重浊者积块成形而为地。天之成象者日月星辰也，地之成形者水火土石也。天包地外，旋绕不停，则地处天内，安静不动。天之旋绕，其气急劲，故地浮载其中，不陷不堕，歧伯所谓大气举之是也。天形正国如虚球，地隔其中，人物生于地上。地形正方如搏骰，日月星辰旋绕其外，自左而上，自上而右，自右而下，自下复左。吴澄的所谓“气”是具有实体性的，是形成天地人物的基本质料，他的这种认识，在那一时期里应当说具有一定的唯物论因素的。
然而，吴澄却又并未把“气”作为宇宙的本原，而只是提出将宇宙的本原，分别置于“理”和“太极”的范畴。对于气与理的关系，他认为:“自未有天地之前至既有天地之后，只是阴阳二气而已。本只是一气，分而言之则曰阴阳，又就阴阳中细分之，则为五行，五行即二气，二气即一气。气之所以能如此者何也?以理为之主宰也。理者非别有一物在气中，只是为气之主宰者即是，无理外之气，亦无气外之理。”吴澄认定理是气的主宰者，但它又寓于气中，理气是不可分割的。
对于“理”和“太极”的关系，吴澄则视理为太极的精神本体。在他看来，天地生灭，人销物尽的变化反复，统统是由于“太极为之”。太极之所以能起到主宰宇宙的作用，是由于它本身包含的动静之理，能随“气机”之动静而动静。但太极本身又是“冲漠无朕，声息泯然”的，是“无增无减，无分无合”的。由此又可见，吴澄是把太极作为宇宙的本原，而太极本身却是一个寂然不动的绝对体，他的这种宇宙观又无疑是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
再进一步来看，吴澄还把太极等同于天、帝、神、命、性、德、仁等范畴。按照他的解释，太极就其“全体自然”而言叫做天，就其“主宰造化”而言叫做帝，就其“妙用不测”而言叫做神，就其“赋与万物”而言叫做命，再就是“物受以生”而言叫做性，得此性便叫做德，就其“具于心”而言叫做仁。如此一来，吴澄的所谓"太极"，不仅是宇宙的本体，是普照天地的万能神，而且它还具有道德的属性，是人生最高的理想和极则，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天理。
心性说，是讲人应该如何认识天理，并做到与之合一，这是理学家们研究的重要课题。朱熹的观点是持之以格物，格物而致知。陆九渊的观点是持之以本心的“发乎心”之论。而吴澄的观点则是“和会朱陆”两个人的观点，他认为对于事物的认知，应该在“发乎心”的同时加以“格物”和“致知”来得出自己的观点，从而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心性说。
吴澄平生著作有《吴文正集》100卷、《易纂言》10卷、《礼记纂言》36卷、《易纂言外翼》8卷、《书纂言》4卷、《仪礼逸经传》2卷、《春秋纂言》12卷、《孝经定本》1卷、《道德真经注》4卷《冲虚真经解》等并行于世。
虞集祖籍成都仁寿，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南宋丞相虞允文的五世孙，其父虞汲曾任黄冈尉，宋亡后，他随父迁居江西崇仁二都，即今天的石庄乡定居。
虞集自幼聪颖，3岁即知读书，4岁时由母杨氏口授《论语》《孟子》《左传》及欧阳修、苏轼等名家的文章，听完即能成诵。9岁时已通晓儒家经典之大旨。14岁时师从著名理学家吴澄，对儒学的世界观有了进一步认识。元朝统一全国后，虞集先在江西南行台中丞董士选府中教书。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被荐入京为大都路儒学教授。不久，为国子监助教。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元仁宗即位，虞集转任太常博士、集贤院修撰。其时，他曾经上疏论学校的教育问题，其间多有真知灼见，为元仁宗所赏识。延佑六年，公元1319年，又改为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集贤修撰。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升为国子司业，后改秘书少监。
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他与王约一同随泰定帝去上都，用蒙语和汉语讲解经书，上都大臣为其博古通今的学识所折服。泰定帝升任他为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他建议京东沿海土地应让民开垦，筑堤以防潮水涌入。这既可逐年增加税收，又使数万民众得以在京师周围聚集，增强保卫京师的力量。这些主张虽未被采纳，但后来海口设立万户之计，就是采用其说。文宗在登位之前，就对虞集有所了解，登基后，即命其为奎章阁侍书学士。文宗有旨采辑本朝典章制度，仿效"唐、宋会要"，编修《经世大典》，命虞集与平章事赵世延同任总裁。后赵世延离任，由虞集独专其责。虞集呕心沥血，批阅两载，于至顺二年(1331年)全书编纂而成，共计880卷，是研究元朝历史的重要资料。书成后，文宗命他为翰林侍讲学士、通奉大夫，他以眼疾为由乞外任，未被允许。直到文宗及幼君宁宗相继去世，才得以告病回归崇仁。
至正八年五月二十三，也就是公元1348年6月20日，虞集病逝于家。朝廷敕封他为江西行省参知政事，仁寿郡公，谥号"文靖"。
虞集学识渊博，精于理学，能够究极本源，研精探微，为元代"儒林四杰"之一。他认为道德教化是国家治本的大事，选用人才必须为大众所敬服。主张理学应贯穿于雅俗之中，是元代中期文坛的盟主，诗文俱称大家。他的文章大多宣扬儒家传统，倡导理学，歌颂元室。他的诗歌风格典雅精切，格律谨严，深沉含蓄，纵横无碍，于精切典雅中见沉雄老练，体裁多样，擅长写作七古和七律的诗歌，与杨载、范梈、揭奚斯齐名，人称"虞、杨、范、揭"，为"元诗四大家"之一。朝廷宏文高册，大多出自其手。他的诗作中，有不少作品涉及到抚州的故土山水风土人情。
虞集一生著有《道园学古录》《道园类稿》各50卷，《虞文靖公诗集》，又名《虞伯生诗》遗世。
